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地长歌——浙江古代历史汇编

「1382」

上周去了2趟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笔记梳理了数万字，整理缩编了下，汇一篇浙江历史大纲吧。

（本篇不是原创稿，以下基本都是笔记。）

奔流东去的钱塘江进入古越人称为 “后海”的杭州湾，划过一个“之” 形水道，为这片士地留下一个名字：浙江。

【概述】

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

1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

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

秦朝在浙江设会稽郡

三国时富阳人孙权建立吴国

唐朝浙江先后属江南东道、两浙道，渐成省级建制雏形

五代十国时临安人钱锣建立吴越国

元代属江浙行中书省

明初设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11府、1州、75县，省界基本定型

清康熙初年改渐江省，建制确定

1、文明曙光一史前时期的浙江

浙江境内的人类活动，至迟可以追湖到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从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候起，钱塘江两岸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依稀勾勒出南岸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大致脉络，并在世界稻作起源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在北岸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形成了相承关系清晰的发展序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良渚文化，因其发达的生产力、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完整的礼仪制度，被视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典型案例。

1.1 旧石器时代的浙江

浙江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在西部陵山地建德及毗邻的桐庐发现。“建德人”生活在5万年前，桐庐的古人类则生活在1万多年前。然而，他们都不是浙江大地上最早的人类。西苕溪畔旧石器遗址的发现，把浙江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远推至100万年以前。

1.2 五万年前的“建德人”

浙江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距今约5万年前的建德人化石，建德人属于人类进化的晚期智人阶段。继建德人化石发现之后，在桐庐印渚镇延村也发现了1个吉人类头盖骨化石，桐庐人生活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建德人牙齿化石发现地建德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

1.3 钱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文化

浙江的新石器文化首先在钱塘江以南地区发展起来。

距今1万年前后浦阳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其后又有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起初它们被视为毫无传承关系的独立文化。嵊州小黄山遗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看法。小黄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上述诸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将钱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文化连结起来。

上山文化

距今11000-9000年

浦江上山遗址不仅是浙江，也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为代表的陶器群，以及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组合，是其富有特点的文化内涵。

丰富的栽培稻遗存表明，这里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类型相同的文化内涵，两处遗址都位于浙西南山区和浙东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属同一种地域文化。考古学界将之命名为上山文化。

跨湖桥文化

距今8000—7000年

分布在萧山湘湖一带的新石器文化。其器物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自成一体。它的部分文化面貌与长江中游的史

前遗存有某些相似性，但小黄山遗址发现后，人们意识到这支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文化具有较早的本地渊源。

彩陶及纹饰：跨湖桥遗址是中国最早出现彩陶的遗址之一。彩陶多为盘内彩，表现手法己较成熟，彩纹丰富而规范，一般施于陶衣之上，有条带纹、波纹、环带纹、垂挂纹、太阳纹、火焰纹、十字或叉形纹等，并点缀有圆点和直线形彩料。

河姆渡文化

距今7000—5300年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河姆渡，是一处保存良好、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越海东达舟山岛。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不仅为研究农耕、畜牧、建筑、纺织、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农业：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层层叠压的秕谷稱壳，出士时色泽鲜黄，甚至锄壳上的隆脉和稃毛都清勝可见。此前国际学术界一直认为南亚是栽培稻起源中心，而河姆渡文化遗存的稻谷比所谓“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士的稻谷早数百年。其发现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中国。

1.4 钱塘江北岸的新石器文化

与河姆渡文化同时，在钱塘江北岸，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北岸的新石器文化较南岸晚了3000多年，然市，马家浜文化一经形成，便开启了历经3000年的持续发展过程，中间经历崧泽文化，最后发展出辉煌的良渚文化，达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巅峰。在距今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急骤的嬗变。

马家浜文化

距今7000—6000年

马家浜文化是钱塘江北岸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也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早期代表。分布范围主要在钱塘江北岸的大湖流域，但在绍兴、萧山地区也有零星的遗址发现。生产工具中的有孔石斧、弧背石锛，生活用具中的夹砂红陶腰沿釜、牛鼻耳罐、带嘴平底盉，以及地面木构建筑、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构成马家浜文化的主要特征。

