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苏轼与王安石，我认为苏轼是一个出身高贵且官运坎坷正直孤傲的性情中人。王安石则是一个治国有方官运顺畅雄才大略钢铁手腕且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

我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苏轼“官三代″的出身高贵——仕宦人家的他19岁即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21岁即中了科举的第二名，换做草芥之民的你我他，年轻的学生蛋子就受到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接见，谁有这份幸运呢?虽然千年前的苏轼不会玩手机电脑运用网络，不会讲英语与玩抖音疯狂网购，可他的古典文学素养是在实高不可攀，作品中弘扬的亲情友情忠君之情天地可鉴。

他的先祖苏味道是北宋初年的文坛名仕，父亲苏洵27岁才发愤努力，但也才高八斗，名噪当时，堪称当时的文曲星。他的弟弟苏辙也是诗书画全才，官运颇佳。我最喜爱的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中上阙把苏轼对皇帝既敬又怕的心理描写的非常形象，既想大展宏图，施展政治才华与抱负，又不想衣服任何权贵——对司马光的顽固派不太感冒，对改革派王安石的变法也有不同的抵触，这样的"三不靠”你说怎么能得到大官员的待见呢？下阙把中秋节兄弟两人相距不远却无法相聚的心情写的非常的细腻，思亲之情无以复加，被贬之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欢饮达旦"的豪放派性情酒翁跃然纸上。

两派都没有置苏轼于死地，可之后的乌台诗案确实让他心灰意冷啦，若不是王安石全力保他，弟弟苏辙舍死求皇上恩典赦了苏轼，他连北流放到海南澹洲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哪能欣赏到“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名句呢？所以我们要说苏轼一生是，官运走得并不顺利，一次彼比一次贬得远，且一次比一次贬得惨，最后还老死在任职岗位上。《题西林壁》应当是他为官20多年拨不开政治迷雾的自我安慰，是不屑与改革派和顽固派同流合污得一个作证，这应当是他正直孤傲的最好的表达，甚至可以用这一首诗来总结他的人生轨迹。

北宋的皇帝以开国先祖赵匡胤为始，杯酒释兵权后的几百年里，武将不受待见，文人却吃香喝辣，苏轼便是其中的受惠阶层。他一生筑三道苏堤，政绩也不过如此。而王安石的政绩那可就响当当，顶呱呱的。王安石不仅在做知县的时候红极一时，而且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的豪情壮志与登高望远不畏艰难于挫愈勇应是皇帝最为赏识的性格。

可以说，苏轼与王安石的官运区别，其实就是他们的性格的区别使然。

分析了苏轼，我们回头再来看王安石。王安石在政治主张上多有建树。特别是在主持变法期间，不仅让国家富强，军队有战斗力，而且收服了五州，军事外交上都打了漂亮的胜仗。如果结合岳飞被宋高宗所害的悲惨遭遇揣测，宋神宗怕王安石强军之后军功太多功高震主也未得知，反正最后还是被太皇太后给拉下了马。王安石应该是非常知足的，毕竟在相位上做了一届，于国家于个人都是非常有益的。

说王安石钢铁手腕，应该一点不过。推行青苗法等变法实践中，不要说把司马光等推到一边去，连苏轼也未能幸免，要想让国家富强，其强硬措施一定是自上而下推行的，非常彻底。若没有像前任总理朱镕基的铁腕手段与雷厉风行，宋代国力三五年内能有一个明显的质的飞升吗？作为封建时代的农业大国，作为农民子弟，我代表受益的庄稼人非常感激他的改革的。从王安石的《元日》《泊船瓜洲》《答司马谏议书》《金陵怀古》这些"言为心声"的作品中可见政治魄力之一斑。

所以说我喜欢苏轼的文学，更喜王安石的政治谋略。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诗人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任舒州通判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诗人只有三十岁，正值壮年，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可看作实行新法的前奏。

志高行远真豪迈——《登飞来峰》比较鉴赏，续更6日，行5.2km

此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前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

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尤其是后两句诗，已成为那些不畏艰难险阻、对胜利充满乐观自信者的座右铭。

身临其境外加传说佐证，更显心胸开阔。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926篇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