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到撈刀河
有一種感覺很奇怪，每次只要一過了羅湖橋，離開了香港，到了深圳，整個人就會感覺輕鬆很多，許多香港人都有這種感覺。
我無法解釋這種感覺，我不知在香港的這種沉重壓抑感從何而來。
可能是過於密集的高樓大廈，也可能是密集的人群，我甚直懷疑香港的空氣中含有某種重金屬元素，讓人感覺心情沉重，但無從驗證。
深圳和香港雖只是一橋之隔，但深圳這邊戴口罩的人很少，沒有香港那么明顯的惶恐氣氛，一上火車，我和小卡就扔掉了口罩。
坐了一通宵火車後，第二天早晨我們回到了家鄉的省城，下了火車後我叫了一輛的士回村。
離家近了，我才發現我原來很想念家鄉，很想念我的媽媽，我的弟弟妹妹，還有撈刀河邊的父老鄉親，梅花嬸，毛大嫂，銅罐子，徐愛秀，四老板，意成麻子，淑蓮姨媽，平叔……這些都是我家的鄰居們。
算起來，我已整整四年沒有回過撈刀河了。
在的士上，我已看到撈刀河兩岸盛開的油菜花，以及被金黄色花海環繞的白色樓房，以及河岸人家從屋頂飄出的炊煙，一副安穩詳和的生活圖畫呈現眼前。
家鄉和香港好像是在完全不同的兩個星球上。
從九十年代中開始，撈刀河畔的人家都住進了兩層的樓房，房子的外牆都貼清一色的白色馬賽克，窗戶都是清一色藍色玻璃，房子的造型是清一色長方形，像一個個白色的火柴盒矗立在河的兩岸。
01
的士剛到村口，我就看見一輛摩托車橫在路口，摩托車上是我的小學同學彭建賢，他現在是村長。
很明顯，這位村長正在等候我的歸來，他一定是聽我媽媽講我要回來了，特意到村口來迎接我。
那一刻，我很感動，几乎眼睛微微濕潤。一切是那么的親切溫暖，我的家鄉，我的小學同學。
我付了的士車資後就下了車。
“好久不見，彭建賢!”這是我回鄉見到的第一個人，我心情真的有些激動，而且我剛從充滿壓抑與恐懼的疫城回來。
“馬格麗同學，歡迎你回來，上我的車吧。”彭村長對我說，他的語氣和表情未免嚴肅了點，我們曾經是小學同學，而且是同桌，何必如此見外呢，雖然我從外面的大城市回來。
我抱著小卡上了他的摩托車，我把小卡放在前面，然後用一只手緊緊抓住摩托車後座的邊沿。
“我先帶你們去鎮上醫院一趟。”待我們上了摩托車，我的小學同學對我說。
“去醫院干什麼?”我不解。
“上面有文件，所有從外地回來的村民都要先去鎮醫院量體溫，作身體檢查，隔離觀察二十四小時後才可進村，尤其是從香港、廣州、北京這几個地方回來的人。”
抱著小卡坐在他的摩托車，路面顛簸不平，果真是帶我們去鎮上醫院，不是開玩笑的。
有醫生給我們量體溫，接著我們被帶進一個簡陋的房間，里面有兩張鐵架床和一個熱水瓶，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
醫生說，除了可以去廁所，房間以外的其它地方都不可以去。事實上，除了去廁所，我們也沒什麼地方可去，因為有一個鐵柵門把走廊隔開了。
我和小卡就這樣“住”進了醫院，每隔几小時就有護士過來給我們量體溫，作出記錄。
我的小學同學對我們很好，午餐時給我們送來四個大包子和兩個烚雞蛋，隔著鐵柵欄递給我們，晚飯也送來了，第二天早餐也同樣是包子和雞蛋，而且包子是肉餡的，憑良心講，真的很美味，如果不是連吃三頓的話。
他對我這樣好，我想他一定是因為記起當年和我同桌時，每次考試我總是讓他抄我的答案。
第二天上午10點25分，在隔離了二十四小時後，確認我們不是“SARS”病毒携帶者，也沒有任何感染症狀之後，我的小學同學彭村長又騎摩托車過來醫院接我們，把我們送到了媽媽家。
媽媽見到我和小卡很開心，她很感激村長親自接送我到醫院，還買了肉餡包子和雞蛋招待我們，所以媽媽非留下他吃午飯不可。
02
“哈哈，我們的香港老板回來了!麗子，麗子，人呢?”
