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课】20180616 解读：《群体性孤独》
作者介绍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社会学教授，执业临床心理学家，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 (MIT 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 主任。她已成为移动技术、社交网络、社交机器人领域的著名学者。《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连线》等都曾报道过她和她的研究成果。她被《女性》杂志评选为“年度女性”，被《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评选为改变国家的“40岁以下的40人”之一。由于她在信息技术对心理影响方面的杰出成就，她成为 CBS、NBC、ABC、CNN、BBC 和NPR 等众多极富号召力媒体的嘉宾。雪莉•特克尔是广受欢迎的TED演讲嘉宾。2012年，她第二次作为TED演讲嘉宾时的演讲题目是《保持联系，却依旧孤独》（Connected，But Alone），她对信息技术给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她是信息技术狂热时代的冷静思考者，在人与信息技术相互关系的研究领域，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权威。
作品介绍
第十届文津奖获奖图书，“央视热播纪录片《互联网时代》推荐作品”，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你是否也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我们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活在自己的“气泡”中。我们期待他人少，期待技术多。不间断的联系，是否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了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15年来深入两家养老院，对200多人进行了实地研究；为了研究人们的网上互动，与7家中学合作，收集了450名中学生的一手研究资料。她通过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特克尔认为，人们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从形式上看人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却更焦虑、更孤单。
《群体性孤独》将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15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和智能电子玩具。如今的我们既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作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既要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要摆脱信息技术导致的孤独，就必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学会独处，体会独处带给人们的好处；另一方面，朋友、亲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讨论。
作品序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跨界的年代：乔布斯跨了科学和艺术的界，把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变成了艺术品；社会网络研究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把属于传统的定性研究的社会学变成了纯粹的数据科学；扩展现实(Augmented Reality)更是跨了真实和虚拟的界，人们越来越难以分清，从谷歌眼镜里看到的哪些是真实的外部世界，哪些是虚拟的数据……今天，对大众而言，最重要的跨界是：计算机、互联网正在跨进原来只属于人类的世界。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智力问答游戏中战胜所有人类取得了冠军；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加州获得了上路驾驶的实验牌照：微软正式推出了计算机全自动同声传译系统……一夜之间，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发明、我们最重要的帮手，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电影《终结者》也似乎已经从虚幻变成了预言。
权威评论
雪莉·特克尔用她可以做祖母的岁月记忆、人生体验，透过对孩子们玩耍、学习、交往的行为观察和分析，透过对电子玩具、机器人、虚拟现实的追问和思考，牢牢抓住“孤独”这一人类掩藏颇深的情感脉络，点中了网络时代人与机器关系中焦灼多变、令人遐想的“命门”。文笔出彩、引人入胜。
——段永朝，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特克尔认为，我们为了连接而牺牲了对话。大家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我们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活在自己的“气泡”中。我们期待他人少，期待技术多。本书虽有将连接与对话过度对立之嫌，但特克尔还是提出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不间断的联系，是否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第一人
《群体性孤独》一书将人与计算机、人与互联网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的最新发展，以及特克尔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读者。可以说，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要了解人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这一切，可以从这本著作开始！
——王煜全，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互联时代未来趋势专家
有一天，我们将习惯用文字而非声音，用数据而非抚摸，来传递感情。有一天，我们将依赖技术，超过依赖彼此。这就是真正的“机器人时代”。对于这种所谓的“机器的美好和技术的美好”，我有一种由衷的恐惧与憎恶。
——周涛，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
关于我们是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创造虚拟“自我”的，雪莉·特克尔说得最清楚。她是我们技术界的“弗洛伊德”，远在我们洞察自己的内心之前，她就阐明了我们内心的转变。《群体性孤独》是一本令人回味的书，是洞悉未来自我的一次深度之旅。
——凯文·凯利，《连线》创始主编，畅销书《失控》、《科技想要什么》作者
对于人类与计算机的关系，相对于其他学者，雪莉·特克尔有着更广阔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考。
——霍华德·加德纳，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认知和教育学教授，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畅销书《智能的结构》作者
核心内容
