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乡情
冬天出奇地冷，娘咳嗽的不行。
我跟娘说，去城里大医院吧，那里的条件好。
娘说，就在镇上卫生院，那里的人好。
我有点纳闷，乡镇怎么能和城里比？没听说过吗，乡下卫生院能把小病看大、大病看成不治之症。
娘情绪有点激动，说，我宁肯小病看大也不去看别人的脸色，更不想去死！
我想起前两次带娘去城里就医的情景，一次由于娘的耳聋，大医院的医生不耐烦地呵斥她，草草地应付她，导致有脾气的娘跟医生吵了一架，气得胸口疼了好几天。还有一次，她看到医院门口有人打起横幅，一条长布在明晃晃的太阳光下白得刺眼，白布上漆黑的大字象一个个攥紧的拳头，撞得娘的心脏突突直跳。走多远了她还在无辜地替别人抹眼泪。
我只好由着娘，好在母亲平时身体硬朗，尽管八十有三，年纪一大把，但是精神矍铄，看起来也就七十多一点。这一次，伤风感冒也不是什么大事。
１
镇上仅有的两条街没有名没有号，十字交叉将整个镇分成东街、西街、北街、南街四个部分。遇到外地人打听路，镇上人就会告诉他，东街十米靠南，或者南街三十米靠西……。镇卫生院就坐落在南街尽头靠东的位置。
镇卫生院不大，只有两栋楼，呈L状，白墙铝窗共三层，普通地跟周边其它临街房屋没有什么两样。L的拐角部位就是卫生院的大门，进去是大厅，大厅右边是一排诊室，左边一排是药房和检查治疗室，二楼和三楼分别是住院病房和院办公室。
到卫生院时是上午八点半，大厅内满满地站了四个长队，一个队办理门诊交费、一个队办理出入院手续，另两个队取药。没有象城里医院那样有挂号的窗口，这里不需要挂号，病人直接进右侧诊室看医生。诊室门牌更加特别，只有第一诊室、第二诊室、第三诊室、第四诊室，不象城里医院分这个科那个科的。
娘说，这四个诊室，进哪个房间都一样，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很神，能包治百病。
我将信将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全科医生！？
娘说，进到这里，头不晕。不像在城里医院，像迷宫。
娘还说，第一个房间里的吴医生人好，她习惯找他。
吴医生五十多岁，个高清瘦，鼻梁上架副眼镜，白白净净，一袭白衣，很干净利落的样子。第一诊室十来见方，不大。他坐在靠窗一个办公用老式的木桌后面，桌子上铺着玻璃，玻璃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处方纸笺和按压病人舌头用的长条木片。冬日和暖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轻拂在吴医生的后背上，像是一把软刷，轻柔地在他的后背摩挲着，让别人都能感觉到是那样的温暖、舒服。
三两个病人围在吴医生的桌子前面，其他候诊的人坐在顺着墙壁的两木条凳上。大概是今年冬季特别寒冷的缘故，老年人居多，他们一边咳咳嗽嗽，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我感觉像是进了老年活动室。
“老人家，您老来了？”
“是呀，来了，又来给你添麻烦来了。”娘答应着。
耳背的老娘居然能从混乱吵杂之中分辨出那个招呼是冲着她来的。我这才发现这个声音是从吴医生那里，顺着窗户进来的太阳光，暖暖地飘过来的。
吴医生善于跟病人边聊天边看病，时不时穿过人们肩头的缝隙，把他那带有磁性的微笑投递到门口，招呼着刚进门的病人。
吴医生跟病人说着话，并不影响手里的工作。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被吴医生运用得娴熟而细致。
我记得有位名人总结过，中医是文化，西医是科学。文化和科学在吴医生这里融汇贯通、交会碰撞，碰撞出别具一格的友善与文明，这种碰撞有点像拨片拨动琴弦，也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很是舒服。
2
从诊室吴医生那儿出来，交完费，左转穿过大厅第一间就是拍片室，人也多，我扶着娘坐在走廊长凳上等着。不像城里医院，这儿没有中央空调，走廊上尽是人，丝丝冷风从敞开的大门大摇大摆地吹进来，幽灵般在走廊里来回穿梭游荡。
娘紧咳几声紧了紧身上的棉袄。
