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向的传承·第一节·十表之秘
太史公司马迁曾于《史记》之后著十表。而其作用，《太史公自序》中已说明：“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张大可先生解读曰：“……这即是把同一时间和不同时代所发生的纷繁历史事件，用对照排比的时间纪年清晰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十表乃《史记》经脉。而对于此十表的意义，郑樵也在《通志》中言明：“《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然而十表却有着诸多异于同类文字的奇特之处。除开表前无序之外，更为奇特的当属第十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下简称《将相表》）中所载之倒文。这或许也是自甲骨文之后的文化考究方面，最具有争议的“倒文”或“倒字”。
“倒文”一词在现代来讲通常解释为倒印的字，或者是文字前后位置的颠倒。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倒写的字”。由于活字排版印刷的出现，书籍的出版中，偶尔因为校对不细等问题，出现了倒印的文字。包括对《将相表》的考证，不少学者认为该表中的“倒文”属于校对方面的错误而非有深意，甚至有的还认为此倒文部分或者整表皆是后人所书。
以现有文献来看， 从第一个公开对倒文发表言论的清代学者汪越开始，对此探讨的学者相比解读《阴符经》的学者来说较为 稀少，之后仅有徐克范、余嘉锡、陈直、张大可、李解民、赵国玺等学者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由于学识、资源有限的问题，笔者所见或有不全，望读者见谅和补充）。李解民先生在《<史记>倒文之谜》中提到了，在其他出土文献中也出现了“倒写文字”的现象。其一为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记》中，日记的第一部分出现了倒文“丁亥 [道长宿] 丁亥 史除不坐椽曹从公 乙酉 甲申 癸未 癸未 ”（[]内为倒写文字）。而张大可先生所作的《史记研究》中，对于此表的探讨，特别是其评价“《将相表》是司马迁精意构思的奇特创作，隐而显，深而微”，较合笔者之见。故在此，笔者在前辈们的研究，特别是张大可先生的研究之下，进一步探究该表的深意，略补充以下几个观点以供参考：
（一）表中所涉及的倒文，均为一般是在正书叙述的人物事件所属栏格的上一栏出现，例如“相位”栏中记载的丞相被免职，便错位上移，在“大事记”一栏中写成倒文。“将位”栏中将军、太尉去职，则在“相位”栏中写成倒文。“御史大夫”栏中御史大夫去职，则在“将位”栏中倒书。倒写文字一般为记载死亡、去职的情况，但也有置太尉官倒写的。
倒文为体现死亡和去职，笔者认为正是文字倒向的体现：倒写意味着虚、意味着不可见，或者意味着已“在天”；也可以理解成在天为象、在地为死、在人前为离去。那么还有置（任命）太尉官也是倒写又是如何呢？有学者以之为反驳的证据，那我们来看看汉时期“太尉”这一官职的情况。一般考证认为，司马迁生卒年为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再来看看“太尉”这一官职的背景。太尉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后不再设置。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将大司马改为太尉。西汉早期，设太尉官多半和军事无关，故带有虚位性质，不同于丞相、御史大夫等官职。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是汉朝的最高武职，不常置。不设置太尉时，则以太尉职归丞相。
由此可见，“太尉”这一官职，本就是虚职，甚至时常出现可有可无的状态或者被并入其他职位。而此官职，在司马迁大约6岁之时（公元前139年）就已取消，而直到司马迁过世后（公元51年）才恢复。对于司马迁来说，如此一个已经被废止，或者虚无实权的官职，难道不可以纳入“虚”的范畴吗？并且后文也将会提到，“太”字本身就与“虚”相关。
（二）此表记录从汉初延续到司马迁之后，很明显后部分表为后人所补。赵国玺教授将两部分为“本表”和“补表”，并在其考证中写到，“‘补表’与本表中的倒文书法是一致的，在形式上没有差别。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本表’中的倒文也是后人补窜所为”。笔者却认为，这可能反而是倒文有特殊含义，并为司马迁所作的证明。后文中倒文的一致，正可能是同时代，甚至是司马家后人所补。或由于同样明白倒文的意义，故而遵其写法。关于这一点，将着重来探讨下《史记》的成因和司马迁本人的背景。
其一，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为何要写《史记》。其《自序》中有提，其父司马谈在临终前对司马迁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所以笔者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础知识，是由其父，甚至可以说是由周朝而来。太史正是世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
从时代背景来看，周朝可谓是道家知识兴盛的时代，前文探讨的可能为《阴符经》作者的周文王、周公旦、姜子牙，以及老子、鬼谷子等，全都是周之圣贤，均为道家思想之源头。