《群体性孤独》的副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这本书的中文版总共364页大约37万字左右。小编会用大约5000字转述书中精髓，再用1000字解读总结给各位亲！下面小编将为亲转述这本《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互联网让人们的交往更加方便，但这种看似紧密的链接实际上是强化了真实世界中人与人的疏离感，我们需要警惕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型孤独，重新在现实世界中建立厚重的社交关系。
这种人际交往的疏离感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我们不妨一起回想一下自己是否有以下这些经历，在朋友的聚会中，我们总会忍不住查看微信上的最新消息提醒，或者是无意识的重复翻看微信朋友圈，和亲人享受晚上的时光时，每个家庭成员都好像在对着智能手机发呆，我们就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在手机没电时，我们会忽然产生一种恐慌感，感觉自己好像被投入到一座孤岛上。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可能患上了手机失眠焦虑症。当然，这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早不是啥新鲜事儿了，根据一项英国邮政局在2010年做的社会调查，53%的被访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甚至有20%的人表示，他们宁可一周走路不穿鞋，也不可能一周没有智能手机。如今，我们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社交平台中，互联网的出现了为我们带来了更加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时常会成为我们烦恼的根源。比起与真实世界的人交流，互联网世界似乎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这本《群体性孤独》的书，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悖论。
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远隔千里的人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与近在咫尺的人日渐疏远。这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提醒我们警惕这种新型孤独，重新寻找现实生活中厚重真实的交往关系。无论方面我们更清晰的了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小编将这本书主要归纳为三个部分解读。第一部分，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交状态？第二部分，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社交行为？第三部分，我们如何处理互联网带来的新型孤独？
一、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交状态？
互联网时代中，我的社交状态发生了两项重要的转变：
1.互联网改变了空间的概念，为人们提供了逃离现实世界的出口
2.互联网提供一种理想化身，让人有机会有一个更加舒适简单的自我
首先，重新定义了社交空间的概念，雪莉•特克尔认为，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距离，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交流技术。我们经常说，有了互联网，天涯若比邻再也不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了。说到这里你可能有些疑惑，这不正是互联网带给人们的福利吗？没错，因为互联网的馈赠，我们的确可以随时与异国他乡的朋友紧密相连，不过，这里面还有它隐秘的另一面。
雪莉•特克尔书中指出，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身处何处，只要打开社交媒体，就可以立刻从现实中逃离，进入到虚拟世界之中，从而完成一次精神隐身。换句话来说，互联网固然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愿景，但是其中的悖论恰恰在于我们近在咫尺比邻被放逐到了天涯。作者在书中回忆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她在布鲁克林长大，小时候路边会出现粉笔画的跳房子，但是现如今这些游戏格子消失了，孩子们依然会出门，但是他们都在对着手机屏幕打字。
雪莉•特克尔认为，我们社交的第一个改变便是互联网重新定义了空间的概念，让我们有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那么又是什么诱惑着我们去这样做呢？
二、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社交行为？
互联网带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身份体验。想象一下，我们注册的微信账号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要琢磨一下，应该如何打扮自己，比如，起个啥网名，用什么图像做头像，在朋友圈发什么信息，就像小孩子打扮自己的娃娃一样，我们也会打扮自己的网络化身，而这个网络化身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往往并不是我们的真实样貌，很多人又都发现，人们倾向于社交媒体中伪装成一个理想的自我。
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伪装自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社会学家戈夫曼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表达可以分为两类：给予和流露。所谓给予就是我们有意传达的那个信息，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话。而所谓的流露，是我们无意间传达的信息，比如一个眼神或者手势。人们难于伪装自己就在于面对面的沟通中我们很难完全把握自己。
不过，在互联网上，人们的伪装突然变得容易起来了，别人不仅看不到我们这些表情和小动作，我们上传的照片、说的话也都可以经过精心的包装。总而言之，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有了更多的掌控力，很多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互联网中轻易实现。网络社交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单薄社交，一旦我们沉迷于此就会越来越疏远真实世界中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从而产生出一种新型孤独。
网络社交本质上的是一种通过社交，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是更多一种碎片化的弱连接。所谓弱连接就是那些相对来讲，互动频率较低，亲密程度较弱，互惠行动较少的社交关系。本书作者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次她在脸书上向一位自己很喜欢的作家发出了好友邀请，那位作家也接受了她的邀请。这时候作者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餐厅的画面，两个人在网络世界的虚拟餐桌旁坐了下来，但现实的考虑一下，作者觉得自己太把这件事当真了，虽然脸书上显示两个人已经成为好友，但实际上现实中他们连朋友都算不上，这就是网络和现实的区别。
作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现代人在社交网站上，可以拥有几百个所谓的好友，但如果人们被问到可以向谁敞开心扉，在遇到紧急情况向谁求助等这些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你的家人。在单独社交之外，互联网还会助长，自我中心主义的情结。作者这本书中提到了她的博士导师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大卫•里斯曼在他的名著《孤独的人群中》书中说：人们越来越需要他人的肯定来寻找自我。