崧泽文化

距今5900—5300年

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是江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从合葬墓实例看，崧泽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会过渡的阶段。崧泽文化晚期，随着气候和海平面的稳定，适合居住和生产的范围扩大，定居点有所增加，社会经济出现了持续进步，为良渚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

距今5300—4200年

5300年前，太湖流域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型耕农业和快轮制陶的普及，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群的分化和社会的复杂化加剧，维系社会等级制度的玉礼器及反映权力集中的大型公共工程成为良渚文化最显著的表征。良渚文化发达的生产力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被祝为中国最初进入文明社会的典型案例。良渚文化具有很大的文化辐射力，不仅覆盖了河姆渡文化之后的钱塘江南岸，而且影响远及四川 陕西等广大地区。

莫角山

莫角山遗址位于余杭瓶窑，长方形，面积30余万平方米。四周环绕的良渚古城，周长6公里，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规模最大的古城。它是良渚文化政治统治的中心，标志着良渚文化己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马桥文化（补充插入）

是因这类遗存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中层而命名，1982年定名为马桥文化。 从年代上来讲，马桥文化紧接着良渚文化，但文化面貌上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

马桥文化继承了少量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而且整类良渚文化因素在马桥文化中不占主导地位。研究成果表明，马桥文化来源于浙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同时它还包含了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对照中原地区的王朝序列，马桥文化的年代大致与中原的夏和商相当。

2、古越王国一 先秦时期的浙江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统一中国，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经历了夏、商、周三朝。这一时期的浙江大地上，生活着与华夏族不同的於越人，他们是广布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部族中最古老和最发达的一支。

於越人生活在滨海平原与丘陵山地，质朴、悍勇，有个性鲜明的民俗。海陆变迁的无常、资源不足的压力和争霸战争的严峻形势，促使他们立足于生存与发展，把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点，形成了 “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他们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以至在这片土地纳入统一国家版图后的漫长岁月里，那种开拓冒险、勇手拼搏的精神仍历久弥新。

2.1 於越人

虽然古越人断发文身、凿齿锥髻、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等民俗学特征引起过中原人的注意，但对于这个地处边僻的蛮夷族群，文献的记载寥若晨星。

关于古越人的来源，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考古学者根据陶器风格和丧葬习俗，指出他们是马桥文化的继承者。人类学家的研究则表明，他们与原先生活在太湖流域的良渚人，属于同一族群。

宗教信仰方面，於越大概是属于信奉多神教的部族。神巫所居之地称巫里，神巫死后的专用墓地称巫山。绍兴梅山乡的梅山，就曾称为巫山。

与水相伴

聚居在杭州湾及周边地区的於越人终年与水相伴，形成了独特的风习。

为便于在水下干活，他们将额前及两鬓的头发剪短，并在身体的特定部位文上龙蛇图案，以避免水中“蛟龙”的侵害。这种“断发文身”的形象，与中原的衣冠之士形成鮮明的对照。另一点与中原人不同的是，无论在海洋，还是在内河湖泊，越人都将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文献称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距今7000—6000年，海进达到高峰，海水直逼会稽山北麓。距今4000年，海水退去，宁绍平原沦为一片泽国。古越人只能生活在丘陵山地，文献称“人民山居”。

Y染色体分析报告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良渚文化时期和马桥文化时期居民的染色体类型表明两个文化的先民与越人是同一族属。

饭稱羹鱼

中原人用“饭稻羹鱼”概括越人的食性。湿热多兩的越地适宜水稻生长，长江下游又是栽培稻的故乡，稻米一直是古越人的主食：另一方面，河网纵横的越地水产资源丰富，鱼、蛤、螺、龟、鳖、蚌、牡蛎和蚬等，都是人们的盘中佳肴。越人如此喜食鱼虾蚌蛤，使得中原人士发出了越人不知腥膻的感叹。

山野之声

古越人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他们用金、石、皮、木、丝竹、陶瓷等材料制作各种乐器。与中原音乐相比，越人音乐充满了激越的山野之气。至于越人的舞蹈，我们从越地的防风舞中可见一斑。《述异记》载：“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这种舞蹈狂野、粗犷，颇具原始气象。

