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一个农村青年的自我救赎
时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贾平凹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中写道：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路遥如果能活到今天的话，陕西省作协主席的位置，他也是要坐上一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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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陕西省委组织部对路遥作了一次考察，考察之后下发了这份《干部任免呈报表》：
姓名：路遥，家庭出身：贫农，学历：大学，工资情况：文艺11级140元。
健康状况：健康。
现任职务：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党组成员、副主席。
拟任职务：作协陕西分会主席。
呈报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备注：《陕干字〔1992〕70号》：同意。
时间：1992.7.6。加盖公章：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1992年8月7日，路遥在延安火车站被人抬下车，随后送往延安人民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腹水，还有黄疸病。但医生瞒着路遥，有意将“晚期”、“硬化”之类严重的词避开了。
刚住院时，有朋友建议给陕西省作协打招呼，报告路遥的病情，路遥不同意。后来要给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曾任延安地委书记）说明情况，路遥仍然不答应。他一再叮咛好友曹谷溪，对他住院的事要保守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有人说，当时的路遥，很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任职的消息。
1992年9月5日，在回到陕北一个月之后，路遥转院回西安。当天下午6时10分，路遥乘坐的列车准时到达西安火车站。
站台上，同样站着许多焦急等待着迎接他的亲人和朋友：妻子林达，弟弟王天乐，友人霍绍亮、杨韦昕、王根成、李秀娥、晓雷、邢小利……
很快，路遥就被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躺在西京医院七号病房里，神色才略微舒缓过来，他吃力地慢慢与朋友们说话，他说，他现在的世界观改变了，他说：“要宽容。”
次日，西京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原发性腹膜炎。 陕西省党政领导纷纷去医院探望。
11月16日晚，路遥在病床上翻来滚去，不知如何才能缓解阵阵疼痛，他一会儿让天笑给他揉肚子，一会儿又让天笑把他挪在地板上，说这样或许还能减轻他的痛感。
痛苦中，路遥一声又一声地喊着：九娃，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王天笑抱着凄惨不堪的哥哥路遥，涕泪横流，却没有一点办法。
17日凌晨4时许，嘴里不停地说着喊着的路遥，声音时高时低，但是王天笑一句也听不真，最真的几句话，说的是：爸爸妈妈可重要哩……爸爸妈妈可亲哩…… 之后，路遥便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路遥在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的时间里，所想到的不是女儿不是妻子，也不是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是爸爸妈妈。这或许跟他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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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日，一个极普通的冬天早晨，在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孔普通的窑洞里，一个新生命降临了。
这是陕北普通农民王玉宽和马芝兰的头胎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卫儿。
穷人家的老大，是怎样的光景呢？所有的家务活全包不说，还要帮着带弟弟妹妹。尤其像卫儿这样的家庭，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
1949年的这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广大农民尚未走出战争的阴影，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看着这个可爱的儿子的降临，王玉宽夫妇两个首先想到的是，拿什么养大这个孩子呢？
然而令两口子欣慰的是，这个孩子出奇的懂事。
多年后马芝兰回忆起他们的卫儿时，曾这样说：
我家卫儿从小就是精，就是脑子练（清涧方言，即脑子聪明）从来没让我急过肚子。七岁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捆，摞在硷畔上，摞下美美一摞，俊的人贵贱舍不得烧。
但是，懂事并不意味着傻，什么都不知道。越是懂事的孩子，心里越是苦。多年之后早已名扬四海的路遥，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曾经这样写道：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
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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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明白这些道理的卫儿，从小就铁定了心要靠着自己，摆脱贫穷，摆脱命运。
他坚强，倔强，不服输，从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
有一次，他去砍柴，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由于当时年龄实在太小，适应不了这样陡峭的山路，结果一不留神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
七岁的那年，有一天，卫儿莫名的“体面”了起来。
这天，母亲他穿上了新鞋子，换上了新衣服，让他饱饱的吃了一顿饭。然后，父亲带着他去找村里的冯先生给他取了个大名——王卫国。
或许敏感的路遥已经察觉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了。
是的，他的父亲决定要把他送给大伯王玉德家了。一方面是王玉宽家此时已有五男二女，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大哥王玉德家不会生养，至今膝下无子。
按当地的说法，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没有谁家会过继长子的。但王玉宽兄弟情深，考虑到卫儿已经养大，聪明伶俐 ，能够直接帮助大哥王玉德家做家务了。