本书作者继承了导师的衣钵，把这种观点带到了互联网时代，她将社交网站的哲学总结为六个字：我分享，固我在。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对自己产生认可，这些不断通过与外界发生联系所获取，也许很多人会在网络社交网站上事无巨细的分享自己的生活，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群体病症。那么，我们在互联网上分享的是一个怎样的化身呢？就像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中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理想自我。
在互联网中，人们真实复杂的一面被缩小了，完美精致的一面则被放大了，在分享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己被重视、被认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还会渐渐对自己产生一种自带光环的幻觉，互联网造就了一个人人自恋的时代。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交往关系如同是复杂凌乱的浪涛，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得十分庞杂，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渴望交流，我也害怕被亲密关系所伤害，比如说在婚姻关系里，我们一方面希望得到爱与照顾，还要从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在朋友关系中，我们一方面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需要同样凭借同理心去照顾对方的感受，有时候还不得不去努力修复那些意料之外的隔阂。总而言之，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关系，还有可能让我们经受挫败和无助。
不过，如果反过来观察互联网中交往关系就不难发现，网络关系的弱连接本质让人们面临一段感情关系中，不用深耕细作，只用蜻蜓点水，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别人的关注视为喜欢，将别人的点赞视为欣赏，将别人的留言视为亲密。相比较现实中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社交媒体上的交往更加简单，更加令人愉悦。此外，更让人们产生依赖感。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书中作者为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2003年，美国出现了一款叫做《第二人生》的游戏，这个游戏最大的特点在于游戏者并不是为了分出胜负，而是希望在互联网中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家园。在《第二人生》中，人们可以购买土地，建造房屋，结交朋友，参加聚会，甚至和网友结婚。
在采访中，本书作者认识了一个在婚姻中感到失望的男人，他会一边摇晃着孩子的秋千，一边在《第二人生》中和陌生人倾诉衷肠，如果我们对与人交往感到挫败无助，那么这款游戏当然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出口，成为我们最安全的庇护所。我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也都可以从游戏中找到安慰。
不过，这里面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在互联网中获得的安慰，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还会进一步鼓励我们逃离现实。因为当人们习惯了虚拟世界中的交往关系，再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更加低落。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人在手机没电的时候会感到坐立不安，不知道如何应付眼前的现实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本书作者在书中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渴望回到虚拟世界中，在那里他们可以扮演一个更加简单舒适的自己。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可避免的落入到一种恶性循环的陷阱，网络中越喧嚣，现实中越孤独。
三、我们如何处理互联网带来的新型孤独？
本书作者雪莉•特克尔不但给我们现代新型社交关系拉响了警报，还为这种社交病症开出了一剂药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种新型孤独，必须通过最为古老的交往方式，也就是面对面的交谈，来重新建立真实世界厚重的交往关系。比如说在家庭里，本书作者鼓励父母和孩子，将餐桌规定了一个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神圣空间。她相信这样做可以培养家人每天都能一起聊天的习惯。在工作中，特克尔鼓励员工之间能够更多的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美国学者本•法维尔也发现，不同部门的员工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越多，工作的效率越高。因为邮件虽然可以完成工作。但是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建立理解和信任。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两个例子虽然是一针见血，但是比较零碎。有没有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进行反思？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在这本书的结尾，本书作者特别提到了世界名著《瓦尔登湖》，这个湖之所以家喻户晓，都是因为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梭罗为了远离喧嚣的人群，一个人搬到了这里，并写下了同名的散文集。
很多人都以为，亨利梭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逃避现实，不过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些人并没有理解梭罗的真实用意。其实，亨利梭罗想要逃离的并非是真实世界，而是真实世界中廉价单薄的社交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里，亨利梭罗摆了三把椅子，独处的时候用一把椅子，交友的时候用两把，社交的时候用三把。
他希望能借助这样的方式，获得更高质量的社交生活。本书作者认为，关系的系统性反思，也可以从这三把椅子入手解决实际问题。书中借三把椅子隐喻着三种关系：
一把椅子：独处
二把椅子：亲情
三把椅子：工作
在2005年，也就是《群体性孤独》出版四年之后，还出版了新书《重拾交谈》，这两本书的延续性微妙，有点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群体性孤独》以《瓦尔登湖》作为结尾，《重拾交谈》以《瓦尔登湖》作为开篇。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这三把椅子作为框架。为我们的社交关系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小编之前解读《重拾交谈》作为延伸阅读。
虽然作者在这本书中认为，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新型孤独，但不认为是互联网的错误，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未做好迎接互联网到来，进行充足的准备，作者希望我们学习的并不是一种对于科技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直截了当的向互联网投降，而是需要向后退一步，重新思考互联网本来的角色。