尚玉之风

像良渚人一样，古越人也喜爱玉。虽然这一时期的玉文化与良渚玉文化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喜玉爱玉的传统被越人继承下来从出士的玉器来看，象征权力的礼器己不多见，常见的是修饰和美化生活的装饰品。

鸟、龙(蛇）崇拜

河姆渡先民和良渚先民都有鸟灵信仰，越人保留了这种遗俗。《越绝书》

与《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地的“鸟田”，晋代王嘉《拾遗记》也写道：“越王入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句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乌之异也。”这些都是越人崇鸟的写照。蛇灵信仰也是古越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古籍中有“东南越，蛇种”的记载。崇蛇习俗至今在越人后裔中仍有保存。

支石墓：浙南地区的支石墓，属于巨石文化的一种墓葬形式。盖石多是未经加工的巨大石块，支石用来支撑盖石。推断流行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

德清火烧山窑址

德清发现了多处原始瓷窑址，烧造时间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以后，至少延续了四百余年。“皇坟堆” 出士的原始瓷器（西周、春秋时期仿青铜礼器的原始青瓷）就产自这里。

融入越地的徐人

越人与淮河畔的徐国有一定的交往。

徐国是商周时期的诸侯国，到徐偃王时开始称王，联合淮夷三十六国反周。公元前537年，越曾联合徐国攻打吴国。公元前512年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后裔打着“徐偃王”的旗号，流亡到浙江各地。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纪念徐偃王的遗迹。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士的带有明显徐国风格的器物，正是这一事件的证据。徐人进入越地，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2.2 越王国

越国是於越人以山阴（今绍兴）为中心建立的国家。春秋晚期曾与相邻的吴国为年夺霸权而发生战争。在失败的屈辱中，越国自强不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终于击败强大的吴国，引兵北渡淮河，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之后，越国迁都琅琊。在对楚战争失败后，越国退回宁绍平原。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

越国的建立

《史记》 载，大禹南巡，死后安葬在会稽山。禹以下六世少康帝封庶子无余于越地以祭祀大禹。公元前6世纪，允常拓土称王，建立越王国。到勾践时代，越国历史出现了伟大的转折。吴越战争中，勾践兵败后以赴吴国服役作为保存越国的代价。役满回国后，他以“卧薪尝胆” 的精神和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毅力，把越国带上辉煌的顶峰。

大禹像与大禹陵

大禹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也被认为是夏王朝的创始人。越国王族姓姒，与中原夏朝王族同姓。国王勾践自称夏王朝的后裔。（这个可能性很低）

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於越远离中原，不可能与夏王室存在血缘关系。（我倾向这个说法）

越剑

“越”即“戉”，是一种类似斧头的兵器。以兵器为国名是这一民族骁勇善战的写照。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越人并非以他们的戉，而是以他们的青铜剑闻名于世。虽然青铜冾铸技术来自北方，但越人在兵器制作上独辟蹊径，创造性地铸造出寒芒逼人、锋利无比的青铜剑，成为列国竞相求索的宝物。

彪炳史册的铸剑师：干将与莫邪、欧冶子。

春秋时代的最后霸主

吴国和越国兴起之时，列国争霸战争如火如茶。吴越两国虽地相连，血相通，习相近，但逐鹿中原的野心却使他们势如水火。吴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从公元前6世纪末开始，历数十年之久。

公元前496年，吴越交战，越军重创吴军。吴王阖闾负伤死于归途。夫差即位。两年后，两军再度相遇于夫椒，吴军大败越军。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公元前471年，勾践与众诸侯会盟于徐州，跻身于春秋霸主的行列。

公元前468年，越国北迁琅琊，建立新都。

楚败越后，古领了钱塘江以北故吴之地，建立江东郡。

战国末年，这里成为楚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黄歇在此建立了菰城县。

越人的扩散

越人属于海洋民族。当海侵等自然灾害或中原势力东进对他们的生存造成威胁时，他们便凭藉非凡的海上航行能力向岛屿迁徙。距今7000—6500年，随着海侵的深入，中国东部沿海自然条件恶化，越人分成两支迁徙，一支退往山地丘陵，被称为“内越”：另一支向沿海岛屿及海外发展，被称为“外越”。

