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林场生活琐忆及随想25

大兰和小红

林场有两个叫王秀兰的，个子高的通称大兰，小红就是张美红。大兰确实很高，超过一般男士，一次有人问：“你爱人比你还高吗？”她笑着说：“当然，不能要矮的！”他们两人曾被借调到北京一个展览会上工作，文革开始后才回来，由此两人很要好。

对张美红的最初印象竟然是凶悍，因为她经常训斥正在受审查强迫劳动的某位长者，小姑娘声色俱厉，老人家肃立恭听，文革中这样的景象也是家常便饭。后来接触多了，才觉得她不仅身材娇小，性情里也稚气未除，为人很单纯，她对“劳改犯”的发威，未必有深沉恶意，犹如儿童虐待小动物、折磨小虫子，只是随兴为之，感到好玩而已，虽然也属于人性恶这个大范畴。想想倒也情有可原，一芥草民忽然有了对某类人的极大权威，要体验一下新奇吧。后来她对自己的做法可能也感到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对我的善意，她说：“你看，我从来没对你那样吧。”这倒确实，我与那位老者虽同属异类，却承蒙她优待，未曾当众受训，这使我们以后的交往免除了心理障碍。

小红常和我打乒乓球，我看出她的孩子气在日常的言谈、娱乐、玩笑中都有表现。一位男同事闹着玩说：“我宰了你！”她立即用手指蘸点吐沫，在脖子上或脑门儿上抹一抹，算是在关键部位膏了油，以便对方操作顺利，然后马上把头伸过来说：“给你！给你！”这一连串快速的动作十分有趣，引得大家都笑了。

小红在另一方面倒不那么单纯幼稚。有人受极左路线欺骗太深，真以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被官方整过的人必为坏人，就支棱着耳朵听人说话，以便发现新动向的材料。小红和大兰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可能因为见的世面多，接触的人层次也不一样，还没有被极左思潮改造装配成官方的机器人，论事看人还能有一些常识性见解。他们对我这个准专政对象并不歧视，甚至也不害怕接近。例如，她们两人都不会骑车，要去看病，最近的卫生所也得好几里路，常求男同事带着，有时也求我，不在乎政治种姓制度给我规定的“贱民”身份。

那个年代，平常小事往往有严重性质，一失去戒心，就容易被抓住“问题”。有一次开会去顺义县城，坐在卡车上，不知谁买了一根冰棍，我和这两个女孩分着吃了。若在现今文明水平已大为提高的中国人看来，尤其是经过“非典”死亡洗礼之后，首先想到的应是这样做很不卫生；但那时我们有更重要的文明准则，同政治思想上有病菌的人接近，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此事在整团会上被提出来批评，他们倆是不是团员我不记得了，反正适龄青年都参加。事后小红愤愤不平地告诉我情况，我也只能苦笑无言；那种人为的阶级斗争就是横竖要把人的一切自然感情，包括亲情和友情，都打扫干净。

有一年“五一”小红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李耀章我不熟悉，印象中是个工作买力的人。我没有想到小红会邀请我去她新婚的家里玩，而且态度诚恳，并非泛泛的客气话；趁着公休，我借了自行车，真的去了。从北京一直骑车到通县，离上一次来这里已经十年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这一次我没有别人要见，估计也没有别人想接待我。我在小红家吃了午饭，大概因为劳累和天热，吃饭时竟忽流鼻血。这次造访我印象很深，林场生活二十余年，因道喜去同事家，仅此一次，而且当时人情，与我可谓宁愿疏离，勿多交往。

我下一次去小红家已是多年以后，她也调离了河南村。农林局在通县办林训班，得场部通知，我也去参加。在那里见到郝家疃的老人李平宜、张荫龙，他们二人往年对我都很好。

李平宜个子高猛，走路总像望着天，眼睛又很大，难免让人联想某类金鱼。常年的野外工作，风吹日晒，使他的面相有些粗犷，但他与人谈话却语气缓慢、态度温和。我是个男儿有泪爱轻弹的人，有一次遇到挫折，想不开，哭了，他就好言劝慰，肯定我的进步，不像有些人那么冷酷。