任何一项科技的诞生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但显然没有一项科技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甚至情况还要更糟糕一些，有时候科技还为我们增添了新的烦恼，这方面的研究那可谓是汗牛充栋。比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警告我们，电视会让人们失去耐心。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告诉我们，电脑可能会让人的思考变得肤浅。里奥里巴伦在《读屏时代》书里告诉我们，降低深度阅读的可能性。在小编解读的这本书里，作者警告我们互联网在空间上拉近了彼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会让人们更加孤独。
这些作者们并没有谴责科技的进步。他们担心是我们能否适应这种进步。以互联网为例，我们都清楚它能改变什么，每个人却无法理解它能替代什么。本书作者书中表达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失职并不是因为我们能为世界建立什么新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考虑新科技瓦解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因为发明和创造而陷入麻烦，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好，这本书的精髓解读到这里就基本描述完毕，如果你对这本书内容感兴趣，不妨读读全书。我们身处智能时代，它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可能会造福人类，也可能会给人类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管怎样我们只能接受而无法拒绝，因为我们都一样生活在趋势的大潮中.......下面接入本书总结阶段......
解读总结
我读完了《群体性孤独》这本书。然后才明白：原来电子设备和网游对我们自身的幸福感会带来极强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它甚至会让人陷入孤独的绝望。于是，我明白，我要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比如，电脑、手机，并学会节制使用它们。我还明白，我要花更多时间独处，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与线上微博里所谓看起来像朋友的人闲谈。
我深刻明白我应该花更多精力与人面对面交流，多去跑步，锻炼身体，参加到这种活动当中去。我意识到，我必须把我的生活重心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来，否则我不会过得真的幸福。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当所有人都在赞美科技带来的便利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时，它勇敢站出来指出了背后潜藏的危机。
互联网区块链时代，机器人让我们越来越痴迷于没有生命的科技，最后却被视为解决人们沉迷于虚拟网络社交的解药，在科技的无限可能下，你可以说社会越来越先进，也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荒诞。《群体性孤独》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和各种应用APP在一起却依然感觉孤独，新技术发展没有带来亲密感却让我们深陷虚拟空间“无法自拔”，不愿甚至无力完全面对真实生活，引发真实生活的孤独感。
这深深震撼了我，因为我基本上没过几分钟就会刷朋友圈，家人聚会沉迷在手机中而无太多交流，朋友相聚会聊聊就沉默一会一刷手机，没带手机一天都惶恐……其实不刷手机难受，刷完手机还空虚，犹如“鸡肋”一般。此时我感觉自己是技术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其实，瓦尔登湖不在网络而在现实中，暂时放下手机，暂时远离虚拟生活，寻找自我，与别人面对面交流，学会发现真实生活的美好，也许心里更踏实！
我是刚开始时候被书名和简介给吸引了才借了这本书，也是有感于现在个个都成手机党了，聚会都是群体性一直都看手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讲了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思考。作者用大量的真实案例讲述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对机器人的态度变化以及人们自己对这种变化的反思。书的后半部分则是讲述现在人们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社交网络这些工具，而不愿意“真实”地进行社交、面对面地沟通交流。
有很多案例讲述被调查者的做法和看法，略相似，作者自己的内容倒不是很多。虽然作者尽力保持着中立，但还是看得出作者不支持机器人、不支持社交工具的倾向。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交流的欲望会促使我们重构社会交流规则。无论是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还是通过社交软件的线上异时空交流，只要怀揣着想要互相理解的真心，人类总会有办法相互理解。
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生活改变永远是双刃剑，是享受和利用科技，还是被裹于科技中被控制了真实的生活，可能是我们每个身处在这个巨变洪流中的人所要面对的真实生活吧。好，这本书的其它精彩文字图片，均在文后的下方，欢迎您来互动阐述您的想法，我把这本书非常实用的细节精华基本为您转述出来见上文，附加了小编个人对这本书所列心理学方面等相关问题的初步理解，您可以点击文本复制粘贴为已所有，为什么我这样慷慨？因为无论你是否署名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思想和精神，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时间后缀您的想法和问题。书后我们有找时间一起切磋学习，共同进步。解读总结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本书再会！
作品精选
引言 技术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
技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系中解脱的工具。在诸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样的网络虚拟世界中，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化身、虚拟住房、虚拟家庭和社会生活。它的广告大意是这样的：“终于有这么一片天地，让你热爱自己、热爱朋友、热爱人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人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生存着。在这里，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富有、更年
轻、更苗条、穿着更体面。同时， 我们也深深迷恋着诸如机器宠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2009—2010 年最受欢迎的节日礼物是一款名叫“猪猪鼠”的机器宠物，它比真实宠物更完美：可爱、反应灵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长生不老。