战国末期，越国先后被楚国、秦国所败，一批批越人陆续向南方迁徙。

台湾，圆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石器，渊源于吴越文化区。

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公元300），出云王国，为渡海而来的越人建立。

有段石锛，是一种体型比较复杂的石器，不像打制的旧石器那样容易制造，所以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步发生，一般是起源于一地，而后随着制造人的移徙传播至其所到之处，从发展顺序看，在中国发现的多是初级和中级的器物，高级者比较少，而在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各岛所发现者，多为高级型的，制作时间比中国所见者为晚。考古界据此断定有段石锛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后经百越人漂航传到大平洋各岛……可以说，凡是出土了有段石稀的岛站，便是百越人海上活动的所到之地，百越人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逐岛漂航，一直到达了拉丁美洲西岸。——《中国航海史》

3、三吴都会一 泰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这片越人故土纳入帝国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

自秦至唐，浙江经历了由低迷逐渐高扬的初步发展时期。秦初16县发展到唐代59县，反映出人口增长和社会逐渐繁荣的进程，这一变化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汉初浙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情形随着大规模的治水屯田和南迁北人带来的先进技术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

至隋唐时期，精耕细作的盛行使浙江开始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隋烦帝将南北运河一直延伸到杭州，从而将浙江与北方政治中心连结起来。

3.1 会稽故郡

秦在今浙江设立会稽、鄣两郡，浙江大部分地区处于秦帝国控制的范围。汉代的浙江是一个郡国并存的地方，随着东瓯的内迁和回浦县的设立，被称为“不可郡县”的浙江南部最终纳入帝国的郡县体系。东汉实行 “吴会分治”，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人事机构复杂的实际情形。三国到东晋，今浙江境域属扬州，南朝宋以“浙江东五州”置东扬州后，浙江分属扬州和东扬州两州。梁陈之交，州县更迭频繁，这种局面直到隋唐政区大调整时才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秦始皇南巡

秦始皇对这片新征服的士地充满戒心，他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期消弭越人对故国的记忆；

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政治性移民，改变越地的民族结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从云梦沿长江东下，经丹阳，抵钱唐，渡江到达会稽。

秦初在浙江设2郡16县。浙北与浙东各有7县，浙中和浙西南各有1县，浙东南和浙南无一县设置，反映了当时浙江各地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东瓯国的兴衰

越王勾践灭吴后，分封子弟为诸侯，在浙东南建立东瓯国。泰统一后，将东瓯国第六世国王安朱降为郡长。安朱子

驺摇助汉灭秦，被汉政府封为东海王，东瓯再度立国。建元三年（前138），东瓯迫于闽越压力，内迁江淮，国随之不存。

汉灭闽越后，东瓯、闽越之地被并入会稽郡，浙江结束郡国并存的局面。始元二年（前85）设立回浦县，帝国权力正式进入浙东南。

吴会分治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以钱塘江为界，分会稽郡置吴都，以吴县为治所（今苏州），开创了浙江历史上浙西、浙东分郡而治的局面。会稽郡治移治山阴(今绍兴）后，分上虞县南乡置始宁县，分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吴、会分治固然反映了交通不便对行政区划的影响，但也说明东汉时期浙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事日趋复杂。

东吴与山越

东汉末年孙权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国号吴，定都建业（南京）。

孙氏立国江东的最大障碍是居住在山谷幽邃之地的山越人。山越人的主体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土著越人，也有一部分南来的汉人。孙权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定山越，并在原山越人居住地区设立郡县，促进了浙江地区的开发。

三国孙吴时期是浙江大发展的时期，增加3郡18县，这一局面是随着征服山越战争的胜利而确立的。新都郡、临海郡和东阳郡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镇抚山越。三郡均离开平原，进入山区，既是孙吴政权征讨山越的结果，也是汉末以来山越人开发的产物。

浙江东西两道

隋开皇九年（589），中国结束了三国以来漫长的分裂时代，浙江重归统一国家的版图。隋代开始实行州县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经过唐代一系列调整，浙江渐成省级建制雏形。唐乾元元年

（758）以钱塘江为界，分设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第一次以越语地名“浙江”（钱塘江）冠名地方行政区划。