還隔著几條田埂就聽見一個女人的咋呼聲，這是村上的秀雲伯媽。
撈刀河邊女人講話的聲音特別大，可能因為她們常要隔著河對話。
而秀雲伯媽又是聲音最大那個。
她不僅聲音大，腳也大，穿42碼的鞋，而且力氣也極大。
那一年她家男人買了一輛拖拉機，開著拖拉機從鎮上回村裡，路上遇到村上一個女人，就叫那女人上了他的拖拉機。
在村口正好被秀雲伯媽看見一個女人坐在她男人的拖拉機上，兩個人正有說有笑，秀雲伯媽上前呵停拖拉機，沖上去對著她男人用腳一踹，她男人就滾到河裡去了，在岸上看著她男人在河裡扑騰掙扎了好久，眼看就要沉下去了，秀雲伯媽跳進河裡，一把揪住她男人的頭髮，把他拎上了河岸。
若不是看見她男人已淹個半死，恐怕連拖拉機也被她掀到河裡去了。
從此再沒有女人敢坐她男人的拖拉機了，連和她家男人說話也不敢。
我很怕見到秀雲伯媽的，她不但說話聲音大，話也多，有她在，家裡就像開了部几馬匹的轟鳴機，讓人難受，所以只要聽見她來了，我通常就跑到二樓躲起來。
“麗子從香港回來了啊?你老公怎么沒回?你在香港干什工作?一個月賺多少錢啊?在香港買房子了嗎?房子有多大?多少錢買的?……”
秀雲伯媽問我這些問題時，絲毫不覺得難堪，就像問“你吃了嗎”一樣自然，反倒是我，這個被問者，感覺就像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人剝光了衣服接受刑訊，難堪而痛苦。
所有從外面回家鄉的人都要接受這些盤問，雖然感到極難堪，我還是硬著頭皮誠實地回答了她所有問題:
“我老公在上班所以沒有回，我們公司放假我就回了，我在酒店上班，工資嘛，一萬來塊……”
關於房子，我猶疑了一陣，然後說:
“我買了房子，兩房一廳 ，五百零五呎。”
明知秀雲伯媽對五百零五平方英呎的面積沒有概念，我還是故意這樣說，我總不能告訴她我買了一套四十七平方米的房子，我怕我媽媽在她面前丟面子。
“嘖嘖嘖……你看，五百零五平方的房子!”秀雲伯媽發出“嘖嘖”的讚嘆聲，她聽錯了，但我懶得和她解釋。
但愿秀雲伯媽今生今世也沒機會見到我在香港住的五百零五呎的房子。
“你晚得啵?河對面的蕭家大女，就是那個蕭曉紅，找了個台灣老板，在鎮上起了一幢三層樓的大房子給她爹娘住。”
這個我知道，在鎮上馬路邊有一幢藍色玻璃幕牆的房子，房子面向馬路的墻上有三個燙金的大字:愛紅樓。
“麗子，在湘市給你媽媽買套房子嘛，我家大妹子春節前剛買了套房子，只花了十二萬。到時老了我還是會到我大妹子那裡住，老了難免有三病兩痛，城裡看病始終方便些，是啵?”
我想起我銀行戶口裡的一萬五千元，想起欠的六位數字的房貸，我沒有吭聲。
秀雲伯媽又問，這次給了你媽媽多少錢?買了什麼給你媽媽?我家大妹子去年去香港旅遊，給我買了白金項鏈，還有手鐲子。
自從到了香港，我就几乎再沒有給過錢給媽媽，包括這次回來，一分錢也沒給，什麼也沒買。
最後一次給錢給家裡是1998年，家裡房子被洪水沖倒了，大衛拿了几萬元幫家裡重建了河邊這幢兩層的樓房，第二年我就移居香港了，接下來的四年，我沒有回來過，也沒有寄錢給媽媽，因為，我們自己在香港買了房子。
這次回來，我們几乎是逃難來的，香港“沙士”疫症，公司沒工開，我失業了，兒子停課了，為了避疫症，所以回來了，完全沒有衣錦還鄉的意思。
媽媽馬上替我打圓場:我不要她什麼咧，只要在外面平安健康就好。
“麗子有空過來呷茶啊!”秀雲伯媽終於走了，我松了口氣。
03
房子的前面有一個小院子，院子裡有一棵大柚子樹，是從老屋移過來的，每天我坐在柚子樹下發發呆，早上看太陽升起，雀鳥飛過，傍晚看河邊人家炊煙四起，船只駛過。
日子很好過，每天很輕易就過了，我一點也不想念香港，也不想念香港的大衛。
我帶了一本書翻翻，是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我在旺角一個舊書店花五塊錢買的。
這本書寫於他逃離南京政府後在各處的流離生活，於亂世中和一些女人的情情愛愛，我明知道他在政治上是一個漢奸，但此時我作為一個帶著孩子逃離疫城的女人，在乍暖還寒的春天，在自己的故鄉，在院子的柚子樹下，讀這樣的文字，是再好不過的。