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习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更好地考察她们，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立刻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我来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室友是个年轻女孩，21 岁左右，很专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机上打字。她的两个大拇指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扎着，小拇指上还夹着夹板，让人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就说：“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没事儿，我还能打字。”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告诉她我来了。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 ”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这本书是我关于“计算机和人际关系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书《第二个自我》中，我探究了个人电脑的主体性问题：不要问电脑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电脑“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对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关系、作为人的自我知觉有什么影响。人们很早就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智能机器是活物吗？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儿童最可能将这类计算机物品视为某种“活物”——一个还在不断进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虚拟化身》中，我将关注点从人类如何看待计算机，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而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技术将如何把上述两本书中的观点推上一个新台阶。
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卖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一天它们能给我们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2010 年夏天，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了有关机器人教师、机器人伴侣、 机器人医师的新闻。微软公司也演示了他们研发的虚拟人“麦洛” （Milo）。“麦洛”能识别那些与它互动的人，它的性格也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更给力的是， 在向公众介绍“麦洛”的宣传片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虚拟花园里与“麦洛”玩游戏，而在片子末尾，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他在被父母斥责后选择向“麦洛”大倒苦水。
我们不得不问，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打扫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将黑莓手机的上网功能视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 ，在这里再也没有寂寞和孤独。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这么描述她的苹果手机： “就像袖珍书上有一个小型时代广场，灯光闪耀，人潮汇聚，尽在其中。 ”当人类寂寞难耐时， 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
机器人时代
2005 年 11 月末，我带着 14 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就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经寂然无声，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这里是记录达尔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最佳场所，他的物种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这次达尔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悦和说服观众，同时给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回击。
展览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 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 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 一动不动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周末，观摩的人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说，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 “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一个 12 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看着她， 困惑地说：“但是最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第一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 7 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海水碧波荡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画。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地中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妈妈快看，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他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机器鳄鱼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总之，它们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鳄鱼，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反而不愿意和人接触。