3.2 农工初兴

秦与西汉的基本国策以西北为重，对于东南地区的开发投入很少。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浙江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之地。东汉未年开始，尤其是西晋“永嘉之乱”后，北人大量南渡，浙江人口增加。大规模的荒地开垦和众多水利设施的建成，为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粗放经济向精耕细作转变，至唐末，杭嘉湖平原己经成为中国主要粮食产地之一。

治水屯田

东汉至隋唐是浙江水利设施的建设时期，山地、平原和海洋三级台地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其中一些作为经典案例载入中华民族治水史册。三国至唐，荒地拓垦开展起来，尤其在嘉兴一带，唐代实行大规模屯田，使原先“际海茫茫”、“田多恶秽”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观。唐中叶以降，浙北地区出现大规模圩田，把水利和土地开发巧妙结合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精耕细作的方式确立起来，浙江开始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冶铜铸镜

青铜镜是古代浙江继青铜剑之后的又一种著名手工业产品。大约在西汉中叶，浙江出现了青铜镜铸造业，到东汉，会稽郡己成为全国铜镜铸造中心。其画像镜和神兽镜，在中国铜镜史上独创一格。三国时期，当中原铜镜生产走向衰微之际，浙江的铜镜生产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南来的北人

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当黄河流域陷入一片混乱之时，长江以南则是一方安宁之地，北方部分世族和民众渡江南下，史称“永嘉南渡”。可能是出于土著豪门势力强大的考虑，东晋政府没有在浙江境内设置侨郡和侨县，但浙江仍以不同的方式吸纳大量北方移民。南来的北人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技术，不仅为这片具有开发潜力的土地注入了活力，也促进了本地风习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变。

运河与漕运

随着水土治理与经济开发，隋唐时期的浙江开始成为与中原并驾齐驱的经济重心。隋统一后即着手开凿南北运河。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浙江社会的发展。杭州开始从一个山中小县逐步发展成浙江政治文化的中心。元定都北京后，调整大运，河以保证漕运。1293年，自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贾通，以最短的距离，穿过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

4、东南翘楚——五代宋元时期的浙江

盛唐之后的中国进入了骚动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一带即由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统治。对浙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安宁而发展迅速的时期，社会经济备方面都得到了更深入的开发。

一进入北宋，浙江便以富庶繁盛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国用所恃” 的财赋之区，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时期的浙江，不仅因为南宋建都临安而成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因为曲阜孔庙南迁衢州而经受了一次儒家文化的洗礼。

宋元鼎革，浙江的政治地位一落千文，在政治上备受岐视与压迫，体验着繁华尽逝的悲凉。但浙江人民仍在经济和文化上创造出新辉煌。

4.1 东南十一州

吴越国以杭州为首府，统治着中国东南部的二府十一州。北宋王朝建立后，改为以“路”统“州”，浙江属两浙路，共领十四州，在今浙江境内有十一州。经过吴越国和两宋的府州建置，浙江省境范围内十一个行政区域的格局至此形成。南宋的浙江为京畿之地，行政区划未变，但级别有所提升。南宋灭亡后，元政府迁江淮行省治所至杭州，统辖中国东南地区的三十个路，今浙江境内十一个路的格局不变。

钱氏吴越国

唐末临安人钱锣建立吴越国，在“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扩建杭州等中心城市。五代吴越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仅为两宋时期浙江经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也开创了浙江以杭州为枢纽的新格局。北宋建立后，吴越国纳土归宋，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使人民免除了战争的苦难。

钱镠

（852—932）宇具美，浙江临安人。公元893年为唐镇海军节度使。五代时建立吴越国，既是雄居一方、兼具文韬武略的君主，也是深谋远虑、审时度势的政治家。

杭州保俶塔

钱弘俶是吴越国末代国王。执政期间，重视农耕与外贸。北宋建立后，他依据钱镠“善事中国”的国策，奉召进京，纳士归宋。相传其舅吴延爽为保佑他平安归来，在宝石山唐塔旧址重建一塔，称之“保俶塔”。

“国用所恃”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钱俶“纳士归宋”后，浙江重归王朝的直辖领地。北宋时期浙江属两浙路，治所杭州。两浙路共辖十二府、州，十一个在今浙江境内。通过吴越国的苦心经营，北宋时期的浙江一跃成为江南首富。到北宋中期，两浙路己成为国家粮库，在征缴漕粮和上供中央财政钱物方面，处于全国最前列，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宋两浙路，1080年，人口居南方诸省之首，1102年，居全国之首。粮食亩产量为全国平均2倍。

