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
吴伟是一名教师，我认识他时才7岁。上一年级，只有两门功课，语文和数学。语文是郭百姓教的。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和我同村同社。我那时家还住窑洞，没有搬到塬上去。郭百姓先前在光辉村教书，后来调到我们东郭小学。据我推测，有点落叶归根的意思，理由如下：光辉村在乡那头，还很远，我们在这头，也不近。他在光辉村教学，学校分他一间房子，吃住都在那边，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暂住，当然是骑着自行车。那时候，除了两条腿，只剩下这种交通工具了。单趟三十几里路，还坎坷不平，旦逢下雨大雪，那才叫一个苦不堪言。
小学传统，语文老师当班主任。大约是为了跟自习——数学重在理解和练习，不需要朗读、记诵的。郭百姓，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那么，每学期评选“三好学生”，则是由班主任主持了。全班四五十人，能评选的最多不超过三人。首重成绩，再重品德。成绩，一目了然，卷面上摆着呢，老师心里有数；品德，小学生那还讲什么“德高望重”“德隆望尊”呀，不调皮捣蛋就成。一言以蔽之，听老师话。有一次，黑板上写着四个名字，我第三。最终我被pass掉了，第四上位了，他也是我同村同社的。理由应该是我的“德”出了问题，not enough good。当然，别人拿的奖。我很失落，也很郁闷，后来把这个事讲给我父亲。我父亲听了后，不假思索，故作神秘又胸有成竹地说：“你哪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他和他有亲戚关系。虽很远，但也不是八竿子打不着。水深着哩。”我没像鲁迅先生因阿长能买回他心心念念的《山海经》而对她生出新的敬意，但父亲的话，我那时竟然轻而易举地信了，并仔细琢磨后，觉得深有道理。父亲于我，总是值得信任的。但这回事，想来是差不离的。二十二年弹指间过去了，郭百姓早已退休了，回归农田，含饴弄孙，一老农耳。另一位当事人，怕是不记得了。如今社会纷纷扰扰，当代青年人生活压力骤然加剧。身处滚滚红尘的他们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忙碌着，奔波着，打拼着，厮杀着，美其名曰“奋斗”。苏子瞻在《记承天寺夜游》文末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如今我用李太白的“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作为回答。
看过我文字的人肯定会觉得我对于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偏见，只说老师的坏话而不念老师的好处，难道你忘了你的知识是谁传授给你的？谁给了你难忘的童年与少年？众位看官，我既不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而觉得寿吾镜和藤野先生就是老师中的楷模，也不是学了韩退之的《师说》而非要认为“师者，所以授业传道解惑也”就是天地定理，生拉乱套，以旧乱新。非也，非也。我同村同社有两位人民教师，都位极人臣，快要做到校长那个级别了。在学校教书育人怎么样，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要说到退休后霸占别人财产，因为田地界限和集体劳动以及鸡毛蒜皮的小事和邻里吵架、骂街甚至大打出手，那真是见多不鲜了。而且因为读了书，有知识，骂起人来那是头头是道，并且不讲下限，祖宗十八代怎么狠怎么毒，怎么揭人的短儿，怎么传人的非，他怎么来。脸红脖子粗，唾沫横飞，口水四溅，眼珠瞪圆，仿佛斗红眼了的公鸡。那土话脏字听得我面红耳赤，瞠目结舌，彻底刷新了我的世界观。集体劳动时，动动嘴皮子，出工不出力，溜奸耍滑，拈轻怕重。每每遇上国家好政策，跑得比谁都急，请客送礼，拍马溜须，抢占好处，强占别人的份额，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无中生有，恶意中伤，信口雌黄，血口喷人，手段那是应有尽有，层出不群。一旦让他得了势儿，占了理儿，那别人就没得活——说，口才不如人家，胜过杨二嫂三分；打，全家齐上，拖家带口，牙尖嘴利，撕头发抓脸皮，躺地上打滚，要死要活的，堪比泼妇。人民教师，嘿，那是过去的叫法。在我眼中，教师没有那层神圣光环的，只是一种职业而已。借用《全职高手》里的话“你们玩战术的心都脏！”学了知识，长了见识，不思进取，自甘堕落，这是常有的事儿，不足为奇。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下面我们说数学老师吴伟。吴伟那时候刚毕业，就被直接分到我们东郭小学，担任我们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如果说我人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感到心都从嗓子眼里快要跳出来了有个开头的话，那么面对我的数学老师吴伟，就是那个开端。