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爱情的理想国
——评青年作家刘秉政《一个男人的爱情》系列小说
卡夫不卡
一
《一个男人的爱情》系列小说读后,我像被陨石击中一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其说爱情故事本身达到了醉人的地步,不如说作品背后的沉思更令我着迷。
想想从丁亥年读研时认识刘秉政,其间来往频仍,情谊渐笃,终成至交,不觉至今已逾十几载光阴。男人在一起交谈,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女人,我们当然也未能免俗。只记得某次谈着谈着,他就渐将话题锁定为一个女人——一个和他产生了爱情并最终成为他思考与审美的对象,这就是他在散文《后园》中提及的那个女人。秉政良善正直却又敏感多情,交谈中对于那段情感也就直言不讳。散文叙述不时辅以倒叙,插叙,补叙,水到渠成处还会总结出一二警语,情浓时还要升华为几行诗歌。我惊诧于他情感的丰富和感受的深刻,在深感情花剧毒猛烈之余,思绪常常游离于话语之外,只感觉身旁站着一位灵魂单纯高贵而又血肉丰满的朋友。
之后才慢慢得知,那段刻骨的爱情,他早已酝酿成了几篇泣血的文字。我因近水楼台,便先睹为快了。秉政(笔名饮墨)以《一个男人的爱情》为总题,来揽括《灼灼其花》《赤玉生烟》《白日》《天鹅之死》《化异》《断碑》这六篇文章,据他说前前后后写作多年,十几年磨得一剑,最初只是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因这些文字是他20岁左右所作,难免有一些幼稚的痕迹,但绝非俗品,初读这些文字,用几个单字来概括其风格就是——奇、美、悲。透过这种形式风格,最震撼我的,还是那深刻甚至有些压抑的异化主题。
2016年以来,《一个男人的爱情》系列小说先后在“内蒙古精英沙龙”的微信平台和一家内部刊物《漠南文艺》(创刊号)上刊出,引起很多人的阅读和关注。可是阅读归阅读,应者寥寥,正应了那句话,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在文学本属于小众的社会,这本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况常人素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毛病,这也正体现出纯文学的坚守和困境。
这六篇文字可概括为类寓言体短篇小说。小说字里行间带有回忆的影子,爱情破碎后的遗憾,但是作者能跳出一己之痛苦体验,用悲悯之心关照同类,是痛定思痛后的一种超越,这很是难得的。张爱玲说过,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使人感到一切都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使人再度烦恼。所以最难得的是从中超越,读后给人以解脱和超拔之感,然而并不是高入云端的仰望,这些文字最终都让人切回到现实中来,面对命运的作弄和惨淡的人生。尤瑟纳尔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说,当一个人写作或计算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当你写作或计算时,就是在思索。思索是人类的前途所系,故此,思索的人,超越了现世的人类。这句话讲得非常之好,只是过于简单,须知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可以超越人类的。我特别欣赏本雅明说过的一句话:忧郁沉思,其本质是清除对客体世界的最后幻觉,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嬉戏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以及自身旁边的那个世界。他还认为,在人类堕落,理性已丧失认知真理的能力时,能承担真理救赎天使的非艺术莫属,而这种艺术,主要指象征和寓言。
因为只有透过现存社会的表象,在象征与寓言连缀起来的故事中,才能更接近世界的本质,认知和救赎的真理之光才有可能穿过迷雾,而秉政正是选择了这种文体,正好发挥他的想象力来创造。无论内心怎样翻江倒海,但在思想的领地,他如鹰一般自由翱翔着、目光犀利,他是这片领地理所当然的王。我们传统文学多数崇尚大团圆结局,绝望、唯美、牺牲精神、悲悯情怀等恰是中国文学的短板,而当代的文学往往停留在悲观的层面,但秉政正是凭着对生活的积淀和高度提炼,触发了内心精神体验的升华,尤其是其中蕴含着价值判断与强烈的批判精神,使得小说有了更动人心魄的力量。
