重温《母亲》一文

母亲就是那颗为我亮着的星

读到邵明兄《灰色年代》中的《母亲》章节，我为之动容，被“苍天好生”的悲悯，被做母亲“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被“无以复加”的母爱所深深感染。

好友：惠民兄

绅士之家的大家闺秀

母亲出生在泰州的绅士之家，与外婆相依为命。因外公有了如夫人，与外婆分了家产，外婆凭着不多的家产，供母亲上完了原泰县县立师范传习所，现为泰州中学。母亲既是出生在绅士之家，却从小得不到父爱，对外公不顾家的做法极为不满，对当时的社会也无法认同。

邵氏宗谱收入了作者外婆享年97岁高寿的传记。

为了照顾外婆，完成学业后，母亲就担负起赡养外婆的责任，放弃了进一步求学深造的机会。泰州这个小池，留不住我母亲三位哥哥的心。

我母亲最引以为荣的大哥，离家后到延安读的抗大（1949年前，中共办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加入民主联盟，中共的外围组织织，算是革命人士，跟我们也谈了最多。与小哥感情最深（听我三舅说的），因小哥和妈妈（我的外婆）去了台湾，母亲在文革结束前没有和我们提起过此事，几十年的思念埋在心里。我母亲为此付出最多的是二哥，她二哥“五七”年被抓入狱后，舅母离婚，一家四个孩子全有我母亲托管，文革中还受牵连。从我母亲对她大哥的敬仰中，我认为她是向往延安的。

母亲的大姐最苦，嫁了个地主家庭的男人，吸大烟把家产全吸光了，她姐顶着地主婆的帽子回了娘家。守着娘家的二间祖产，靠做裁缝维持生活，不幸又得了痨病，全靠我母亲接济维持生计。

一场政治运动打破了母亲的安宁生活

抗战后期，我父亲作为记者到泰州，与在洋行里工作的我母亲邂逅。我父亲一表人才，出生江南富家子弟；我母亲也算“五、四”青年，泰州名校生，工作也不错，也算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在泰州喜结良缘，在上海安家落户。在泰州的几年里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而后随着社会的动荡，我母亲的生活也不安宁起来。

我母亲一家带着外婆来到了上海，小日子应该说过的还不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政治运动把我母亲安宁生活彻底打破。

回上海后我父亲利用在国民政府报馆工作的便利，背着母亲办了一张国民党外围组织革新社（文革中定性为特务组织）的派司，可以多领一份补贴。其实，当时我母亲根本就不缺钱，我母亲在小学校任教，民国时期学校老师收入，相当于现在的白领，父亲做记者，收入在当时也算中产了。然而为了这张我母亲不知情的派司，母亲被划入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改造的对象，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政治前途没有了，并成为历次政治运动额“运动员”。

对于一个向往延安，向往新生活的知识女性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她认为这是父亲对她的政治迫害。搞一场政治运动洗一次脑，就会加深母亲对父亲的负面想法，逐步走向婚姻的破裂。当然这里也有些其它因素：如父亲纨绔子弟的作风，失去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不会做家务还烟酒不离等。再加上两位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生活的不适应，无所适从，家庭悲剧就此发生了。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那年我母亲才刚到不惑之年。

看着我这个早产儿，母亲全是悔恨和担忧

生活上的压力尚能承受，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彻底将她击垮。从文革被打成国民党特务隔离审查，到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入狱，一直到含冤而故。她的生活艰辛向谁诉说；她的冤屈向谁倾诉；她心中的痛又有谁知道？我们还小，怕我们无法忍受，在单位被看成异类又无人能交流，亲朋好友都各自难保，母亲在无形中被剥夺了生存空间后，她将走向何方？

我与大姐相差九岁，与小姐姐相差六岁。我母亲说：怀上我时她已感到山雨欲来，世世难测，所以决定不要我了；为此，她吃了许多打胎药，甚至还吃了含毒的砒霜，我母亲的性格可见一般。母亲还说：我生下来1.5公斤都不到，早产儿放在产科保育箱里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她真是度日如年。我出生后母亲给我取名“天平”（原名“戴天平”，后改母姓，姓“邵”，名“明”），可知我母亲多么希望这个社会能对她公平一点。我母亲看着我这个早产的儿子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是悔恨和担忧：她恨不该吃那么多打胎药，更不该吃有毒的砒霜；她担忧我脑残，担忧我长不大，担忧我——有可能是我母亲失去了太多，上帝发了慈悲恩赐给她一个儿子。母亲对儿子的爱无已复加，家里请了两位奶妈一位佣人。我父母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是对于这个弱小的生命更加呵护。从我记事起，就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从未离开过母亲，母亲的一生我怎能忘怀；说我有恋母情结也好，缺少父爱也罢。

我从小体弱多病，小时候市二医院小儿科急诊室打针额高鼻头混血儿护士，我仍然记忆犹新。我打针从来不哭，有男子汉的味道，人家夸几句我还会装笑，有英雄主义情结。

作者撰写《灰色年代》书稿，中学班主任老师潘兰根欣然题写书法：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过去医疗条件没有现在好，除了青霉素、链霉素，就只能吃四环素（我四环素牙就是这样形成的）和MSZ.CO（复方黄胺药）。退热只有安乃近、阿斯匹林，再加物理降温。我患有慢性扁桃腺炎，白天过度顽皮吃力，一到晚上就急性发作高热，不管昼夜和刮风下雨，母亲总是风雨无阻的紧紧抱着我跑到市二医院小儿科急诊。整夜整夜的为我换冷毛巾敷额头，做物理降温，白天还要上班教书，我就是这样在母亲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的。

母亲解读祖上那张画：求人不如求己

我母亲常跟我说：她祖上有张画，一个人自己跪在自己面前，画上的人是谁我已记不清了，意思就是求人不如求自己。这句话我受用了一辈子，也反映了我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母亲，为了不伤害我们她把苦全埋在自家心里。

在文革中，为了不让母亲受辱，每天早晨我替受“监督劳动”的母亲打扫弄堂。处处在暗中作好保护母亲的准备，那年我还是个小学生。文革目的并不是搞我母亲这类平民百姓，只是利用阶级斗争激起民粹，从而达到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我母亲只是这场运动无数受害者的一员。

文革也没放过我这个小学生，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我被扇过耳光，扔过石子；我不大敢上街，更不敢上学，现在知道这是一种精神障碍，是心灵受到伤害所造成的。现在，我对伤痕文学情有独钟，阅读时，每每会情不自禁的眼含泪水。

作者邵明的父母。

我父亲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只是他在工厂里所受的打击要远好于我母亲。我父亲骨子里还是保留着老上海少爷的派头，只是“行头”适应了当时的环境。头丝清爽，上身暖色咔叽中山装，深色额细咔叽裤子能看出叠过两条筋额痕迹，穿一双翻毛麂皮工作皮鞋或者黑布松紧鞋，松紧鞋白额滚边汰了刷白，一个标准额上海“老克勒”。

父亲工作后，就从亲戚家搬到了厂里职工宿舍。我每月会到父亲那里去拿点零用钱，但从来不让我母亲知道怕伤害到她；就这样，我迪个“文革产”额朋友，在中学时就学会了说谎。父亲自己也感到亏欠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他多次表示过悔恨。

文革结束了，我们子女都踏上工作岗位，生活条件明显好转；然而我们有能力孝敬母亲时，母亲却含冤离我们而去。史铁生说：“地上如果一个人离世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它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我常在夜晚仰望星空，凝视那颗亮着的星——母亲就是那颗为我亮着的星。

选自《灰色年代》作者：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