二十二年过去了，我仍然还记得心中的惊惧，手心里的汗，额头的鬓角的甚至后脑勺头发里渗出的汗，后心的前胸的双腿的脚心的汗。我仿佛不能呼吸，吸一口气，前胸贴着后背，都是凉嗖嗖的。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神魔，就是主宰，就是土匪，就是恶棍，就是疯子。为嘛？背诵乘法口诀表。为了背这个东西，我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一铅笔盒都快翻烂了。打开铅笔盒，盒盖里面印着九九乘法口诀表。那时候吴伟要求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能背。一个下午，他把所有人都叫出去，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背诵。他在一年里教室侧墙那里，放一板凳，正襟危坐，右手里拿一细竹棍儿，左手轻轻地抚摸。我们一个个过去，到他眼前背诵。背过了，过关，回教室。没有过，免不了一通毒打，就在我们小伙伴的眼前，看得那叫一个心惊胆战。所幸，我通过了，虽然我知道距离完美还有距离。前面确实有人流利地一字不差、口齿清晰地不带停留地通过了。回到教室，我们看看彼此，劫后余生。
他还有一种法子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站雪窝子。那时候，全球变暖还未初见端倪。落到陇东高原上的雪有几尺厚。我们上早自习，吴伟来了，检查作业。冬天呐，即使在家里手脚都冻得慌，加上又贪玩，或者忘记了，总有那么几个人被揪出来。教室前边是一块大场地，在前边就是围墙，不管那时是否下雪，以墙基为准，三步一人，全都面朝砖墙，或背书，或复习，这叫“面壁思过”。雪有几尺厚，门前路上的还没扫，同学们就站在雪窝子里。北风肆虐，寒意凛然。耳朵冻得通红通红的，风干而烈，有些人的耳尖和耳廓周边，都裂开了。大家把脖子藏得深深的，低着头，用手指头在里头衬着衣角捏着书，可能是在学习，也可能是在睡觉。脚是不能动的，越动越冷，那冷风调皮的孩子一样，就往你裤腿里钻。脚都木了，麻了，但是没有人晕倒。那时候条件苦，环境恶劣，但人不矫情，有韧性，没见一个人因为天黑路远、天寒地冻就不来上学的。老师的惩戒，现在看来就叫体罚，就是教学事故，但彼时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没有反抗，只有忍受——是的，我们都是小白鼠。老师只管惩罚，不管效果的。“教不严，师之惰”，只要严厉了，这帮小屁孩肯定会上进，长记性了嘛。我前面也说过，老师们都是护老面子的，谁也不肯为几个学生得罪同行，你给我面子，那我也给你面子，毕竟教育教学工作是需要大家相互扶持的嘛。
二年级，吴伟还是带我们数学课。这时候就多了加减乘除，简便算法，四则混合运算，简单的应用题。这年的特点是留饭。我前边讲过，那时候早上放学跟着农村人饭点走。早上先早操、早自习，两节课，就放学，回家吃中午饭。对于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昨天交上去的作业有错别题的学生，一律留饭，就是不让回家吃饭。说起来也怪，那时抄作业的人没有。学习差的，宁愿交上去的作业本被打上大大的叉号，然后被老师当众狂批，或者用作业本抽耳光，然后留饭，也不抄作业的。那时候作业本子上，确实能反映出一个学生对于昨天知识的掌握情况，可以说是“晴雨表”。但我上了初中，来自各个村的莘莘学子齐聚一堂，还有乡镇上干部的子弟，抄作业行为虽说不是蔚然成风，但也屡见不鲜。
那时候，留饭我也算个常客。同我一起的，也就那么几个，都老熟人。有个东郭村南沟的叫做王瑞的，我们老相识了。因为他家距离学校近，他母亲经常走过来送饭，一般是馒头加菜，然后米汤。小学生很执拗，母亲叫都不回去，非要留下来，以表忠心似的，把老师的话当做圣旨，说留就留，仿佛不留就不是好汉，不留就代表了背叛，不留就觉得扫兴，羞愧——嘿，咱可丢不起这个人。他母亲经常在我们做作业时，轻轻地推门进来，慢慢地走到他身边。学校里没有了学生，人去楼空，像一只蝉蜕，静极了，也空旷极了。随意闯进个人，大家都抬起头看，她善意地朝大家微笑，问我们吃么，说罢举起布袋子问。我们都摇头，因为知道，我们的饭菜已经准备停当或者正在路上。她也就不说什么，给孩子拿出馍馍、米汤，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收拾回去了。当然我曾经也当过“传令兵”，一路有说有笑地回去，骑车子（一种走路的技法，比走路快，比跑步慢，富有节奏，彰显青春活力，唯一缺点：费鞋）朝向家飞奔而去。走到被留饭的那个同学家，就站在门前大声吆喝“你家谁谁谁被老师留下写作业了，叫我给他带点儿吃的”。很多时候同班其他人也来凑热闹，加大音量齐声喊。语气很欢快，音调很清脆，其中不带一丁点儿鄙夷，也不带一丝儿嘲讽，纯粹是作为一种传达，一定得通知到——我们都是好传令兵。如果是现在，可不会这么光天化日之下大声宣扬，一定敲门进入，看主人是否有时间，面露迟疑吞吞吐吐地说“某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在听到主人示意后才将实情告之，并且边讲边看人脸色的。在这其中，时常要停下来斟酌语气和用词，避免主人家尴尬和落寞。是啊，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只不过是留饭罢了。有好习惯的学生，永远不会被点名，而留饭的，都老熟人了。一看，老样子哈，也就释然了。但好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好学生如若被留饭了，那么大家伙儿一定要齐上围过去，问东问西的，表示下关切，问清楚始末和缘由。人群中不时传来哦哦的声音，恍然大悟，然后心满意足了。教室内充满着快活的空气。