从对司马迁其父司马谈的考证来看，确实印证了其具有道家思想、天文思想的背景。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曾经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考证：“司马谈所受之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¹²⁵。一是“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天官就是一种星历的学问”；二是“司马谈又曾在杨何那儿学过《易》；三是“曾在黄子那儿习过‘道论’”。《史记·自序》中有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关于天官的解释，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太史一职本就主管天文，其家学中也应传有此门知识。而司马迁于《史记》中就写了《天官书》，直接证明了司马迁于家传的学识中天文学的深厚基础。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曾如此赞曰：“在天成象，有同影响。观文察变，其来自往。天官既书，太史攸掌。云物必记，星辰可仰。盈缩匪稥，应验无爽。至哉玄监，云谁欲愥！”
其二，抛去其先人的背景，司马迁本身的思想对于《史记》写法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而探讨其本人的思想，那就需要了解其同时期受到的思想影响。
一是重新提出“天人感应”的公羊大师董仲舒。虽一般说来，其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感应”之说，但笔者认为该说本源自“道”，当为“重新”之提。也就是说，虽然董仲舒被称为大儒，但是儒家在天人之说方面的思想，其实是传承自道家的。例如儒家六艺之首的“礼”，其实传承自具有道家核心思想的“周礼”，然而随着历史流转，逐步演化成了所谓的“礼节”或者说“道德教育”。当然，这种演化有利有弊，批评和赞扬之声纷杂，以笔者之资历在此本不便评说。但在此类比，为了使读者们了解本书，笔者想重复提出一点：其实前文解读文字的历史时就涉及到了如此之类的富有历史争议的话题，既然本书谈及历史文化，此类之争当不可避免，虽然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是笔者希望读者们能理解一点，不论是历史本身，还是历史长河中的浩瀚的知识，从来都是随时间而演化的，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愿而改变。如果你认为文化的每一次变革都流失了从前的不少知识，那有没有想过正是每一次变革也直接保存或者以另外的形式更好地保存了一些知识呢？所以，为了一时的对错而争论甚至导致冲突，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甚至是浪费了前人一辈又一辈的努力。“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幸苦”，倘若连一粒米饭浪费了被能被称作可惜，又何况是前人耕耘数千年而呈现在我们“盘中”的知识呢？董仲舒以其儒家大师的身份将“天人感应”这一明显的道家思想来提出，自是有其汉朝“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孔子以其儒家始祖的身份，将老子之说、周朝之礼演化成当时的“六艺”，也自是有战国时期民族、文化纷乱的时代背景；老子所注《道德经》以道家始祖的地位，将“道”的理更多的演化成“道德”之意，更是富含了其对于普罗大众道德提升的期盼，也自有周朝之时，天下大治、圣贤并出的时代背景；包括笔者重新提出《阴符经》的内涵，实际也是在阐述，《阴符经》之作者也应是自有其时代背景，着重于阐述“道”在于“天”的本质之一。似乎有些偏题了，但在此也正是需要强调一点，“天人感应”的思想应该对于司马迁有些不少影响。
还有另一个则是专攻古文的孔子之后——孔安国。“年十岁，则诵古文”，所谓的“古文”是什么呢？包括李长之先生，众多学者均认为其应该就是指的《尚书》之类的儒家经典。《汉书·儒林传》就提到，司马迁年幼之时曾经向当时的大儒、孔子之后，孔安国学习过古文。而笔者认为，古文之意除开指古代经典，也当有“古代文字”之意。孔安国的特长除开经学之外，最为擅长的就是古文字。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一文中亦记其：“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如果说“文”字似有歧义，《汉书·艺文志》的转载就非常清楚：“《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很明显，“文”字汉朝事情，是直接指代“文字”的。那么“古文、古字”是什么？《尚书》之序言中就提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科斗书”就是今天所称的“蝌蚪文”。而关于其来由的探讨，众说纷纭。而由蝌蚪文与鸟虫书的在字形上的相似性可猜测其源或同。
一是从字形构成上，由上至下的“虫”形结构。
道家的符箓也称为云篆。陶弘景道：“云篆龙章之牒，炳发於林岫。”¹²⁶杜光庭又言：“金科玉律，云篆瑶章，先万法以垂文，具九流而拯世。”¹²⁷厉荃也提及：“道家字，名云篆，又曰云书。”¹²⁸《云笈七签》卷七也记载着:“八龙云篆，明光之章，自然飞玄云气，结空成文。字方一丈，肇于诸天之内，生立一切也。……篆者撰也,撰集云书，谓之云篆。之所以形容为“云”，正是其形与“云”的古字相仿，似云之飘忽转折。