候在娘前面的是一个孕妇，被一个大概是她丈夫的男人搀扶着，厚重的大棉袄包裹着高高隆起的肚子，肚子大得已经叫她坐不下去，看起来有些吃力。他们做Ｂ超检查，Ｂ超室紧挨着拍片室。
“是双胞胎吧？”娘关切地问。
“是的呀”男人替她回答，“快八个月了，已经大的受不了。”
男人个头不高，皱皱巴巴灰蒙蒙的一身迷彩服，皮肤黝黑干涩粗糙，从上到下透着农村体力劳作的气息。
乡下人心地善良没有心机，喜欢唠嗑，在等待叫号的空档，另外几个老人也围了上来，围绕孕妇的话题，就聊开了。
孕妇三十二岁，男人三十五。他们已经有一个老大儿子，今年整十岁，上小学四年纪。按农村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头胎生了小子，就不允许生二胎。
“生育放开了，国家允许二胎，赶上机会就多生呗。”男人咧嘴笑着，这一笑把满脸的皱纹完全给挤兑出来，还有那上下两排黄里黢黑的牙齿。
原来，镇周边的村庄和土地全部规划成了经济开发区，据说有的地方已经开进了挖土机。农民的房屋值钱了，土地更加值钱了，大家等着拆迁，等着分土地征用费。
每个村都有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明文规定了各家各户耕地承包年限。规定的承包年限是写在纸上的，但是，有些村庄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翻出来看。所以，以前分下去的耕地，以后多少年过去了，也从来没有再重新计算人头、没有重新再调整分配过。
听说政府要拆迁，要征地，人多地多的人家自然暗自欢喜。人多地少的和人少地也少的可就慌了神。大家翻出村规民约，要求按规定重新分配耕地。
据说，有的村庄人多地多的人家占多数，坚决反对重新分地。糊涂一点的村干部不拿村规民约说话，偏要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投。可想而知，占少数的那一部分的人自然也不服，于是，他们天天结着队地骂大街，骂村干部、骂那些良心被狗吃了的多数人。
但是，大多数村庄还是要遵照规定重新核算人口，重新调整土地。
借着允许二胎的好政策，许多符合生育政策的人就展开了潮水般地生孩子竞赛，期望着重新分配耕地。人口多就能多分地，多分地就意味着多分钱，也多分房。
为了省事，有的人动起了歪脑筋，也许是有高人指点，许多人躲到城里大医院不惜重金进行人工授孕或者试管婴儿，一下子，想要几个就能怀上几个，即省了事不违法，又赚了国家的大钱。
这一个时期，到镇卫生院体检的双胞胎甚至多胞胎的孕妇特别特别地多。
当然，也包括这一对年纪已不算轻的，怀揣着发财梦想的双胞胎待产夫妻。
3
拍片结果显示娘的肺部发炎，需要抽血进一步化验确定。
也许是年久失修，走廊两边的墙壁斑斑驳驳，上部的白色石灰多处干裂起壳，一片一片像雪花一样时不时地飘落下来。墙的下部，早已被来来往往的人群磨蹭得面目全非，只能勉强看得出绿色墙裙的基本棱廓来。没有吊顶，只有几盏做着鬼脸眨巴着眼睛，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灯管，忽明忽暗。好在人多，否则该是多么的阴森可怕。
抽血化验室在走廊的尽头。化验室同样的简陋，墙壁同样的破旧，靠墙一条用砖砌成的水泥台就是工作台，镶上去的白色瓷片已破损大半，工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玻璃器皿和化验仪器，这些物件倒是干净整洁。门口这头负责抽血的是一个年青姑娘，细眉大眼、皮肤白皙、身材丰满，很是好看。工作台那头负责操作化验仪器打印结果的是年近五十样子的男医生，两个医生，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小的年轻漂亮、手脚麻利，老的慈眉善目、心细稳重，配合相得益彰。
此景此人，让站在门口排着队的我忽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忽远又忽近，恍惚间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还是个少年的我，正在这所卫生院对面的中学上初中，当时做化学试验的教室像极了此时此地的抽血化验室，一样斑驳的墙壁，一样的贴了白瓷片的水泥台子，一样昏黄的灯光，一样的大大小小的玻璃器皿……。