上缴漕粮占全国1/4，上贡丝物更是多有过半。

南宋国都

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克汴京，俘徽、钦二帝，是为“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同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史称南宋。迫手金兵追击，南宋朝廷继续南逃，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抵杭州。

绍兴八年 （1138）定都临安（杭州）。

浙江作为京幾之地，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南宋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孔氏后裔随宋室南迁，定居衢州，并于绍兴六年（1136）建立南宗孔氏家庙，成为与北宗曲阜相提并论的祭孔场所。南宗祭孔的仪式格局、祭器、程序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浙江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六陵

绍兴攒宫村坐落着南宋的皇陵。自南宋立朝至末帝投海，共九位皇帝，历时153年，其中六位皇帝就埋葬在这里。

他们相继在位时间连续148年，构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南宋王朝兴衰史。

“浙江行省”

公元1276年，蒙古铁骑裹挟着大漠雄风踏入南宋都城临安，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以元代宋的鼎革之变。蒙元贵族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将社会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所谓“南人”就是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

浙江是“南人”居住的地区，受到元朝的重兵防范。民族压迫的森严气氛深深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心灵敏感的文人和艺术家。

4.2 富甲东南

浙江的资源并不丰裕，但开发程度较高。经过数百年的治水拓田、辛勤耕耘，尤其是吴越国的苦心经营，到北宋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熙宁年问，浙江上供粮食、布帛均居全国首位，时人称浙江是“江南首富”，杭州为“东南第一州”反映了浙江的繁盛与富庶已居全国前列。

其间虽有战争破坏，但很快得到恢复，南宋的浙江依然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即使是宋元战争之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看到杭州时，也禁不住赞叹“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湖州镜

浙江的铜镜业在经历了汉代会稽镜的辉煌后，到宋代，又出现了制作精湛的湖州镜。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成为宋代铜镜的典型代表。宋代铜镜形式由唐代的繁缛华丽转而趋向平淡简洁。南宋湖州镜几乎没有花纹，仅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反映了南宋私家铸镜及其商品化的特点。

熙攘的临安城

自秦至南宋，杭州经历了从山中小县到王朝国都的过程。秦置钱唐县，南朝陈祯明元年（587）始置钱唐郡。隋统一后废钱唐郡置杭州。大运河的开通为杭州提供了新的契机，杭州在成为东南交通枢纽的同时，也发展成一个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的商业都市。吴越国立杭州为首府，进行了大规模营建，杭州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两浙地区的中心。浙江步入以杭州为枢纽的发展时期。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杭州城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吴越国时期，钱镠以隋唐旧州城址为基础进行扩建。宋高宗在旧城基础上营建都城，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南宋初建的临安城，共有旱门十三座，水门五座，城墙外有宽阔的护城河。

《丰乐楼图》

丰乐楼曾是北宋京城汴梁最华丽的酒楼，相传名妓李师师曾。坐台”于此。南宋时，人们在西湖东南的涌金池畔也仿造了宏伟瑰丽的丰乐楼。

市舶司

又称提举市舶司，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

宋代继承唐制，在重要贸易港口，设立市舶司，主要职能是负责对舶来品抽税和博买。市舶使先是由地方长官知州兼任，后改由负责漕运钱粮的官员兼任，其机构亦由地方执掌转为朝廷直接管理。

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 等地建市舶司通商。

龙泉窑青瓷

龙泉窑始烧于北宋，盛于南宋。宋室南渡，人口剧增，对瓷器的需求量陡然加大，促进了龙泉窑的发展。同时，朝廷为了克服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龙泉窑青瓷大量外销，进一步促进了龙泉窑的繁荣。南宋龙泉瓷器，无论在品种、造型、纹饰上，还是在釉色方面都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地步，代表了龙泉窑青瓷的最高艺术水平。