我相信，在我们的仿真文化里，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性爱一样——是危险的、 令人困扰的， 是禁忌、 也是魅力。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真实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的。我又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结果许多孩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假，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 ，即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但是，这些动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仅仅在一年之后，我遇到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我接到《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c American）的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采访主题围绕着机器人和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这位记者竟然指责我的观点暗含了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立场。我对这样的指责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从未反对过任何同性交往或结婚，他对我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而这位记者之所以找茬，只是因为我曾经表示过不赞同人类和机器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这次采访的起因是英国的企业家、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利维（David Levy）的一本关于机器人的新书。1968 年，身为国际象棋高手的利维曾和 4 位人工智能科学家打赌，说 10 年之内不会有计算机应用程序能赢过他。利维赢得了这场技术赌局。虽然赌注只有区区 1 250 英磅，但是整个智能科学界都因此而灰头土脸。这次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不成熟的科技预言过于自信。直到下一个 10 年，利维才被象棋计算机程序打败。打败他的是一个叫作“深思”的程序。众所周知，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叫作“深蓝”的程序击败了当年的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而“深思”正是“深蓝”的早期版本。现如今，利维是一家“智能”儿童玩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9 年，他和他的团队又赢了，但这次赢得的是极富盛名的勒布纳人工智能奖。在一场谈话类软件的世界锦标赛中，利维团队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 bot）程序脱颖而出，成功地让测试者们相信，他们正在和一个人而非机器对话。
虽然我对利维的创造性十分欣赏，但是对他的新书《和机器人的爱与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中的观点却并不认同。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里面的科学幻想一点也不滑稽。这名记者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两周的采访，在文章中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文化大加赞赏， 认为它正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这本书预言人类与机器的性爱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也就是说，“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将和人类之间迸发爱情一样平常。同时，人类性行为的次数和做爱的体位都将得到扩展，因为机器人能教给你更多，超过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爱指南”。利维认为，机器人能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更棒的朋友和情人，因为我们能拿它们做练习。甚至当人类无法完成的时候，机器人还能代替。利维由此提议，和机器人结婚真是美事一桩。他认为，机器人虽然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异类”，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好。它们从不欺骗，也不会伤心。在利维看来，即使是在人类最私密的领域里，对机器人价值的评价也只存在一种标准：和机器人在一起你觉得舒服吗？这位计算机语言大师用机器人行为的影响来评判未来的机器人。而且他还打赌说，过不了几年，这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标准。
我是一名接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无论从感性还是专业理性出发，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真实性”才是重中之重。假定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一套自有的做爱体位模式，我仍然为一种观点感到担忧——这种观点认为，和一台机器卿卿我我是不需要感觉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系列“仿佛”行为的集合，你得认为它“仿佛”关怀备至、“仿佛”善解人意。在我看来，“真实性”意味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因经历相似而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拥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义。而机器人，即使再精密复杂，显然也难以企及。
因此我对利维的新书冷眼旁观。如果机器人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是某种“表演艺术”呢？倘若和机器人发生关系让我们“感觉很好”或“更好”，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觉更加有掌控感呢？“感觉很好”本身不是黄金法则。一个人可以因为糟糕的原因而“感觉很好” 。倘若机器人的陪伴让我感觉很好，却使我们更加弱势了呢？利维大胆观点的益处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和机器人建立怎样的关系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合乎道德的？恋上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当我读他的这本书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爱情意味着从对方的视角品尝人世间的惊喜与艰辛，由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悲伤和喜悦而形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众媒体的时候，常常担心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低智商化”。而这本书则表现出“低情商化” ：固执地背离人性中伴侣关系的复杂面，将虚假的情感关系视为新美学。
当我读到《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时感到更不舒服，因为利维将我关于计算机“潜在力量”的论点变成了他的论据。利维将此书特别献给一位叫作安东尼 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黑客。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曾经采访过他，那时安东尼才 19 岁。这位腼腆的年轻人发现，他在险象环生、阴云密布的人类情感世界里无法找到安全感，而计算机恰恰能抚慰人心。计算机程序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令安东尼这个孤单的、恐惧亲密的年轻人，感到不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在《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里，利维高估了安东尼的自我调适能力，他甚至建议，对于许多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来说，和一个机器人相爱将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利维给我寄了一份新书样本，并问我能不能复印一份给安东尼，好让他高兴高兴。我却对此并不太确定。我不确定安东尼在退缩到那个他称之为“机器世界”的地方以后是否得到了安宁的生活。我只记得他是忧郁的，是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就像一个把鼻子贴在糖果店橱窗玻璃上的小孩一样。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成为我们未来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和安东尼一样。