那时，兼任班主任的化学老师穿着一身像眼前的这位男化验师一样的白大褂，精心地在各种玻璃器皿间给我们示范着高深莫测的化学试验。什么镁在空气中燃烧生成氧化镁啦、碳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啦、生石灰溶于水生成氢氧化钙啦……，等等诸如此类。每次上化学实验课，我就像是在看一场魔术表演，云山雾罩地不知所以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我一度怀疑我的脑袋里面只有一根筋，一根筋的我根本就搞不明白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就像了《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一样，变化多端、奇幻无穷。我实在是缺乏抽象思维，对学好化学是没有一丁点的信心。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其它课的成绩还是相当地出色，班主任化学老师也许是看在这个份上，还是对我格外地重视，并敲打了我几回，在班上教训我说：“化学是升学必考的一门科，占分比例大，你其它成绩再好，化学学不好，等于零，照样回家种地去。”
班主任化学老师四十多岁，肥胖白净像一个大肚的化学试瓶，脸上总是一幅思考者的神态。
继而，思考者对全班同学讲了一番宏大高深的理论和高瞻远瞩的畅想，“同学们，下个世纪――你们没有听说过吗？――也就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个时候――”说到这里的时候，思考者咬了咬嘴唇，眼睛凝视着教室角落的一个天花板，若有所思、所幻，突然右手猛地抬起有力地往前一挥，“那个时候，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以及这个小镇都将不复存在了，土地也没有了，代替这一切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整齐划一的厂房。那个时候，你们不用再像你们的祖辈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地里创食了；那个时候呀，人们只管操作手里的电脑和机器，什么东西都来了，真正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一样的生活；那个时候呀，需要你们这一代去建设、去参与、去生活，你们现在不学好知识，学好文化咋能行？！”
兼班主任的化学老师 ，对，思想者，“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地讲了一大通。讲得同学们心驰神往、动力倍增。
我做不好试验，老师就安排化学课代表单独辅导。课代表是一位吃着商品粮的镇上的姑娘，经常穿着一件“的确良”花格上衣，红头绳束着一头乌黑的马尾巴，圆圆的脸蛋天然地镶嵌着两个深酒窝，就是不笑也看得出来。她叫梅。
梅在台子那头做试验，我在这头亦步亦趋地照葫芦画瓢。做的不对的地方，梅就走过来手把手地示范，就是这个时候，她那少女身上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青春萌动的我心猿意马，本就顿顿吃不饱饭的肚子，更觉得饥肠辘辘，总是忍不住地舔舔嘴唇。我更不敢正眼看她，不敢主动跟她说话，每次都是听她说话，不管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总是低着头“嗯－嗯－”地应付着。从那时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一列列火车轰轰隆隆地在我全身的血管里奔腾涌动，我懂得了什么叫着暗恋。
后来，也就是一直到中学毕业，我始终也没有把化学学好，当然，我也始终没有胆量走近她。再后来也没有了什么，更没有像小说里那样发生什么撩人的桥段。现在想起来，我还会为自己曾经自不量力的单相思而脸上发热。