三年级，吴伟调走了，去了别的学校。当然，在这之前，他结了婚。婚姻的甜蜜并没有消磨这个年轻人心中的戾气，他对我们，是心中充满仇怨还是恨铁不成钢？我该说他也是被这么教育过来的，还是他没有意识到教学方法不对？又是一个未解之谜。
到了初中，结果他给我们带体育。原来他在中心小学熬了几年，升迁了，到中学来教体育了。我们经常说，某某学科是体育老师教的，以示在这门学科上差得离谱。我现在可以说，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我的体育是数学老师教的。都说社会是个大熔炉，这几年的历练，抹平了他的棱角，消弭了他的狠辣，成就了他的淡然，锻炼了他的品性。他已不是那个意气奋发的年轻人了，声音不像过去那么尖锐，变得沉稳。他穿一件土黄色的呢子上衣，嘴唇上面胡茬短而密。从学校上来说，由小学到中学，他升迁了；从教学科目上来说，他被边缘化了。那时候全校十多个班级，才两个体育老师。每个班级每周两节体育课，也就是说他基本围着操场转，当然，每天的早操和课间操需要他指挥。体育课很好带的，胸膛挂把铁哨子即可，没有什么体育设施，除了八个篮球架，从我记事起就有了。球类只有篮球，还只有一个，用了好几年了。老师也从不讲规则和玩法，大家全凭个人发挥，我们的叫法是“乱拔毛”。五年级有一次抢篮板球，我手指头受伤了，从此对篮球敬而远之。土操场，大家也玩得起劲。在慢慢摸索中，篮球的基本规则尽在掌握，可以开半场了。偶尔学校组织比赛，班级之间能开全场。
吴伟那时候和大家处得很好。他房子在学校最后一排，紧挨着男生宿舍，也最靠近厕所。他也不经常住这儿，常把房子钥匙给我班上的班长，很随意的。他可能在别地还有去处，这房子只是临时落脚罢了。如果下雨，天气不好，体育课就取消了，他带本书，坐在讲桌上津津有味地看，坐镇这节课，防止大家乱哄哄的，被楼道外时常晃悠的教导主任听见了。他可能讲过什么，但我已忘记。只有一件事，算是对他最后的记忆。
初一早晨的一节体育课，是上午四节课的第三节。吴伟带我们去踏青，其实也就是去野外玩。那时候春天早过去了，青草茂盛，而我们风华正茂。我们跳啊，跑啊，玩啊，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越来越发现，我走不进某些圈子，男生的圈子。说一千道一万，我的性格和他们不搭边儿。我永不能和别的同学一样，和他们称兄道弟，勾肩搭背，言笑晏晏，喜笑颜开。有一种东西隔在我们中间，他能笑的东西我感觉一点儿也不好笑，甚至觉得幼稚，索然无味，但他们不以为意，自得其乐。我看着他们，笑得很勉强。在同龄人中，我仿佛早熟的麦子，那么孤高，那么另类，又那样寡欢，那样寂寞，于是，我把兴趣放在了读书中，读课外书。
那次，在我们追逐打闹中从一家人的麦地里穿过，玩得太高兴了，忘乎所以。我们本就是农村的孩子，知道粮食得来不易。尤其是现在，麦苗虽没抽穗，但也齐膝高了，是不能随意践踏的。可能踩倒了，就再也站不起来。快下课了，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叫我们几个人站在前列，严肃地批评了一顿。
这次批评，不同于以往那许多次，也谈不上严厉，既没有叫我站雪窝子，又没有手持细竹棍儿叫我背乘法口诀表，也没有让我留饭，只是平常地批评而已。但我觉得不同，很受用，也很感激。
第四节课是政治，是一名女老师代的，就是我以前骂我是“瓷货”的那个。很荣幸，我曾经与国家齐名——Chinese，意为中国，又意瓷器。在她房子里，我还遇到过那个小男人，也就是初中三年级当我数学老师的于灵军，她的丈夫。前文我说过，左手带着戒指抽我的那个，就是他。他们生育有一个女儿。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受到了体育老师的批评，眼圈红红的，正消化呢，所以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可是回答问题，她又点到了我。结果我还没从上节课情绪中回过来呢，又是一顿掌掴。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俩都喜欢甩人耳光——他俩应该去演感情剧的，准火。
社会是个大熔炉，时间是个大神器，曾经在我眼里土匪一般凶残的数学老师，三年后，竟然泯灭了那股狠辣和凶戾，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农家出身的人对于粮食的爱惜和对农民劳动成果的尊重。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我青少年难以管教，无法无天，那么我告诉他，将他交给社会吧，时间会还你一个真正的人来。哦，对了，听说部队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