"河滨遗范”印章款

龙泉窑烧制的许多碗、盘内底都印有“河滨遗范”印章款。古籍有“舜陶于河滨”的记载，龙泉窑工把自己和陶的始祖舜联系在一起，认定自己是陶瓷烧制最正宗的一脉，烧制的瓷器是最精美的，所以自豪地把“河滨遗范”(又作“河滨违范”）印在自己烧制的器物上作为品牌标记。

4.3 东南邹鲁

如果说 “永嘉南渡〞第一次向浙江大规模输入中原文化的话，那么，宋室南渡对浙江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曲阜孔庙随宋室南迁浙江，使浙江在一个时期里扮演了中国文化正统代表的角色。

浙江在经历了从越人的“武化”向儒雅的 “文化”转变后，崇学重教之风蔚然，一些地方还有“东南邬鲁”之称。当翻开飘散着油墨清香的宋代浙版书，或听到书院里硕儒深奥的学术争辩，就会想到朱熹的那句断语：“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

精美的浙版书

唐代有关于扬越间模勒白居易诗歌的记载。浙江地处扬越，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如果文献中所说的模勒确是雕版印刷的话，浙江很可能就是最早从事雕版印刷的地区之一。五代吴越国大量刊刻佛像与佛经，极大地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

到宋代，浙江雕版书更是中国印刷最杰出的代表。北宋杭州刻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在世界印刷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浙东学派

宋代设置两浙东路，下有越、明、温、台、婺、衢、处七州，大致在今钱塘江以东。与浙西平原相比，浙东的基础资源较弱，人们的生存较为艰难，加上这一带越文化因素多，现实主义和重商意识在民问具有影响。浙东学派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他们提倡事功之学，强调经世致用。从地域上分，吕祖谦为金华学派，陈亮为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则为永嘉学派。

中国戏曲的摇篮

南戏是在北宋宣和至南渡间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由温州艺人创立，初称“永嘉杂剧”，后人为区别北曲杂剧，简称南戏。宋光宗朝流传到都城临安，盛行于浙闽一带。南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体系的形成，从而使浙江成为中国戏曲的故乡。浙江作为中国戏曲中心的地位到元代继续保留。元代“四大南戏”中，就有杭州的《拜月亭》和淳安的《杀狗记》。高明的《琵琶记》更标志着南戏创新的高峰，被后世誉为“曲祖”。

“东南佛国”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逐渐融合，演变为中国民族的宗教。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就是颇具民族特色且影响较大的宗派。

作为天台宗故乡的浙江是中国佛教最兴盛的省份之一，历代高僧辈出，有“东南佛国” 之称。

5、繁庶两浙一明清时期的浙江

明清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化。在行政区划上，浙江开始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严格意义上的浙江省终于形成：

在经济上，多种经营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市镇经济的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

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造诣上，都跃居全国前列，学者们除继续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

5.1 “浙江省”的诞生

自纳入统一国家版图以来，浙江一直不是单独的行政区域。自秦至元，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的一部分，她在行政区划上始终与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及福建结合在一起。经过长期分拆合并，到吴越、两宋时代，浙江11个行政区划单位的格局逐渐稳定。明代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设立后，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实行“省〞制，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浙江省”。这样，无论是名称，还是范围，都与今天相同。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元年 （1368），明王轋建立。明初承元代建制，设中书省。

洪武九年 （1376），浙江行中书省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十一府、一州、七十五县。此后，行政区划的边界基本未变。

清代的“浙江省”

1644年，满清建立多民族统一王朝，在地方行政上实行“省”的建制，浙江是其中的一省，“浙江省”的名称由此产生。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帝国达到鼎盛。嘉庆、道光后，清王朝统治逐渐衰落。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交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帝制中国落下帷幕。

赋税，田亩占全国6.7%，上缴税银微10.16%，上缴粮食22.52%，最高时达到全国1/3。

上三府与下八府

丝绸与市镇

明清以来，杭嘉湖平原出现了

产业结构的转变，多种经营取代了

单一的农业经济。随着丝织与棉纺业的兴起，杭嘉湖地区迅速发展成全国丝绸生产与交换的中心。与此同时，沟通城乡经济和从事专业化

生产的市镇，繁星般地遍布在杭嘉湖平原，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城市经济的繁荣。

稻作与蚕丝业收益比较图（一亩地）

织丝纺纱

为了在沉重的赋税下生存，浙北许多农民放弃传统的水稻种植，转而种桑养蚕。明清时期，杭嘉湖平原成为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蚕丝以湖丝最为著名。明初湖州归安的蚕丝质量最佳。明中叶后，南浔附近的七里村蚕丝后来居上，成为湖丝中的上品。