眼前正往玻璃试管里抽血的姑娘医生跟梅非常地像――身材白皙丰满、双眼皮大眼睛、两个酒窝会说话，就连她们操作试管的动作也都像极了。
要不是那个像化学老师的医生和那个像梅一样漂亮的姑娘，要不是眼前这样相似的摆设，让我情不自禁地触景生情，我哪还能想得起，这个小镇曾经氤氲着自己淡淡的情愫。
眼前的一切逐渐亲切起来，包括这个卫生院和从窗外望去对面的那所依然书声朗朗、变化不大的学校，以及这个我曾经十分熟悉的朴素小镇。自己曾经属于这个小镇，自己曾经在这里努力过、打拼过，像目前仍然生活在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我的梦想也是在这个小镇上萌芽的。
正如思考者班主任三十年前所预测的那样，这个小镇周围的农村以及这个小镇的本身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只不过比老师展望的晚了几十年。我想，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小镇会同样遭遇到被拆迁的命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里的人、这里的风景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又会是谁将改变这里的一切，难道正是班主任老师期望的那些曾经成绩优秀的、他的那些学生吗？
临走的时候，我用手机偷偷地给那个像梅的姑娘拍了个特写，想留下这几乎不可能再现的最原始的情感和记忆。
4
忽然，大厅内一阵吵杂，随着人们吵吵嚷嚷，四个年青人抬着一扇上面躺着一个人的破门板，急急忙忙地闯进来。
“快来人那！大夫――医生，救命那――”一声紧一声地呼叫，扯人心肺。人们纷纷避让，腾出一条通道。
“呼”地一下，四个诊室的医生同时从房间里冲出来，有的额头上还戴着探视镜，有的耳朵里还堵着听诊器……。不用院领导安排，这一下就是全科大会诊，这种情景在城里大医院无论如何也是见不到的。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病人就进了治疗室。
送病人来的四个年青人，其中有一个是病人的小儿子，此时他蹬在地上抱着头痛哭流涕，嘴里一个劲地叫嚷：“我该死，我们该死呀……”
从帮忙的年青人的嘴里，人们渐渐知道了事情的一个大概。
原来，这是一家已经被拆迁被征了地的农民，正在治疗室被急救的是年过七旬的父亲。老伴离世的早，是老父亲像老黄牛一样不分四季风里雨里辛勤劳作，从土里刨食，艰难地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
如今地没了，全家六十多万的拆迁征地款在世代务农的老人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他合计着来年搬进政府补偿的还建房，生活稳定下来后，将这笔“巨款”分成三份有计划地使用――一份用来给俩小子娶媳妇成家；一份用来做点小生意挣钱糊口，至少失了地不至于饿肚子；一份存起来备用，以防万一有个必需。
可是两个儿子不这么想，小儿子平时在有地的时候也游手好闲，如今无田可种，又无工可打，更是天天呼朋唤友打牌消遣时光。上月，拿出十多万元偷偷去城里赌博，输了个一干二净，把老爷子气得肝肺直疼；大儿子眼红了城里来的施工队的工程，以“地头蛇”的名义与人家谈判，老子天下第一，非要掺和进去不可，在八字没有一撇的情况下，硬是逼着老汉将剩下的五十万元钱拿出来，购买了一台挖掘机。机器回来了，不能闲置呀，于是，大儿子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把机器往别人正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上硬是一摆，一副“你看着办”的无赖架式。双方各自找人，于是就有了一场恶战。到底是“地头蛇”，大儿子把对方现场管事的打了个重伤，被送到城里医院，目前还昏迷不省。
警察抓走了大儿子，据说要负刑事责任，判刑。还没有开张的挖掘机也被扣走了。