二
一个男人,当他把爱情奉为信仰时,爱情大厦一旦崩塌,他将用一生的时间去捡拾每一个碎片,至于重建,他只有选择用梦境或艺术。秉政显然属于后者。
对于爱情和女人的态度,可以决定一个男人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男女乃人之大欲,特别是男人,现实将其世俗化为女人的肯定,成了他完成自己一生不可逾越的课题。对于男人的情殇,秉政在《后园》中写道:“男人动情是可怕的,长期沉迷于此,最无能的男人也可能变成哲学家或艺术家……女人失恋只是失去一个人,而男人失恋,则是失去一个理想国。”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我渐渐窥视到了秉政的爱情观。他认为一个痴情的人,甚或一个没被异化的真实的人,一生中都面临着一种危险——一个人付出了真情而所嫁非人或所娶非人,那个人就只剩下半个人或是行尸走肉了。正如《断碑》中的雄马“奔宵”所言:“已交付了灵魂却又发现情非所托,便是行尸走肉了,……我敬仰那些崇高的行尸走肉。”《赤玉生烟》中的老少两代采玉人,《天鹅之死》中的白鹄,《白日》中的大葛,乃至《化异》中的蚌王子莫不如此。而透过这些虚构的人物影像,所看到的那个清晰的人物形象就是作者自身。持有这样的爱情观,捧着一颗干净的心灵,来到尘世,而且信奉着一种极端,本身就是悲剧,而这样的人,甘愿面对世间的戗乱所形成的巨大创面,拒绝所谓的成熟与坚强,因为坚强起来是要付出心灵变质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一种残缺之美,而维系这种美的根基是纯洁和坚贞。
因为价值观的扭曲,一些选择人之为人的正常状态者定要惨遭“社会”这个无形车轮的碾压,也即“人的异化”。作为被碾压的人,顾不上擦掉血迹,还以一躯肉身之力,向世间高扬呐喊着一个真正的人本应该坚守的价值,其悲剧性正如被施以刖刑的卞和,“非悲刖也,悲宝玉却题之以石也”。如此,由男女婚恋所引出的人的社会价值判断及异化等主题,如一个一个严肃的仪式被端上了纸面。
《灼灼其花》中,那个沉沦下僚的他的悲剧之源是宁愿自己被践踏也不肯践踏别人,因保有一颗良心不肯同流合污而被视为异类。在此篇中我们看到,只要肯迈出那一步——洗“花瓣浴”,即可成为人上人,到天宫任职,继而把洗花瓣浴常态化。在那个环境语态下,洗花瓣浴并不代表残忍,而是天经地义的,不仅在男人聚集的“乾宫”这样认为,在女人聚集的“坤苑”亦如此。将之还原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男人要想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大都要心黑手狠,甚至不择手段,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努力攀爬成为人上人后,各层面上的“摧花”即成常态,不但不会被社会视为不道,即使在女人自己甚至其母亲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文中的“花母”形象,则完全可以理解为现实中的母亲。她们宁愿让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坏人,也不肯嫁给恪守道德、清贫一生的异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满了现代的荒诞感,现实中的婚姻大都如此。文中题记所言:“在这里,我要写一种人间仪式。”如果我猜得没错,这种仪式指的一定是婚姻。
只要有悲剧的发生,证明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哪怕以其卑微的形式存在。那个“他”,小碧桃,小碧桃的母亲都是少数的清醒者,是灵魂干净的人。但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里,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在这里,作者虽然极其渴望一种未被异化的正常状态,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持彻底的悲观态度的,我们来看文章开头和结尾的一段分毫不爽的文字:
风很凉很清,坤苑里的芳潭没有一丝涟漪。已近黄昏,一望无际的芳潭宁静、幽蓝的水面上满是一株株奇葩横斜的暗影。风很弱了,像缕缕的游丝。此时那些初绽的小花儿们带着羞涩,轻轻地张开自己的花瓣,第一次露出了蕊心,然后脉脉地窥视着自己水中的影子。潭水上弥漫着奇异的花香。