就这样，在陕北的群山之中，一老一少出发了。七岁的路遥跟着父亲，一脚深一脚浅，走了200华里的山路，来到了大伯家。
早慧的王卫国当然知道，父亲所谓的“住几天”，其实不过是一句干巴巴的谎言。
所以那天清晨，他偷偷起床，躲在大树后面，看着父亲离开大伯家，偷偷远去的身影，泪流满面。
此时的心情，直到多年之后，还是历历在目。路遥曾写道：
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这个七岁的早慧、早熟的少年王卫国，心中的伤痛和隐忍，又有几人能够体察得到呢？
然而，这隐忍在心中所酝酿、所催发出来的骨气和毅力，却将一直陪伴着他，影响着他。同时，也将渗透到《平凡的世界》中的每一个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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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王玉德和大嫂李桂英见到二弟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喜得老两口眉开眼笑。当然，此时他们还完全意识不到，这个孩子终将给她们带来什么——究竟是麻烦还是幸福。
因为孩子潜意识里的亲生父母的位置是不容替代的。当孩子失去父母之爱以后，性格往往变得孤僻，对周围的人都有一种防范、敌视的心理。
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王卫国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现在，他又远离了亲生父母，将面临另一重人生考验。
王卫国出现在郭家沟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先是一个孩子问他话，当他回答后，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边笑边夸张地学他的“清涧口音”，有的孩子甚至极野蛮地叫他“外路脑子”。
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先是沉默，然后变着法子孤立王卫国。
在村里时，孩子们不和他一块儿玩耍，见他过来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的孩子“指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地“准入”。别人都能砍，唯独不让王卫国砍。
从小就是娃娃头的路遥，自然受不了这个气。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下，便决定独自捍卫尊严。至于小孩子用怎样的手段捍卫尊严，想必人人都心照不宣：无非是拳头。
孩子打架，挂彩是必然的。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路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忆，“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
庆幸的是，路遥最终大获成功。
在没有家人的支持下，靠着自己——一个七岁孩子的一双拳头，他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
这，就是路遥奋斗一生的起点。
5、
《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就是从孙少平读书时的情形写起的，他吃最下等的饭菜，穿最破烂的衣服，也下最刻苦的功夫。
这个原型其实不是别人，正是少年的王卫国自己。
平心而论，在那个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里，上学读书着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非常少，平均两个村子能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就不错了。
而且，什么样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是家庭情况特别好的，二是虽然家在农村但父亲在外工作的。和这些孩子比，王卫国当然是最穷的学生了。
这样，他“孩子王”的身份，瞬间就被淹没在这些“高贵”的同学中间了。与此同时，他的寒酸也不断地刺痛着他的自尊。
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一张票一毛钱。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县城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但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不但王卫国“消费”不起，一般农家子女都“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
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在王卫国的那个时代，这个距离就是一毛钱的差距。不要小看这一毛钱的电影票影响力——
电影里的插曲成了音乐课堂上的学习曲目，电影里的人物成了师生们议论的主题，电影里有特色的对话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每次看完电影，城里的学生就要和老师一块议论几天，而王卫国他们只能站在一边“憨态态”地听。
不但没有了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同时还丧失了在同学中的话语权——那些理应追随他的农家孩子们，都转而听别人讲电影中故事去了，他被彻底地“晾”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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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延川县文化馆有一个小小的阅览室，那里经常会有一些书报和画册。这里很快就被王卫国发现，并且成为了他“补给弹药”的仓库。
通过看书、看报章杂志，他开始了解那些流行的电影，甚至说得比看过电影的人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
他在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铁路、海洋和轮船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这些遥远的国家，知道了卡斯特罗、卡扎菲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
这一切令他振奋，觉得自己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当他回到学校，再将他往大脑里所补给的“弹药”向老师和同学们“扫射”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他们再不敢小觑这个农村过来的穷孩子，不但老师开始重视他了，就连一些有眼光的干部也开始鼓励孩子和王卫国交朋友。
于是，王卫国再度成了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
高小毕业之后，王卫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当时的看法是：“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当。”