这一下，老人急火攻心，养命的钱突然就说没就没了！急了，“咕咚、咕咚”几口农药下肚，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看病的人们纷纷摇头叹气――
“唉――现在的小子不懂事理。”
“都是穷怕了惹的事。”
“政府得想想法子，为农民找出路，不能叫大家失地又失命呀……！”
5
抢救完那个服毒的病人，天已近正午，吴医生额头渗着汗筋疲力尽地回到诊室。候诊的老人们一涌而上，紧紧围住刚刚坐定缓着粗气，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的吴医生。
“大家别急”吴医生抬起双手，手掌心朝下轻轻地按了一按，“一个一个地来，不把你们的病看完，我就不下班，放心，放心。”
我把透视和验血的结果递给吴医生，吴医生说：“住院吧。”
我已经留意到――二楼尽管有住院病房，但除此之外，没有室内厕所，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安排夜班医生和护士。床上凌乱地堆放着打完吊瓶就走的人留下的床单被褥――根本不具备住院条件呀！
“不用住院吧！？”我犹豫地说“吃住都不方便，针打完就走……”
吴医生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旁边有位热心的老乡说：“农合医保救活一大批老人哩！你看刚才那个喝药的，要是没有农合办住院，那真是要了命的。”
经过提醒，我才知道，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在乡镇卫生院只有以住院的名义才能提高报销比例，其实不一定非得住下来不可。我马上想到村头村委会墙上的宣传标语：大病小病不用慌，合作医疗保健康。怪不得老人这么多，住院看病自己花费不了几个钱。要是在过去，老人生病因为没有钱，大多是在家里一抗二拖三等死，哪里还敢往医院里送。
二楼，住院病房里一点不比门诊大厅清静，多数人没有床位，一股脑地挤在大厅和过道的长凳上，病人们一边挂着吊瓶一边大声地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有空调的十几个床铺的大房间，早已人满为患。娘年纪大，我央求护士想想办法能在哪个旮旯犄角支张简易床，能躺下舒服点就行。
值班的小护士一张娃娃脸，一条尺把长的又粗又黑的辫子在护士帽下轻轻摆动，挺可爱，人也挺不错。她很尽力地找来找去，然后跟我商量：“走廊当头一个小房间，长期住着一个精神不正常的老头儿，空了一张床，敢不敢住？”
“打完针我们就走，有啥不敢住的？”我跟随着可爱的小护士去被服室领来一套床上用品。床单和被罩看起来还算干净，只是皱皱巴巴像两张几百年的老槐树皮。
一路上，小护士一再嘱咐：“你们要小心一点！”
房间确实很小，不到十个平方。门两边顺着墙各摆着一张钢管床，这头是门，紧挨那边的床头就直接抵到了窗，中间过道被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塞了个大半。刚一进门，一股隐隐约约的说不出的难闻的味道冉冉腾绕，我捂着鼻子皱了皱眉头。
门左边的床上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脸色苍白眼窝塌陷，一头乱蓬蓬的白发，像一堆杂乱的稻草在头顶堆着。见有人进来，老头嘴里含糊不清地一个劲地叫，并伸出床边那只没有打针的干枯的手，一下了抓住了我的胳膊。尽管我早就加了小心，但还是被吓了一大跳，急忙挣脱掉，拉着娘往门口紧退几步。
小护士过来，安慰了我两句，然后转过身去，伸手握住老头伸着的僵硬的手，温柔地说：“大爷，人家不是你的儿子，你儿子挣了大钱会回来的，你老就安心养病吧！”
“哦，哦……，闺女，哦，哦……”老头顺势抓住小护士娇嫩的小手死死不肯撒手。
小护士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微笑着轻缓地把老人的胳膊送进被子里，“好好打针，一会给你老送午饭来了，乖乖的哦！”
安抚好老人，小护士退出门来，两片红霞落在小护士白净的脸上，温柔而又可爱。
我打消了住进去的念头，只好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那张空床移了出来，放在门口过道处。可爱的小护士像一只亮晶晶的蝴蝶飞来飞去，来来去去地给病人换药、打针、拔针，轻快利索。