这恰恰是一种轮回的隐喻。《后园》中的一段文字亦能印证作者的心迹:“如果把真正意义上的人作为衡标,那么人生最终是一场悲剧或失败。因为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能一次彻底战胜过自己的敌人——异化了人类,使人类不能称之为人的东西。”在此,作者站在理想主义的角度,认为未被异化之前的人类才可称得上“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由此得出人类的使命除了低级状态的摆脱奴役、贫困、无知之外,还要有意识地摆脱异化。即使明知没有希望,但仍要摆脱堕落的命运,作为人类的自我救赎。
《赤玉生烟》中,“玉”成了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的异化人类之物,无疑可以看作当今社会人们疯狂追求之物的某种隐喻。在作品中,它也就成了男女婚恋成败的决定之物,人性已被“玉”残忍肢解。和《灼灼其花》一样,继续着无限循环的悲剧。
《化异》写度化各种异类为人的故事。作品以审判的方式,裁夺着对错、善恶、美丑。“化异”颠倒过来就是“异化”,也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这次作者用“蚌育珠”来写异化主题。对于蚌中之珠,人们总是赞美有加,却很少有人在意这是病,是痛,是生命的种种偶然与非自然结出的果。对于一个蚌来说,忍痛克难孕育珍珠与怕疼惧难保持蚌的本色,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作者显然是倾向于后者,正如此篇题记中所言:“经历了这一切,人将非人。”作者似乎在用老子李耳的“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呼唤着人类的本来面目。
写花写妖本是蒲松龄的拿手好戏,而秉政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我知他这几篇小说寄托颇深。他在前面小序中即有柳泉老人的话,“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此亦我之谓也。”这是他思虑多年所结的几颗硕果,读其文,才知他是一个敢于揭开内心伤疤给人看的人,敢于直面自己苦痛的人,进而上升到我们的同类所面临的困境。不止在同龄人当中,即使扩大一些范围,这样思索深入之人也当属凤毛和麟角。
北大教授陈晓明说,“真正的自由体现在思想空间的拓展;认知方式的多样性;精神胸怀之宽广辽阔”。硬汉海明威也曾经说过,“根据曾经发生的事情,根据存在的事情,根据你知道和你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描写,而是比任何实际的、现存的东西更要真实。如果写得好,你就会使它不朽。”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秉政没有向纸媒刊物投稿,我想他如果积极投稿的话,不会唐突了国内一流的小说刊物,一定是会有高明的编辑慧眼识珠的。
三
似乎在马尔克斯之前,国人并不识得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在中国从不乏魔幻现实主义的例子,远的不必说了,尤其是在明代,《西游记》就是一个高峰。从本质上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魔幻,而是现实。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时代的叙事如果不能勘测人在世间的生存状态,还能是文学吗?这棘手的人生问题使得青年刘秉政的书写也变得严峻起来,这几篇小说可以见出他将传统小说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技巧相融合的一鳞半爪,显而易见的就是反映异化主题。
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在《化异》前有一题记,可谓夫子自道:“人世间永恒的恶把人性中仅有的一点善死死扼住,每每留下肮脏的妥协、可耻的无奈和丑陋的伤口。只是为了生存,人们将此妥协、无奈和伤口美化成必不可少的磨练、成熟与坚强。可经历了这一切,人将非人。”
读秉政的这些文字,除了美感,还有灵魂的震颤,其气象丝毫不逊于一些大作家的作品。《赤玉生烟》里的“怀玉”,《化异》里的“蕴珠”,都是围绕异化主题而展开故事。另外,《灼灼其花》中“乾宫”、“坤苑”、“每月十五花母都要咬破自己的身子滴洒血液”,《赤玉生烟》里女子身体里的“璞块”、《白日》中的“白太阳”都值得注意,这些都是隐喻手法的运用。
以上都是怎样的一种意象呢?深厚的文字功底一旦与熟虑之后的思考结合,作品才会产生动人心弦的冲击力,迅疾地直抵现实的软肋。秉政的作品少而精,几乎是写一篇就成功一篇,因为都是有感而发,这正像从心底涌出的清泉,清冽甘甜而沁人心脾;也像从熔炉里喷发的火焰,气焰灼烈而咄咄逼人。
