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十三》：成长中，我们都是被迫的loser

曹保平导演用拍犯罪悬疑片的手法拍了发生在普通中国家庭里的一段青春成长过程。一只走失的狗像一把血淋淋的匕首，捅破了小一辈和老一辈之间的矛盾大堤，溃涌了一股股激烈的对峙和斗争。看似稀松简单的场景，处处埋伏，暗藏杀机。对那个有些叛逆的小姑娘来说，每按照大人的意思向前走一步，原来的自己就剥掉一层，碎了一地，离那个永远不想成为的自己就更近一些。最后，在家庭、学校和周围环境种种明里暗里的压力之下，小姑娘终于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大人眼中懂事听话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可是，在变得所谓成熟稳重的同时，她也渐渐失去了以前的那份寻狗的执拗，以及对谎言和真相的绝对区分和童言无忌式的勇气。当她终于和自己曾经拼命寻找的狗偶然相遇时，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欢呼雀跃——波澜不惊的平静和冷漠之下，把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克制住了。即便哭，现在也会选择一个人背地里偷偷地哭，不让任何人察觉自己的伤悲。

这就是平日里我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长大？这种长大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

导演立足小事，多半时间围绕叙述一只狗的走失和寻找，一针一线的机关和耐心，像绣花。片中小姑娘的反应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欠揍：不体谅大人的辛苦，对待一只可有可无的不值钱的宠物，发了疯一样挨家挨户大喊大叫；不在意深更半夜会不会打扰别人休息，一把推倒惦记着找自己回家睡觉的爷爷，酗酒，离家出走，逃课······仅仅因为一只狗。

此类情景在我们看来无比熟悉，不是吗？小时候一个心爱的玩具就是自己的命，是全部的世界和能感知的极限。玩具没了或坏了，就哭，抽噎，嚎啕，打滚，声音尖得能刺破屋顶。大人好说歹说一点儿也不起作用。可大人终究还是大人，大人走过许多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大人吃过的盐胜过你吃的米粒，大人始终有办法。原本以为自己的“哭”可以争得一些权利和回报，或许还能凭借出卖可怜相来收获同情（片中小姑娘攥着酒瓶子回家不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我就是想给你看看”的心理？）可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大人要么不理你，一旦理起你来就是一顿暴揍。既然言语不顶用，就用擀面杖拖鞋板来长长记性。以乞求换取怜悯，用撒泼赢得尊重，把协商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却忽视了权力最终握在谁的手里，实在天真孩子气。家长有权，孩子无权，有权教训无权，过程和结果简单而昭然。一次又一次诸如此类的“长记性”之后，我们终于变得很有记性。

从小到大，这种明摆着的“长记性”的家教，我们挨过多少次？

然而无论大人孩子，都是成长的受害者，没有哪一方能够真正从中脱身而出。大人吸收消化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转眼等到自己有了孩子，再依法照搬，故技重施。等到孩子长大生子，又是如此，恶性循环。片中近尾声时，变得体贴的小姑娘问爸爸当初和妈妈（已离婚）是怎么开始走到一起的，问得爸爸止不住落泪，哽咽说不住一句话。我把这个镜头视为小的和大人的一次互相和解：日子一天天过下来，不论大小，每个人总有掩面难言之处。导演有意设置这样一个场景，似乎也在表明：在这场残酷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哪一方是胜者，我们大概都是那个曾经信誓旦旦不屈服什么最后反被什么屈服并压制别人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

这样一种寒光闪闪的二元对立，心惊胆战的成长模式，难道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吗？

社会学上有种描述个体成长过程的说法，叫社会化，人类学另有个大同小异的名字——濡化。对于有所特定文化归属的个体来说，这一过程是必由之路，而且从出生到死亡，时刻进行，从不中断。片中小姑娘经历的一连串事故，大体上就是接受社会化或濡化的体现；我们每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亲密群体走向陌生群体，从一个场合奔赴下一个场合，无论复杂或简单，几乎如此。

如果仅像电影中那样，这种残酷的过程发生在家庭教育里，改变相对来得简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行为方式，上世纪人们的吃苦耐劳与本世纪人的佛系“丧”大相径庭，随之派生的教育理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可要是把影片中的范围放大一些，扩展到社会、环境和地域等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底气说一声“改变”？当别人指着鼻子向你开骂“没眼力”“不懂事”“死心眼”，你是否能够理直气壮地力争一句“这就是我”？

我们有十足的气量坦承自己的缺点和不是，却不敢也不愿认定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失败者，而从失败到成功的每一次挣扎与反抗，无非就是离当初的那个自己越来越远，顺着和社会所规定的社会化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进而已。这种情形，能改变吗？

从自己现在的年龄出发回头看，谁没有在父母的呵斥和棍棒中痛过？谁没有在人际关系中受过伤？谁能在初入社会之时始终抱着平和自然的心态一路绿灯？在历经这些不美好的记忆之后，谁还能站出来，拍着胸脯说，我能，我能让这一切不再发生？

我并不想把这个主题放在一种绝对对立和无可救药的深渊之中，我只是想点出这个客观的事实，也是电影的悲剧性所在：无论反抗或不反抗，在成长中，我们都是被迫的接受者。面对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敌人，一旦反抗，任何反抗，都是无力的，所有的抗争都会指向一个位置——自己。

这是人类无法战胜的永恒悲剧。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经历和接受不可避免，可其中的内容总还有些变化的余地。我们总期盼着教育能走向人性化，社会环境更为温和，与人相处不再勾心斗角、绵里藏针，在自己受伤和目睹别人受伤时，可以让这程度轻一点，再轻一点·····有期盼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至于无望，起码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做出的关乎自己和他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无不在“社会化”自己和别人，甚至这个邈远抽象的世界。

对上述问题的种种回答，可能也只在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