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读书会嘉宾发言》（摘要）

时间：2013年5月23日下午2:00——4:0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

主办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持人：和晶

嘉宾：  徐泓、 敬一丹、 白岩松、李伦、庄永志

徐泓:

这本书作者是陈虻，我只是一个编著者、整理者，或者说是一个记录者。但是为什么会由我来编这本书呢？我想还是回到2008年12月23号陈虻去世那天。那天我接到了三个短信。第一个短信是1：04，来自李伦，只有四个字：陈虻走了。到了中午时分连续接到了陈虻的姐姐和陈虻的夫人的短信，除了告诉我这个噩耗之外，都加了一句：“陈虻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我看了泪流满面。同时我心里想我一定要为陈虻做一点事。

其实陈虻的好朋友、好兄弟很多，他们都忙着办他的身后事，办追悼会，选墓地，照顾年迈的父母，特别是在精心安排他的夫人和他不满12岁儿子今后的生活。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什么事？我就想到了我跟陈虻的交往：他一直念叨着想跟我共同干的一件事。他两次到我们家里长谈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谈的是什么呢？他想办一个针对媒体人的业务培训课程。以实战经验为主，同时又有理论体系。陈虻还想办纪录片培训班，某种程度他想参与新闻教育。在陈虻去世两天前，我到医院看他，告别的时候说的也是这件事，我说：等你病好了，到北大来教书吧，你一定是一个好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都在等着你。

  我这么说了以后，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我想做的这件事是完成陈虻的一个夙愿。也是我们曾经共同讨论过的想做的这件事情。作为陈虻信赖的朋友，也作为教新闻的老师，做这件事是我力所能及的，也是义不容辞的，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电视新闻实务案例课程。当然和现行的教科书比起来是一个另类。

  其实编一本另类的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陈虻成全了我。从教15年以来，我深深觉得我们现行的新闻学，特别是应用新闻学的教学内容、体系、方法，包括教材，已经陈旧、滞后，难以维系。我想尝试尝试一种打通，学界和业界的打通，而打通需要桥梁。陈虻就是难得的搭桥之人。

  陈虻可能真的跟我们大学新闻教育有点关系。在陈虻去世的那天，我们北大的新闻实务课堂上，正和《新闻调查》栏目合办专题研讨会。而在人大的新闻课堂上，敬一丹老师正是被请来讲课的人，她谈到陈虻几度哽咽。冥冥之中，陈虻跟大学新闻教育有一个未了之情、不解之缘。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它是有温度有态度的教科书。因为陈虻的生命、激情，还有他个性化的话语都活在这些书页中间。陈虻是精通电视的，他在这本书里非常透彻，而且精准的讲述了电视新闻生产全过程的所有技术和业务。但更可贵的他在讲了怎么做的同时，更多的谈到了为什么这么做？怎样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些思考，与各行各业是有相同之处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跟读别的教科书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这本书的走红在某种意义上是柴静的《看见》。那本书出来之后，马上就把陈虻定为此书的男一号了。陈虻的知名度立马高起来。其实陈虻是幕后英雄，很多人之前不一定知道他。陈虻曾经讲过，电视节目通过感性到场，带着观众理性到场。我也很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大家对陈虻的认识，从感性到场到理性到场。

  我特别想说编陈虻的书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刚才讲过小崔对读这本书的一个提醒，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圣经来读。确实，这本书不是什么做电视的秘笈、宝典，我也不赞成把陈虻当成偶像、精神领袖，这本书要完成的是陈虻和读者之间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能量的交换。陈虻在审片的时候有一段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我讲的话不是给你一把铁锹，而是给你一个馒头，给你铁锹你只会挖坑，给你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有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之间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以。所以这本书想完成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对话，精神层面的对话。这个对话在目前我们整个物质世界很丰富，但精神世界枯萎苍白的情况下，能够立足于具体的业务，能够扎根于个体生命之间，进行思考、思维、思想的沟通、交流、对话，真是物以稀为贵了。

  敬一丹：

  我更多的时间是在《焦点访谈》，直接和陈虻在业务上的合作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一直很远远的，长久的欣赏他，我没有把他当成我们的主任。他就是我们一个业务领袖。我觉得在电视台这样一个地方，特别需要业务领袖。我觉得业务领袖应该比什么长，什么主任得到更多的尊重。所以我一直是远远的，很尊敬的看着他。