6
给娘挂上吊瓶时，她讲了老人的故事，旁边时不时有人插进来补充。
原来，这是一位“五保”老人，无儿无女，年青的时候家境穷困窘迫，光景不好，一直讨不上媳妇。上了60岁，村里集体保吃、保穿、保医、保住。村子还在的时候，老人被安置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烤烟房里，村里定期支付供养经费的同时，左邻右舍乡里乡亲自觉地照顾他，今天你家送袋米、明天他家送颗菜……，反正每天都有人来人往地看望老人。尽管大家日子过得都不怎么宽裕，但是老人过得安心，其乐融融。
自去年起，一眼望不到边的广袤田地被征用，偌大一个村庄说拆就拆光了。在还建房从设计图纸走向搬迁入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家家户户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像一把被抛撒了出去的芝麻，零零散散飘到四面八方。大家用政府发放的租金在周边乡和镇租房安置一家老小。
按照村里所谓的“乡规民约”，五保老人是不享有拆迁征地赔偿款的，他的一切生活安排还是村子里说了算。孤寡老人被安置的地方，没有了乡亲人的探望和关心，倍感陌生而又苍凉。缺少照顾的老人很快病倒，精神似乎受到创伤。村干部把实际困难报到上一级政府――镇政府，经过镇上协调，干部们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情况，就把老人安置到镇卫生院，由村委会在镇上雇人每天三顿照顾吃喝。所雇请的人把这简单地当成个任务来完成，只管三顿吃喝送到老人嘴边就算万事大吉。大部分的拉、撒、洗还是老人自己解决，倒是经常有值班的护士来帮帮忙。
老人神志越来越模糊，女护士来给他打针或者给他略做擦洗的时候，他就死死地抓住人家的手胡言乱语，不停地喊“闺女、闺女……”；若是有男的进来，他也是抓住不放，大叫“儿子、儿子……”。也许老人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明白，也许太想跟人们诉说他有太多的遗憾，包括他生命最后这一点时间所经历的悲伤和哀痛。
我酸酸涩涩地听着，眼圈开始有些温润，我突然想起思想者班主任化学老师曾经纯朴美好的幻想，以及在这幻想激励下无数个幼小的心灵中腾腾而起的宏伟蓝……。
中午，人们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说了半天的话，累了，住院部走廊上有了难得的安静。只有三三两两的病人吃着亲人送来的盒饭，大部分的病人打完针就要回家的，所以就暂时忍着饿，迷缝着眼打瞌睡或者睁着眼睛发呆。
因为和小护士相当熟悉了，她请我帮忙和她一起帮助老人解决拉撒的问题，她给我一只洁白的口罩，但是还是挡不住长期卧床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种说不出的臭味。我问小护士结婚了没，她红着脸摇摇头。我很奇怪她这个小姑娘的勇气，她说老人跟她的爷爷一样，没有什么。说完，她转身出去给老人买中午饭去了。
小姑娘的粗辫子在肩头一摆一摆，背影像一只小燕子飞了出去，让人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7
打完针已是下午，出了卫生院，我扶着娘往镇中心走去，整个镇子还是热热闹闹，本就不宽的马路两边，一家紧挨一家的摆满了商品摊子。仅有一个车辆宽窄的路面上人来人往，人声、铃铛声、喇叭声……，声声鼎沸。小贩们叫买叫卖，人们讨价还价，乡镇集市特有的热闹景象，可以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
尽管已是下午，但在镇中心餐馆里还是人气暴满。
点了两个清淡的菜，我问娘：“下午两点了，咋还有这么多的人吃饭？街上也那么多的人。”
娘边吃边说：“好多人没有事，闲的呗。失地的没有地种了，没有失地的不敢种了。”
“还没有被征收的耕地为啥子不敢种？岂不白白耽误了一季庄稼？”我不解地又问。