人们认为，像大伯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笑话。而且王卫国当时已经有十四五岁，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应该找个姑娘订婚了。
所以父亲盼望着王卫国考不上初中，这样就能够“按部就班”的过老老实实的庄家人的生活了。但是偏偏王卫国考上了。
他也知道父亲确实没有办法了——粮食已经少得再不能少了，每顿饭只能在野菜汤里像调料一样撒上一点。地里既然长不起来庄稼，也就不会有多吃的野菜。父子二人全凭一点当年喂猪喂剩的陈谷糠和一点榆树叶子维持着生活。（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后来，在父亲“不理不睬”的“拖字诀”的策略下，王卫国鼓起勇气寻求干爸大队长的帮助。大队长带着他，挨家挨户借粮。
终于，开学一星期之后，王卫国才背着那些借来的“百家姓粮”，去县里的最高学府报道。
争取到延川中学上学这件事，让王卫国认识到，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人事关系，是可以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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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意志、有追求的人来说，自卑感会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读书、上进、与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初中生王卫国心中的自觉追求。
他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愈发埋头读书。他的目的很明确：为的是日后当个干部吃那些猪肉片烩粉条之类的好东西。为此他也做了详尽的准备，并且以优异的成绩上完了中学。并准备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场席卷全中国十年之久的重大事件。那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每个人都像是被施用了催眠术，谁都难以逃脱对它的疯狂参与。初中生的王卫国更是积极地、充满了热情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
他写的大字报，文笔洒脱犀利，看问题敏锐深刻，就连成为王卫国这一派的敌对方的语文老师也招架不住
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里，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一跃成为延川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军第四野战队”的军长。
就这样，“娃娃头”王卫国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识，以他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在人群中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大人物。
为了读书，7岁的他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给大伯、大妈；为了读书，大妈靠着乞讨供养他上初中。读书升学是王卫国谋得一个公家人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的唯一途径。
不过，这场运动的爆发，使得王卫国继续读书升学的梦想化为泡影。与此同时，时代好似为他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
在这段日子里，他吃了有生以来最多的猪肉，以至于后来看到猪肉就想要呕吐。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延川县的这场运动，也逐渐由文斗发展为武斗，局势逐步混乱甚至血腥起来。而且，斗争双方分别从公安局、银行等单位抢来步枪、手枪、子弹来对自己进行武装。
1968年3月17日，王卫国领导的“红四野”，在一场大型的武斗中，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让王卫国牵连其中。这是王卫国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也许正是这起事件，才迫使一位有着政治情怀的年轻人，从此转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场武斗，共有“红四野”和“司令部”两派200余名人员参与，造成四人死亡，两人重伤。在四名死者中，有一位是在1935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白振基。“文革”前，白振基任中共延川县委常委、财贸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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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3日，延川县迎来了北京超过1300名的知识青年，他们当中大多是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还有北京101中学的学生。
他们有着极为强烈的中心意识和强烈的权威意识，似乎他们不是来插队锻炼的，而是为“拯救全人类”的崇高事业来的。
下乡插队在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很多人后来名声大振。
比如，有在窑洞里成功做成了许多例在现在都让人惊讶的手术的“赤脚医生”孙立哲，有后来以一篇写当时插队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的作家史铁生。而且还有一位，更是当下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
当然，对当时的王卫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那里面有着他的两任女友，其中一个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后来路遥曾这样跟人说道：“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
林琼，能歌善舞，活泼美丽，王卫国对她一见钟情。而林琼也对路遥的才华人品也颇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1970年，铜川二号信号工厂招工，王卫国和林琼都被大队公社推荐到县上，但指标有限，为了热恋着的姑娘，王卫国背着林琼把自己的指标让给了她，让她去了工厂。
送走林琼之后不久，路遥因老军人白振基命案的牵扯，被停职返乡查看。直到此时他才发现，他曾倾注单纯而饱满热情的那场政治运动，突然转过身来狰狞地扑向了自己。
此后不久，林琼传来分手的消息。仕途的阻碍，爱情的失利，使得王卫国的人生在一瞬间从巅峰跌入了谷底。
命运的跌宕起伏，个人前途的失意渺茫，增加了路遥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也使他内心生活更为丰富，在心灵生活中伸展个性的欲望更强烈。在痛苦思索自己命运和寻找个人出路的同时，他找到了文学。（《路遥评传》）