繁忙的市镇

全迟到唐代，杭嘉湖地区就出现了零星的草市与集市。宋室南迁后，杭嘉湖地区定期集市或商业性市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明中叶后，随看以蚕桑棉麻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日趋发达，一大批以蚕丝、棉花及丝棉纺织品为主导产业的工商业市镇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虽然工商业市镇在明代中叶后的勃兴是中国社会的新现象，但江南地区工商业市镇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杭嘉湖地区工商业市镇分布图

面对大海

古越人，尤其是温台沿海地区的瓯越人，是善于在风浪中搏击的海洋民族。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使浙东沿海的对外贸易异常活跃，造船业兴盛，时人发出了“一片繁华海上头”的感慨。然而，明初实行海禁后，不仅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也加剧了倭寇的侵扰。经沿海人民不懈的抗争，加上隆庆后实行较开放的贸易政策，“倭患”随之消失，经济得以恢复。

百工之乡

在红士绵延的浙江金衢盆地，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而，古越人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和事功哲学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们超越了农耕文明的传统，走出了一条依靠专业技能外出谋生的生存之路。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从家庭副业中分离出来，这片土地上活跃着一支支以建筑、五金、雕塑工艺和小商品贸易为特色的百工队伍，使浙江成为中国著名的“百工之乡”。

义乌货郎

义乌土地贫瘠，需要提高肥力。人们用焦泥灰与鸡毛、鹅毛制成泥九，春种时塞入种根以肥田。到清代，大量义乌人在农闲时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用糖饼和姜糖換取鸡毛、鹅毛。以后货郎担又增售针线、脂粉和各种小商品。

永康铜匠

在人多地少的永康，〝打铜修锁补铜壶”的吆喝声贯穿历史长河。自南朱始，永康铜匠、铁匠走南闯北、出外谋生。历史上有“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说。

5.2 人文荟萃的文物之邦

东汉王充之前，中国的学术论坛几乎没有浙江的声音。唐宋时期，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科技与交艺方面，浙江脱颖而出，取得令人瞩目的佳绩。到明清，浙江作为人文荟萃的文物之邦的地位，更加凸显。在文化的建设上，浙江学者、艺术家表现出了前瞻性和开放性。他们将自己睿智的创造和洋溢的才情，注入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在伸张个性、表达自我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嬗变中的浙江士人

明清是中国社会孕育变革的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浙东学派重新活跃；异质文化的浸透，对浙江士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有一小批中国士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在接纳基督教教义的同时，积极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浙江士人李之藻、杨廷筠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与上海人徐光启一道，被称为 “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书院与藏书楼

书院和藏书楼的建设是浙江文化的一大特点。浙江书院发轫较早，从中唐开始，历代都有著名的书院。浙江的书院文化在明清达到鼎盛。明代浙江书院有290余所，清代更多达560余所。浙江的藏书也很发达。自晋至清末，浙江藏书家约440余人，藏书楼200余处，是中国历代藏书最盛的地方。历史上浙江籍的藏书家共1062人，占全国的22％，排名第一。

这些书院和藏书楼为浙江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5.3 汹涌的海潮

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边缘化的中国社会开始成为西方猎食的对象。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以其惊人的富庶，格外地受到西方列强青睐。鸦片成为西方工业制品强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道符咒。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军民被动员起来，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浴血奋战中。汹涌的海潮袭来，浙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度过社会新生 前夜的阵痛后，迎接新世纪曙光的来临。

太平天国在浙江

1851年，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运动。1855年起，太平军多次入浙。太平天国后期，随着战略重心转向苏浙地区，太平军大举入浙，占领了浙江大部分地区。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年后西方国家在华势力公开站在清王朝一边共同镇压大平军，加上湘军入浙作战，太平军在浙期问激战不断。天京失守后，太平天国在浙江的活动也以失败告终。

很突兀的结束了。

但“越地长歌”古代浙江历史篇章确实结束了，后面是革命风起云涌的近现代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