《断碑》中刻画出两匹神驹的形象——“奔宵”和“起影”,他们冲出有狂沙巨石、烈鸟长蛇挡道的黑泽时那段内心独白,“奔宵”再赴昆仑,独守断碑,直至终老的决心,最后“两马无言,双双嘶鸣,消逝于天地之间”的背影,其中蕴含着秉政所追求的独特的美学理念——姑且称之为“美的毁灭或升华”,读之每每都要动容泣下,故事构思也可谓荡气回肠,享受奇、美、悲之余不免使人沉思。《天鹅之死》是一篇绝美的童话,奇特的构思和情节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我选取了结尾的一段:
是啊,世间已经没有真正的天鹅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天鹅,也只能是青鴚和那只野鹅所养育的后代。可是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一只天鹅,此刻正安息在天边那遥远的镜湖里。
毋庸讳言,天鹅即人类的缩影,人类是生活在地上的天鹅。通过描写天鹅的故事,达到审视自身及同类的高度。喜欢用文字表达的人,内心一定有所郁结,常有不吐不快之感。整天无所事事的饮食男女,他们胸中定然不会如此郁结,诗文就更是奢侈之物。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且不说蚊子吸血后呻吟着飞去,单单是关在圈里的猪也有属于自己的阳光,而智慧的建筑师每天都在营造属于自己的巴别塔,这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秉政在与自己命运的抗争中,不断拓展自己的心灵,形成带有冷峻个性和蕴含能量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带给读者的可能不是赏心悦目,但那种灵魂的痛苦和挣扎一下就击中了我,可以说,他的文章构建的不是崇楼杰阁,正是这样精致的希腊小庙,体现出的是痛苦后的沉思。
最后,作为诤友不得不说,作品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因为作品是一种极端情绪下的产物,因失恋而作,显然是感性冲动后的创作。这种强烈的主观性,当然是创作的内驱力,但若是没有及时形成自觉的“跳出圈外”创作升华,其痕迹浓厚的自我宣泄风格也必然凸显。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叙事和故事构思显得单调,六个故事,受戕害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在《化异》尤其是《断碑》中,可读出强烈的复仇情绪,过激和简单的情绪化是对艺术的戕害;还有个别作品结构稍显单调,比如《天鹅》。其次,过分求奇,导致个别人物和情节脱离主题,比如《化异》中,落翠子等人物的处理就比较失败。再次,作品非一时一地而作,使得语言风格不太一致,其中有文白杂糅的表述,个别篇什议论与抒情失当。当然,缺憾不仅是难免的,也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何况创作这些作品时候他才刚刚二十出头呢。我想说,没有缺失,便没有完美的存在;没有偏执,就没有艺术。
正如夜空划过的流星,人们看到的只是璀璨光芒的一闪而过,而我则完整地目睹了它飞来的方向、划过的轨迹、以及它在草原上砸下的六个深坑;路过者都可以视而不见,但我不能不久久徘徊于这些深坑左右,仔细端详,抚摸它如陨石般坚硬的质地,欣赏它与众不同的光泽。秉政是一个有特异禀赋和气质的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独特而敏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颇具一个优秀作家的潜质,作为朋友也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好,有必要写这篇文章(请不要误解,本人并非著名评论家),让更多人来了解他的作品。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读者自己去阅读去体会,品尝其中独特的味道。文学的殿堂里不可能存放文字垃圾,环顾四周,我看到许多人都在逃避,而每一个有雄心的写作者无不都是勇敢地面对人类的无奈和困境,这六篇小说的可贵也正体现在这里,我坚信它将会为寂寥的塞外文学增添异样的光彩。(卡夫不卡并非著名评论家)
——载于2021年第12期《草原•文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