  有一次很密切的合作恰好是和陈虻和李伦，我就是那次认识李伦的。就是新世纪迎接第一轮太阳升起，那是一个全世界电视媒体一起联手做的活动。中国的日出选择在三亚腾桥。那次让我很近距离看到陈虻工作的样子。我看到了他真的是很有艺术气质的电视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有领导气质、领袖气质的人。那次节目特别给我们中国人争面子。是全世界电视人联手太阳从东边一点点升起，然后从东往西一点点，到中国的时候只见到三亚、海边、沙滩上，忽然间你就看到沙子动起来了，然后看似一片平静的沙滩上动起来了。然后一个一个动物，人扮演的动物从那沙滩上迎接太阳，特别有生命感。当时我就想陈虻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还有李伦。

  记得当时有一个讲述，好像要有方位的表达。我特别记得陈虻有一个细节，你看现在我们电视表达经常拿一张纸，拿一个背板，请看大屏幕。当时陈虻给我的建议是，你就在沙滩上拿手指划分拿一个小棍比划方位，就和那个情景，和那个内容比起来怎么那么合适呢？整个工作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所以现在每当元旦迎接日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次特别难忘的合作。

  陈虻让我从内心尊重他，还不止这样一次合作。而是我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看到《东方时空》里面一个子栏目，就是《生活空间》。《生活空间》那些纪录片体现了陈虻的追求。当时我和白岩松、水均益作为早期《东方时空》总主持人，每天的《生活空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也让我最动心的一个段落。每天十分钟、八分钟的短片，给我们小人物写下历史。这里面我们看到陈虻的用心，那么多编导的背后，那么多镜头的背后，都有陈虻的想法。陈虻的墓刻着的一行字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个人能为电视留下这么一句话，能为当代的中国观众留下这么一句话，这有多重的分量。电视人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留下一句话在他的墓前。

    去年冬天我到他的墓前看他的时候，不知道谁在他的墓前留下一个棒棒糖。我挺感慨的。就这一个棒棒糖让人想很多，也许去的人是一个很年轻的，甚至比你们还年轻的人。也许他小的时候看过《生活空间》，看过老百姓的故事，也许他觉得要把棒棒糖给一个很纯真的人。

我想陈虻其实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他走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李伦说，好像我们生活中出现一个巨大的空缺。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徐泓老师做的这个事，多少填补了这个空缺，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陈虻的角度。所以我们特别珍惜陈虻，也特别珍惜徐泓老师为陈虻、为《东方时空》，为中国电视人，为中国的电视观众，也为我们未来的媒体同行所做的这件事。

  李伦：

    刚才问为什么是徐泓老师出这本书，作为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在陈虻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徐泓老师都是他身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重要的人，不光是业务上的交流，可能对他人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大姐和老师，他也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这本书其实是徐泓老师写的第二版。说来很惭愧，徐泓老师整理出来第一版的时候拿来给我们看，我们提了好多意见。当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事我们不应该提意见，本来应该我们做的，我们怎么就去提意见，觉得那个书写的不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陈虻。到后来我真正跟徐泓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么说徐泓老师是愉快的，她想知道我们的想法。

  第一本到底不好在哪呢？第一本书更严谨，把条目理的更清，更像一个学者研究陈虻思想的梳理。但是作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觉得陈虻不是那样的。后来徐老师经过非常长时间的修改，完全变了样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变得有趣了，有血有肉。这本书传递了一种价值观，传递了一种思维方式。其实圣经也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真正讲的是故事，至于那些故事的道理是你读到的结果。这本书更多的让我们看到陈虻是怎么想问题，他怎么成长的，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它是这样一个接近陈虻的方式。

    我们没有做这件事，很惭愧，可以偷懒的说我们都太忙，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有勇气、也没有人有能力来面对这么一个人，来整理他的思想，来整理出这个人身上的价值，然后传递出去。反正我个人没这样的勇气，也没这样的能力。至少《生活空间》的同事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徐老师当之无愧，我们确实不行。

  徐老师很忠实的记录了很多陈虻的话，包括那种场景的复原，我看着看着就会有陈虻的声音。但是说实话，我的感觉没有那么沉重。因为陈虻在我的印象里他更轻松。包括给他选墓碑，那天去吊装他的墓碑的时候，我和老毕去的，《生活空间》的老毕。墓碑老呆不住，后来老毕生气了，说：虻，差不多得了，你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讲究人，就这样吧。

  白岩松:

  当我们谈论陈虻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于在座的年轻人来说，谈论陈虻已经没有意义。恕我坦诚的说，他们不关心陈虻，因为陈虻跟他们的生活，现在尤其未来和他们找工作毫无关系。但是他们会关注你们在谈论陈虻的时候如果能谈论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关注。也是，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人陷入到跟他们这个年龄层毫无关系的缅怀之中，甚至我觉得这样谈论《东方时空》20年都没有意义。但是谈论陈虻和纪念《东方时空》20年，我们谈论什么呢，我们可能在谈论这样一些事情：