1970年的春天，王卫国写的一首小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刊发在延川县文化馆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还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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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首小诗的刊发，对于王卫国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回到家乡的山沟里做了民办教师的他，也许开始意识到，无论当年怎样的叱咤风云，就时下而言，政治之路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战略转移的考虑，改弦更辙，或许从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
此时，王卫国的笔名还是“缨依红”，是为了纪念他的初恋女友。当时编辑告诉他，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记、好念。于是他接过自己的诗稿，划掉原名，断然写上了两个字——路遥。
路遥开始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作品，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一些当时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也逐渐在《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河》等报刊发表的评论中，提及路遥，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这时，路遥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林达，林达与路遥的初恋女友林琼，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又同在关庄公社卢沟村插队，算是关系较好的闺蜜。
林达在路遥最为苦闷的日子里走到他身边，给他安慰和自信。并且后来路遥在延安大学读中文系时，所有的花销都用的是由林达来负责。因为林达是城里人，家境很好。
但是，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很幸福。
这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一个生长在贫苦的乡村，整个童年不曾吃过一顿饱饭；一个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为了理想和抱负，才远离了城市生活，来到偏僻闭塞的黄土地。
不仅如此，两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生活观念不同，饮食习惯也大相径庭——一个热衷于面食、小米粥，一个则喜欢大米饭加炒菜。
而且作家路遥的作息规律不同于常人，他的早晨一般都是从中午才开始。每天早上，林达忙完女儿远远的早饭，送女儿上学后，自己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工作单位上班。这时候的路遥，刚刚进入梦乡不久，正打着雷鸣般的呼噜。
身材瘦小的林达，几乎是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家中的轻活重活，都要靠她那双柔弱的肩膀扛着，无论抬煤气罐上楼，还是冬天取暖生火，往楼上搬蜂窝煤，或是照顾陕北来的路遥两大家的亲戚们……林达都要一一面对。
1991年3月份，路遥创作了六年时间的《平凡的世界》获得该年度的茅盾文学奖。在这六年的创作期间，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见女儿，而只是将女儿的照片随身携带。更不用说去关心爱护他的妻子林达了。
1992年初，林达正式提出了和路遥协议离婚。然而对于路遥来说，即便是离婚，也被他仅仅当做是一项“工作”，而不存在任何的感情——甚至他还将这份“工作”全权交由弟弟王天乐处理。
王天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作为一个女人，当一名作家的夫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当作家可能献出生命，但当作家的夫人同样要经受普通女人无法容忍的各种心灵灾难……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
然而，就在准备很简单的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
而这一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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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作家的身份不谈，路遥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人。
从童年的饥馑，到少年的奋斗，到青年的挫折，再到中年的成功。他终其一生都试图摆脱贫困，摆脱童年的阴影，摆脱农村的禁锢。
同时他也一直在努力，努力成为众人的焦点，努力接近权力的中心。读书是他的手段，文革是他的手段，政治是他的手段，文学也是他的手段，甚至就连婚姻都是他的手段。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期间，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但路遥脱不开身；后来，养父病逝了，他也没有去料理后事，而是委托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作为一个儿子，路遥并没有行孝。
的确，作为一个作家，路遥是伟大的。
他的《平凡的世界》，曾鼓舞了千千万万包括我在内的农村青年。而且，只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一阶级仍然存在，这一阶级仍然有向上流动的努力，它就仍将一直激励着这些底层的青年们去奋斗、去追求。
路遥在缭绕的烟雾中，将《平凡的世界》写成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同时也将他那一生的强大的精神注入其中，让这些“城乡结合部”的青年们，得着共鸣和安慰。
写出《平凡的世界》后，路遥的好友晓雷曾建议他，说：“《平凡的世界》只动用了你30岁以后的年龄段的十年体验，写“动乱”十年，你可花去40岁以后年龄段的十年，一定会写成一部远比《平凡的世界》更为深刻的著作。”
路遥听了之后，兴奋而激动地说，好，用十年时间写“动乱”十年。晓雷说，书名就叫《十年》。路遥更是激动得站起来，大声呼喊，好！就叫《十年》，还写它100万字，把上自中央的斗争与下至基层群众的斗争，把城市的斗争和农村的斗争，穿插交织起来，写出属于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独特判断和剖析……
但是，这本名为《十年》的书，却被勇猛的路遥一路带进了坟墓，我们再也难以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