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9.62 关于《春秋》记载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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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按照笔者的时间线来划分，所谓“鲁哀公在位后期阶段”自哀公十四年（前481）起至《传》文记载结束的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止凡十四年。由于在这个阶段的第一年开春就发生了“西狩获麟”事件，所以也被《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孔丘删改《春秋》截止之时：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当然由于鲁国的历史从这一年起仍将再另外延续两百二十五年，所以作为鲁官方修史的《鲁春秋》也就仍将继续下去。当《传》文的编纂者整理资料时，仍然纳入了此后直到哀公十六年（前479）孔丘去世时止两年间的《经》文部分，以及直到哀公二十七年流亡越国时（前468）的历史记载。

从上述同时并存的几个时间点（哀十四、前481；哀十六、前479；哀二十七、前468）以及当前人们通常认为“春秋”时期结束的哀公十九年（周敬四十四、前476）来看，对于孔子修订《春秋》为何结束于哀公十四年的原因其实并不存在统一意见，至少在孔门弟子成为学术界主流的战国初年都是这样，即《左传》的作者从来不认为儒家版本的《经》文应截止于哀公十四年，而仅仅是因为哀公十六年孔丘去世才停止删改的，当然也就不会认可《公羊传》所以为的“备矣”。

事实上，真正深刻影响战国时期鲁国以及相似类型邦国政治格局和走向的关键因素在孔丘去世前后才真正开始成型并迅速发酵，这从《左传》坚持详细记载直到哀公二十七年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齐、卫、宋、晋等主要邦国都先后出现了对君权的颠覆事件，而鲁国同样受到了严重波及。虽然《公羊传》和《谷梁传》基于对后续历史发展的了解而强调了所谓“王者”即将出现的悲观前景，但显然孔丘生前还谈不上对此趋势进行过系统性的论述。

不过从《传》文并没有继续提供自哀公十七年（前478）起的《经》文，却继续记载了部分史实直到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的事实来看，《左传》的编纂者显然在孔丘去世后就无法凭借这层关系继续获得鲁国的官方史书了。

据此可以推断，《公羊》和《谷梁》两传作者的老师卜商（子夏）很可能在在哀公十四年即孔丘去世两年前就离开了鲁国，此与子路出仕卫国几乎同时；至于《左传》的编纂者，很可能后来师从于某个在孔子去世后不久离开鲁国的学生。

不过关于《左传》记载结束的时间点，确实存在一个不容易为人察觉的疑问，即鲁哀公究竟去世于哪一年。按照《传》文的说法：

……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可见哀公仅仅是流亡越国未归而已，此与当初鲁昭公流亡齐、晋类似，并不意味着鲁悼公在这之后立刻即位，所以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从道理上讲并非宗法意义上的哀公末年。不过《史记》似乎讲了另一个故事：

……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鲁周公世家）

即哀公前往公孙有陉氏之后出现了“三桓攻公”的局面，导致哀公被迫先后流亡于卫、邾、越等国，但不久他又在国人的支持下复辟了，可惜并没能再次掌权，而是回到公孙有山氏就去世了。

从逻辑上来看《史记》的记载确实存在很多争议。首先，从《左传》的上下文逻辑来看，公孙有山即公孙有陉，且其立场在历史上反而是较为亲“三桓”的，譬如哀公二十四年其曾经向季康子告发哀公试图与越大子适郢交好并与季孙争权的计划，因此仅仅“公如陉氏”是远不足以导致“三桓攻公”的。因此哀公的出走应该就是其主动为之，而非遭到“三桓”的武力驱逐。

其次，以当时哀公的地位来看，其实也是很难因为“国人”的支持而能够轻易返回鲁国的，其结局更有可能是客死越国，或者在如越的途中去世。如果哀公曾经从越国返回复位，那么按照《左传》的成书年代推断，不至于不提及这件事。

从《史记》提到哀公返回后意外去世于公孙有山氏来看，似乎其在暗示哀公之死与季氏的阴谋有关，这似乎是基于后来国人“施于公孙有山氏”而做出的判断。不过从《传》文来看，国人的态度其实是由于后者参与送哀公出走有关。如果哀公出走的时间超过一年，那么鲁国其实没有理由立刻另立新君，将转年（前467）定为鲁悼公元年就有问题了，因此哀公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年末在流亡途中去世甚至遇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