张荫龙心地也不错，那一年冬天看我尚未穿棉裤，就把自己的厚绒裤借给我。他结婚很早，与妻子好像是青梅竹马，一次与小青年闲谈，来了兴致，提起他如何跟未婚妻手拉手过河去领结婚证；那年头风气未开，尤其农村，能和恋人婚前拉拉手，恐怕也是甜蜜的回忆；比不了现今，西风东渐，虽然传统积习的重镇还难以撼动，小男女当街相拥热吻，已是寻常景观，人们见怪不怪了。

当然，到了文革时他也注意划清界限了。有一次我在河南村遇见他，时值中午，出于老同事的关系，我想尽地主之谊张罗给他买饭，他冷冷地拒绝了。

在林训班期间，一天晚上我和张荫龙到刘连才、邵惠荣夫妇那里拜访，他们三人都是我在郝家疃的老同事，关系本来不错，文革期间那种见了面也形同陌路的局面，也该结束了。另一天晚上我自己又去看望小红，李耀章不在，我和她聊了一会就告辞出来，她把我送到门口，嘱咐我下次来时带上孩子。那严紧温馨的小四合院，狭长的胡同，昏黄的路灯，合成一片静谧氛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过，想起来却有一丝悲凉，我虽然还生存着，但身体欠佳，活动范围受限，迄今再未去过通县，近年她好像也搬了家，那一晚恐怕就是最后一次去他们的那个小院了。

这几年小红间或与我通电话，对当年的交情她常怀念旧之心，存着一份美好的记忆。霍瑞珍遭遇车祸时，我未能去参加葬礼，就多次向她了解情况，打听杜通成的电话和住址。我给杜通成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老同事的一点慰问。林场聚会时我刚见过霍瑞珍，觉得她变化不大，当年少女活力依然未减，谁知道祸从天降，死神来得也太快了！

2001年的某晚接小红电话，她说那几天有难以抑止的冲动，一定要去看看大兰，就拉着李耀章到了北京，好容易找到大兰的家，才知道她得了脑血栓。小红把大兰的电话和地址告诉我，说是要想看她就赶紧去，他们那里要拆迁，以后还不知道搬到哪里。我就打电话，问候大兰的病情，嘱她多保重。

我本来不认识大兰，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我尚在监管中。那天开完会，大家都走了，她还留在屋里，告诉我办公室有我一封信，这显然是善意，那时没人爱管这种闲事。后来对我的审查结束了，她有时跟我借书看；因家都在城里，往返时常同路，有一次休假，她就顺便到我家借了两本书；文革期间来过我家的女同事，也只有她一人。

有个雪后初晴的日子，我的两个妹妹来林场照相玩，中午我们三人在管理员的房间里吃饭，她也留下了，一时似乎动了同情心，说，“唉，一家子都在这儿了！”语气里略有伤感。这话后面的意思可能是：母亲过早去世，父亲远在他乡，亲戚不管不顾，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艰难困苦中也慢慢长大，真不容易。

同她分别也近三十年了，现在她都患了老年病，去看望她吗？算了吧，还是不见为好。这是我与往日同学聚会后的一点感悟：不去见面，留在心中的永远是那些英俊美丽的少男少女；一旦重逢，别一种形象就会覆盖或冲淡昔日的留存。人我换个位置，情形也是一样。久别重逢可以旧梦重温，然而“重温旧梦也就破坏了旧梦。”

人们相处几年，然后分开，往往留不下聚散的遗迹，或有一张偶然的合影被无意保存着，且已模糊发黄；如果连这也没有，留个当年鲜活明朗的印象也不错；这作为纪念的凭证，尽管虚无飘渺，却也聊胜于无；若是连这也被淡化涂抹，未免可惜。对于动物，古人有言曰：“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对于人，我有点“见其少，不忍见其老”的心情，从美丽青春变为老病缠身，总让人有岁月无情的感慨。

以上所记大兰小红之事，在正常年代，尽属琐碎，无足轻重，不劳遣诸笔端；到了非常岁月，则弥足珍贵。身在另册而不致因太孤立而走向颓唐，也有赖于这些善意的微小助力。翻看右派回忆，叙述落难经历，凡他人点滴帮助，皆不厌其详，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