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烟标

             苗一

小的时候无书可读，语文课本第一到三十一的短文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样板戏的唱段也大都背的下。孩子们在一块，能干些的脚站在破砖烂瓦上权当戏台开始表演。我那时懦弱，在孩子们中间处于劣势，这种机会很少能轮到自己，多半是看客，但心有不甘，便在心里默唱，表示也在参与，绝非普通观众而已。

后来开始玩烟标，就是纸烟盒子。烟标一词是十年以前我才听过的词汇。在嘉峪关有位同事搜集烟标。那人身材高大魁梧，大鼻子大眼睛大脸盘且五官棱角分明，简直就是秦兵马俑武士的三维打印模板。他在敦煌市做过局长，又到嘉峪关做副职，又说是因为敦煌盖办公楼严重超标受到追责，改作副调研员。我回省局时又改成副局长。家在酒泉，要照顾年已八十且多病的父亲，每天往返四十公里的路程上下班，着实不易，不久，便提出申请，退休。

同村孩子有叫黑子的比我大些，身强力壮，且兄弟较多，便有势力，孩子们都惧他。我身不由己变成了跟班，他似乎也乐意有个贴身使唤，而我也得了保护少受些闲欺。我们大概积攒了600个烟标，其中的多数是黑子的且都是叠过的三角，用于输赢的游戏。象《秦川》定价是20万，《羊群》是1万，《黄金叶》则定价800万。诸如《牡丹》、《群英》、《上海》则是稀有品种。试想，有多少个烟标相加才能敌过一个《黄金叶》？当然，传说中的《彩蝶》更为神奇，当时好像谁也没有见过。木匠的孙子自称他爷爷给了他一个，但始终不拿出来叫人看，他便赢得了孩子们普遍的尊敬，直到永远。

在我们积攒的烟标里，不乏被人开过屁股底里留有臭味的污渍之类，但黑子舍不得扔掉。我是人家的管家，无权决定这些财产的弃留。那些烟标在当时，就是我整个的精神支柱，就像大土豪满怀的拥着数不清的股票与美元。

真的，多少次我都是拿着心爱的烟标入梦。

也许是我太过痴迷，耽误学习耽误劳动，600支烟标被母亲偷偷罚没处理掉了，再没有踪影。我爬过屋檐阁楼，我翻过一人高的青纱帐般的苎麻遮蔽的阴森恐怖的先人墓地。。。。。。   凡是有可能藏匿的地方我都找遍了。

那时父亲已病入膏肓，全家的重担都落在母亲身上。我整天沉浸在虚拟的财富王国里不能自拔。黑子是个正直宽容的大哥，尽管他口头上一再提出要我限期找回，或是赔偿，但始终没象黑社会追债那样断我手脚逼我性命。当然，那笔账我是永远还不清的。按当时的估值大概相当于现在几十个亿的人民币吧。

我的柱子倒了，但生活依旧。床头上贴的报纸叫我翻来覆去的看过，“坦桑尼亚人民得解放，mzx的恩情永不忘。”“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jp鸟飞到机场迎”。

尽管我们穷，但我们朋友多，看谁敢惹。

看过《草原英雄小姐妹》叫我浮想联翩，我有机会去草原吗？我放牧的生产队黄牛能到草原上吃草该有多好。哪像在铁路边上叫人提心吊胆的，一不小心，火车可能碾压断掉牛腿。那个账肯定要真陪，而不像黑子的烟标不了了之。

我读过的第一本书已记不得名字了，是写抗战时期一个女教师被逼无奈而出卖肉体。《把红旗插上大门岛》是高阳的姐姐高翠花看过的，写解放军，椰子树。文学真是个好东西，有些场景耐人寻味，有些人物叫人爱恨。在虚拟的世界里叫人游逛，打发暗淡时光。而我，在逐渐失去的乐园中找到新的所在。

姑姑是城里人，美丽善良，腰板笔挺，活到95岁无疾而终。表姐也是城里人，大学毕业在城里教书。表姐遗传了父母的基因，天生丽质，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挺拔的鼻梁和同样挺拔的腰身非常漂亮。更厉害的是她的眼睛，双眼皮，丹凤眼，黑黑的眼珠闪烁着秋水般的灵动。这一点就超过了姑姑。我有个同学上高中，去了表姐的学校，他说表姐是学校的一枝花，人送外号叫“凤凰”，我想表姐不仅是他们学校的凤凰，肯定是梁州城里最美的凤凰。

在我小时候，姑姑常带孩子们到乡下我们的家里玩。表姐们骑着崭新的轻便自行车，其中就有当时最好的“凤凰”牌的。一溜新车往农村的院坝里一停，不只是我高兴，我羡慕，恐怕全村子的人都在羡慕。

父亲会做最好的饭菜招待他的姐姐和外甥们。他会拿出我们家全年最好的收成在亲戚面前夸耀。孩子们要到房前的小树林里荡秋千，高高的香椿树上是父亲早已用井绳绑缚的秋千，很结实，不光孩子，连大人都可以荡漾。

在我上高中的假期，表姐从学校图书馆借给我《斯巴达克斯》和《罪与罚》，这是我阅读文学作品的开始，我如饥似渴享受文学的奇妙盛宴。   

从上初中开始，我克制自己不看闲书，不到附近工厂看野电影，一心集中到功课上。生存要放到首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我已沉迷于数学题的演算，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帮了大忙。我从数学题的推演中尝到智力游戏的甜头，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当时老作家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激励了多少年轻人的梦想。真的，我幻想着自己也能像陈景润那样沉浸在数学的王国里，看电影和其它的任何游戏娱乐似乎都不能跟演算数学题相比，我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1980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我长出了一口气，饭碗子有了，我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书。早晨，我捧着图格耶夫的《猎人笔记》在低洼的操场上大声朗读，晚上在教室晚自习上阅读莎士比亚历史戏剧，一如饥渴地吮吸精神之甘露。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敲击着我颤抖的心。

那时，我做了很多笔记，我侧重于抄写大段的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泼墨般地风景描写。用的依然是陈师傅送我的废弃的合同用纸，纸张很白而且厚实，用合同纸的背面做笔记是再好不过的。

陈师傅是我初中班主任老师的丈夫，也许是被我贫寒而又求知好学所感动。陈师傅在梁州城北20公里的石门水库上班。夏天我跟他到水库的东干渠涵洞口的值班室玩过，坐着他的时髦的嘉陵摩托车到栈道口的半山腰上，有一个两间砖瓦房的小院子，里面有两颗碗口粗的丁香树，还有一颗类似枇杷树的阔叶树木。从院子里往下望，一条小道曲曲折折通到江边的马路上。半山坡上，有许多低矮的泥土小屋，大概住着镇上的贫穷居民。近处的房子里，透过昏暗的电灯光依稀可辨穿着白色汗衣的中年妇女的身影。

褒河大坝上的水声轰鸣，巨大的瀑布在晚霞里熠熠生辉，很是壮丽。涵洞的口上装着钢筋的栅栏，大概是预防着树木杂物涌进山洞堵塞水道。当时，我的确不知道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汉魏摩崖十三品的所在地，一张《石门颂》的拓片便要卖到几万元。

20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