“憂患難使人更親，而不涉愛，愛就有了許多悲傷驚懼，不胜其情，親卻是平實廉潔，沒有那種囉嗦。”
“只是這樣世俗的平實厚道，就抵得上多少美雄美人的情高意真。”
“男耕女織，是夫婦就是夫婦，沒有所謂愛不愛的。”
在一些字句下面，我用鉛筆劃上記號，好像是隔著時空，回應作者。
村裡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裡的女人都在打麻將，天天有人過來叫我打麻將，我不去，他們很驚奇，因為我從前在春節回鄉時常常打麻將至通宵。
但我現在對打麻將失去了一切興趣，也沒有心情，我也從心裡開始不喜歡坐在麻將桌上的那種生活姿態和味道了。
坐在院子裡的安詳靜謐中，我也想，如果我沒去讀大學，只讀了高中畢業，現在我可能就成了村裡的婦女主任，常常騎著摩托車到鎮上開會；又或者我會在鎮上開個小店賣肉餡包子；
又或者，當初大學畢業後我去媽媽給我找的鎮上供銷社上班，照我姑媽心愿，嫁個派出所所長或鎮長又或者鎮上醫院的醫生，日子實在也不差，至少不用供樓，不用擔心裁員失業，也不用去做清潔工。
只是，像彭建賢那樣的村長我是無論如何不嫁的，抽煙喝酒吃大塊的肉，牙齒都是黄的，肚子好大。
我第一次對自己的家鄉有依戀和愛的感覺。家鄉是我從小就想離開的地方，尤其是每年暑假搞“双搶"，在四十度的酷熱下，卷起褲腿，双腿浸在農田的爛泥中，帶著弟妹收割、插秧。到了晚上，趁著月光，媽媽帶著我將田埂上的濕稻草一只只挑上岸，我就極其憎恨我出生的地方，憎恨撈刀河，我就在心裡發誓，我要離開這個貧窮可惡、勞苦耕作的地方。
04
“馬格麗……”黄昏的院子外有人喚我的名字，是個男人的聲音。
很少有人這樣直喚我的名字，在香港我是瑪格麗特，撈刀河邊的人叫我麗子。
在微微的暮色中，在木柵欄的外面，停著一輪摩托車上，摩托車上有一個戴著頭盔的男人，靜靜地看著我，看著我，用那樣一種眼神，很深很深的一種眼神。
我的心跳加快，我呆了一陣，然後才手慌腳亂地走過去開院子的門，讓他進來。
是成語，我們十一年沒有見面了，我聽人說他開了間工厰。
“聽講你回來了。”
媽媽也出來了，看到成語她很意外也很高興，她馬上進屋沏茶。
在柚子樹下我和成語相對而坐，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你在香港都好吧?”
“嗯，在酒店上班，沙士公司停工了。”
他還是話不多，以至我們之間大多數時候弥漫著沉默，媽媽端了茶給他，然後馬上走了。
“我搞了個脫硫厰，打算以後往環保方面做。”他說。
他終於開了一個話題，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和他談論這個話題。
當然，他不是想和我談脫硫，也不是想談環保，他只是談談他的近況。
不必多說，他的近況不錯，既然主動來看我。
關於我在香港的生活，我不想多說什么，他也不是多話的人，所以我們很快無話可說了。
他看見我的兒子小卡，就摸了摸他的頭，又問小卡多大了，我說快六歲了，他說跟他的女兒一樣大。
坐了一陣，喝完一杯茶，他騎著摩托車走了。他今年三十四歲了，上一次我們見面時是我們二十三歲的時候，就是我們大學畢業前的那個春節，時間過得真快，我們之間就這么過去了十一年。
05
大衛每隔兩三天都打電話過來，告訴我們香港那邊“沙士”的情況，我們走後沒多久，4月中，世衛就將香港列為疫區，發出香港旅遊警告；5月23日世衛解除了香港旅遊警告。
到6月份某天，大衛電話中告訴我們，再沒有人死亡了，也再沒有人感染了。
大衛叫我帶小卡回香港去，我居然有點不想回香港去，對媽媽和家鄉的依戀，對未來生活感到的憂心和壓力。
酒店還沒有打電話叫我復工，我回去後還不知何時有工開有收入，不知道會不會被裁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