从甲骨金文来看，前文所提到的“本”、“末”等字其实也包含这种字形的痕迹。
二是从用途上来看，主要体现在了兵器本身的杀伐性质以及需要的“驱邪”功能。
笔者认为符箓之字形其实体现在了鸟虫书之上。将鸟虫书刻画在兵器之刃上，正是体现了符箓与鬼神沟通的原始作用——驱邪。而且读者们可以了解并对照的两点：
一是，铭刻鸟虫书的器铭多流行于南方，也就是楚地。
二是，在鸟虫书的构形方面，容庚先生的《鸟书考》分为三种形式 ，马国权先生的《鸟虫书论稿》分为更加细致的十三种，林素清先生在《春秋战国美术字体研究》中分为四大类，曹锦炎先生在《鸟虫书通考》中在各家基础上，分为六大类。
而其中由林素清先生率先分类的四大类中，有两大类正提到了鸟虫书所具有的方向性：
1、增一鸟全形
（1）鸟形添于字的下;
（2）鸟形添于字的上;
（3）鸟形添于字的左;
（4）鸟形添于字的右;
2、增双鸟形：
（1）双鸟分置字之左右；
（2）增双鸟于字下；
（3）增双鸟于字上。
也就是说，由鸟虫书的考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古文字中留存着“方向性”。同时需要补充的是，部分学者认为此类文字更加着重于装饰性，而笔者认为装饰性为文字本身的附属性质或是文字不断演化中所产生并逐渐加重的性质，并非此类文字创造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基础性质。特别是需要考虑到，在物资条件并不类似如今丰富之时，古人创造其形，应该是先考虑实际应用性的。
让我们再回到司马迁的学习背景上来。其父有所请教的方士唐都，以及苏建（苏武之父）、樊佗广（樊哙之孙）等人也是对于司马迁有着学识影响的人物。而且在此，笔者还想补充一点，司马迁的学识渊博非仅为学习之多而已。李长之先生提到：“单单读书是不会增长见识的，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又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壮游，到了江淮，到了会稽，到了沅湘，最后又到了北方的邹鲁。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鼓励，——至少是在赞许着的”。看看司马迁及其父亲的做法，正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体现，这正是对于知识、对于学习、对于人生的一种透彻领悟而非执着于表面，实际上，李长之先生在这里的言语表达也体现了其与笔者的观点较为一致。而再延伸看来，包括司马迁甚至是遭受刑罚之后仍担任太史，何尝不是因为已经对于“行”有了大彻大悟呢？“学而优则仕”，这一句儒家经典时常被人拿出来做论据，也时常被拿出来做为对于儒家的批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司马迁及其一族，学而优为什么先入世而后入仕？其实，此仕亦是“入世”之“世”。儒家思想本来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仅仅教人学习好了要“做官”这么媚俗，而是在强调“行”和“入世”，仕不过是入世的一种，是为了社会做贡献的一种途径而已。所以，其实司马迁学习的故事也是理解《阴符经》，甚至是理解前文所提争议的一个范例。
如此描述司马迁的背景是否过于夸张呢？司马迁究竟有没有如此高深之学识呢？《汉书》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故太史本身，自是不低于这些重臣。而司马迁更是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了中书令，实际参与政事，位在丞相之上，所以其父临终之时言“汝必为太史”甚至还“低估”了其能力。
其三，《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侏儒。”所以说，特别是司马家族本就世传为太史的情况下，以家学传承，其表，或是部分表由其后人遵其原旨而补充，也未必不可能。
当然，由于学识有限，不论是关于十表的探讨，还是关于司马迁的相关背景，或有不少错误缺漏之处。而对于这些方面，有许多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前文所提的张大可先生所著的《史记研究》、《<史记>文献研究》和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对此颇有见解，在此不多做拓展了。
总得来说，对于《史记·十表》之谜，笔者认为司马迁，甚至是其父、其后人都具备了解“倒字或倒文”含义的基础。该表中的倒文承接了古文字中的方向性和天文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以上推测无法作为定论，期待未来会有新的出土文献或者其他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读者们还可以阅完本书后再返回此处思考。
¹²⁵引自李长之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5月，P26
¹²⁶引自《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
¹²⁷引自《胡常侍修黄箓斋词》
¹²⁸引自《事物异名录·仙道·道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