旁边一位戴着雷锋帽的大叔听我一问，忍不住插话：“这地呀，啥个时候说征就被征了，哪里有个准信”大叔呷了一小口酒，扭头瞄了我一眼，“大兄弟，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只是在外地好多年，对老家情况有点陌生了”我不好意思地朝大叔笑了一笑。
“种上麦子，万一辛辛苦苦还没有见到收成，突然上面一个土地征收的通知，一季的庄稼说毁就毁了。你没看到吗？镇子外面大片大片的耕地都撂了荒！”
“不可惜了吗？”
“唉――”大叔长长叹了口气，接着说：“可惜有什么用？谁敢冒这个险？那都是现金白银往里头扳的事呀，农民算是亏不起！”
因为酒的关系，沧桑的大叔满脸通红。大叔索性把雷锋帽取下来，露出他花白的头发，他的头顶上徐徐地冒着热气，白色的，袅袅荡荡。
8
我又跟娘提起接她到城里去住的事，但是母亲习惯了过这种朴实而恬淡的乡村生活，她说，这里的人好。
我说：“您没有发现？这里早晚也要变成城市，您希望的现在正在过的这种生活，很快将不存在了。”
老母亲讲了一个故事，说，邻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也很结实，被儿子接到城里养老，突然脑梗塞去世，搬运遗体那一天，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坚决不允许他们走楼梯，因为他们认为走楼梯必定要经过自己的家门口，会带来晦气。万般商求不成的情况下，当儿子的只有多掏钱，请殡仪馆的工人用绳索捆住老太太的遗体，从四层楼的阳台慢慢续了下来，这才得以运走。运回老家更是一波三折，丧葬店里的车不愿意跑长途，街头出租的货车或者面包车觉得不吉利。请不到车，儿子只好连夜回老家请队长帮忙，开了一台拖拉机，白天还不敢进城，怕警察。等到第二天晚上天黑的见不到人的时候才敢“咣咣当当”地开进城，又赶在天亮之前“咣咣当当”地开出城。
“老了，老了还受这个窝囊罪，不值呀！”每次提到去城里住，老母亲就把这个故事重复一遍，讲的时候，她心事重重。
母亲这种心结也是有根据的，前些年，她在城里住过一段时间，就那一小段时光就已经叫她十分难受，平时整栋楼整个小区空空荡荡，好不容易见到有个人的时候，想说句话都是爱理不理，左右邻居、楼上楼下冷若冰霜，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和谁能唠唠嗑的了。
“话说回来，确实是这个理，因为征地拆迁，老乡亲们各奔东西，慢慢地，都不认得了？”娘自言自语，“人的心也慢慢地变了……”
9
自由、快乐、和谐、美好的、朴实的乡村生活，处处氤氲着劳动人们最原始的善良和爱心。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是高尚的人，事是高尚的事。只可惜这样的恬淡和美好，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时尚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心神不定、人心惶惶。许许多多的人，人本勤劳却慧眼迷失，如同雪夜里走丢的孩子，找不到来时的路。
从窗户向外望去，我认真地打量着这个我曾经熟悉的乡镇。这个我逐渐淡忘的故土，在这个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她可能的一次华丽转身，我不一定能够再次认出她来，很可能一如我现在生活着的城市――一个钢筋混凝土浇注的冰冷的世界。也许我离开她的怀抱太久了，这个古朴的小镇离我的感觉一度十分遥远。被各种名利虚浮的思想攀附太久了的我，偶然地这个机会，穿越回到这个平实的乡村小镇，弥足珍贵的乡土之情唤醒我太过浮华迷离的心，重新归于平实而恬淡。
回去的路上，天开始变黄，很快由小到大的片片雪花，漫天飞舞，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娘在车上疲倦地睡着了，微微的鼾声是那样地匀致和安祥。我发现，雪还是过去那般的洁白无瑕，却不见了给人以丰年想象的绿油油的麦苗。一望无际的衰草寒烟，可惜了，这片肥沃的已经荒芜了的土地。
作者：湖北襄阳王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