  第一，你总要灿烂一下，不管你有多少梦想，你只要不行动，全是扯淡。生前的的陈虻

是寂寞，但死后的陈虻一点都不寂寞，那是因为他在寂寞之前有一段非常灿烂的生如夏花般的灿烂，就是从1993年到2000年。从2000年到09年他已经进入万劫不复的寂寞之中，中国用特有的、只要出了人才就把他提拔的方式把他毁掉了。当然陈虻自身也有责任.。

  我觉得陈虻的自身责任是给我们第二个提醒，人有的时候不能太君子，需要完成梦想和照顾整个世界的时候，也要给自己一点发泄。我的制片人叫时间，李伦的制片人是陈虻。时间在塑造主持人方面是杰出的，陈虻在塑造编导和影像方面是杰出的。但是时间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也被提拔了，但是他有野性的、发泄的这一面，喝顿大酒，骂顿娘，我还可以加上踢球和听音乐。

    第二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有的时候在做君子的时候，不要对别人小人，也不要对别人流氓，对自己要野蛮一点。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发泄空间，有一次我跟陈虻喝酒，喝到半瓶啤酒之后，陈虻就不见了，等隔一会儿我再去找的时候，他在我们底下的院自己车里面开着门已经昏睡过去。他走之后我总在想，这厮如果继续踢球，继续能够把酒量提高一点，不要总是在朋友之间他的言语那么优雅，来点流氓的骂几句，他现在还在。他给这个时代，给新闻推进的力量会更强。这一点我们也要受启发。

  人不能太憋屈自己了。陈虻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寂寞到骨子里。他为什么在审片的时候会跟这些编导不断的讲啊，他要派遣他脑海中瘀了的东西，他必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才能不断的往里面装新东西。我当时当制片人每个月给我们组里同事发三本书，都是我看过的，我一定留出一份给陈虻。每隔一段时间再遇到陈虻的时候，我们俩一见面不会有任何开场白，上来就谈他对某本书，某句话的印象。偶尔有一次碰到他直接问我的话，哥们，接下来是什么书。我相信这样一种交流是男人之间非常期待，尤其是寂寞的人非常期待的。在他病了之后我很少去看他，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咋一看非常冷酷无情，因为我非常相信陈虻一定不喜欢别人去看他，我敢打赌。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人怎么会喜欢突然自己躺下来了，别人站着。在他的心目当中应该是两个男人站着进行交流。所以我从来不想让他去难受。

  他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了想法赶紧行动。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有陈虻的一个镜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个新的特棒的想法诞生了。他就在办公室来回走，隔一会儿就像放礼花，打到空中，慢慢散落下来，他是自己最美好创意的唯一观众。所以，我越来越相信只要有了好的想法就要变现，我现在是一个坚决的行动者。周围很多人不适应，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越来越温良恭俭让，对不起，我是一个蒙族人，我从草原来。陈虻给我的第三个启示有想法赶紧行动，人生苦短。

第四个，前不久东方时空20周年的时候，放完了这几个人的片子，我提议全体起立我说静默一分钟，为陈虻，为其他的几位兄弟。然后静默结束之后，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其实没有什么可伤感的，我们活着陈虻就活着，不是吗？你看我们还在谈论他。有一天我们也走了，陈虻才真的走了。所以从寿命也好，或者说相处也好，我们是同等的。我们活着他就在，这个话题永远不会断篇。喝酒，再相聚，包括新闻史，尤其徐泓老师还用这样一本书的方式去把他留存下来。所以他给你的启示，你以为你的另一个生命继续停留在这个世界会做什么。你以为你在这个人世间得到的名利权可以让你永垂不朽吗？不会。只有你真正做的与名利权没太有关系的那些行动，好的想法和对别人的正面影响，才会让你的生命继续在你身后延续下去。我觉得现在陈虻活得更好了，没有生前那么寂寞，缺点被抹消掉了。还有一点我们所有人非常羡慕他的，他再也不可能堕落了。而我们非常有可能每年都在堕落。

  其实陈虻是一个孩子。但是我有时候替他着急，因为周围的环境和这个时代，以及许多怪异的东西，逼着他非要放弃孩子的那一面。陈虻和时间不一样，有的时候他要装大人，装着装着就露馅了。他自己也痛苦。从2000年到09年他相当多的痛苦就是纠缠在骨子里的孩子和想装大人之间的这种巨大的矛盾之中。

  还有一点学术上的认识，其实陈虻在2001年之前他的重点放在讲故事，影像、纪录片，从01年开始他已经开始希望能有空间去研究主持人，他以前不大想，为什么后来他越来越看重更直接的话语权，他已经明白未来的多元化、评论等等很多东西。他自己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可惜最后，不是说他生病，而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