在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电话连线采访的时候，我因为把郁郁寡欢的安东尼视为亲机器人人群的典型角色而受到了冷嘲热讽。我坦言自己不能苟同利维的想法，我认为讨论机器人婚姻正是对人类关系失望的认同：我们在爱与性方面无法互相满足。我不认为嫁给一台机器就是彻底解决人类亲密关系的灵丹妙药。因此，当这位记者抨击我是一名反对同性婚姻权利的偏执狂时，我大吃一惊。我试着解释，因为我不赞成人类与机器结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任何人类之间的婚姻组合都是不光彩的。他指责我怀有“物种沙文主义” ：我这不是在剥夺机器人“真实存在”的权利吗？为什么我假定一段和机器人的关系是缺乏真实性的呢？对于我来说，这段关于计算机和生命的故事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告诉这位记者，我也对这场谈话做了记录。这位记者的观点已经成了我的研究资料，被收进这本关于技术的文化期待变迁的书中。他能从机器和人类推论到同性恋，这足以证明，对于他来说，未来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肯定是替代真人恋爱的第一理想选择。与此同时，这名记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机器人也能把它们的特殊性带到一段亲密关系里去，而且引以为豪。在他看来，能恋爱、能做爱、能结婚的机器人绝不仅仅是替代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理想的伴侣。处在这样一个时而肮脏、让人泄气，而且总让人难以捉摸的世界里，有无数条理由可以说明，机器是更适合我们的。
和《科学美国人》杂志记者的这段小插曲令我震惊。因为我从小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科学出版物，但是这名记者对机器人的狂妄期待，使我对这本杂志近10年的好印象大大减分。关于《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的观点交锋，让我回忆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当时我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一个大型心理学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女研究生安妮，她把我请到一边悄悄问我，关于把机器人设计成人类伴侣的研究进展如何。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主题发言，即如果机器人能与人进行眼神接触、跟踪人的行动、做出朋友般的手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认为它近似于人。信奉达尔文基本观点的人会把机器人视为“异类”，但是在这个场合，通俗地说，它们就是我们 “家中的一员”。
在开会间隙，这位可爱的、头发乌黑的、25 岁左右的女研究生，想要听我介绍更多细节。她向我吐露说，如果机器人能够提供她所谓的“关怀行为”（caring behavior）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把现在的男朋友换成一个“精制的日本机器人”。她说她依赖一种“居家礼仪的感觉” ，不想孤单一人： “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提供环境，我也乐意哄自己开心，告诉自己这里有个真人和我在一起。 ”她想要的是既可以避免孤单、又“没有风险”的男女关系。对她来说，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机器人，即使只是依照程序表演人类的动作，都比一个苛刻的男朋友更好。我轻轻地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绝没有开半点玩笑。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居住在波士顿城郊养老院中的一位72岁的老妇人米丽娅姆。她是在我关于机器人与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在访谈室里，我见到了她。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宝蓝丝绸上衣和修长的黑裤子，灰白的长发一部分垂着，一部分低低地挽成一个小圆发髻。虽然她表现得既优雅又镇静，但仍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处境：对于一个曾是波士顿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说，护理之家却是一个荒凉又孤单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让她伤感的事：米丽娅姆的儿子最近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亲的时候，都会与她发生争执——他觉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米丽娅姆安静地坐着，轻抚着“帕罗”，一个格陵兰小海豹形状的社会型机器人。“帕罗”，日本制造，由于对病人、老人和情绪障碍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被广告称为首个“治疗型机器人”。“帕罗”能通过传感器识别人的声音方向，从而做出眼神交流的动作；它触觉灵敏，而且有一小部分英语词汇量来“理解”它的用户（它的日语词汇量更大一些）。最重要的是，它能根据用户对它的态度设定自己的“心灵状态”。例如，它能识别自己是正在被轻柔抚摸，还是受到了侵犯。现在，有了“帕罗” ，米丽娅姆正沉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小心翼翼地轻拍着机器人的皮毛。这一天，她特别消沉，而且她相信她的机器人也正感同身受。她转向“帕罗” ，再次轻拍着它，然后说： “是的，你也伤心了，不是吗？外面的生活太难了，是的，太难了。 ”米丽娅姆温柔的拍打触动了“帕罗”的温暖回应：它把头转向她，喉咙里发出赞同的咕噜声。米丽娅姆也因此受到鼓舞，对这个小机器人更加温柔有加。她相信机器人需要抚慰，她抚慰了它，同时也扶慰了自己。
多年临床医生的实践训练使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起到深度治疗身心的效果。通过为他人提供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我们能修复自身的心灵创伤。但是换作一个悲伤的女人和一台机器人之间应该怎么处理呢？当我和同事及朋友们讨论米丽娅姆这种比较离谱的遭遇时，他们往往首先联想到自己的宠物和宠物带来的慰藉。我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当主人不开心和需要安慰时，宠物是如何“心领神会”的。通过与宠物进行对照，下面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了：和一个机器人拥有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一只宠物能不能感知米丽娅姆的沮丧和失望。我只知道在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之间、在某个时刻的确发生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个时刻，她得到了宽慰，但机器人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米丽娅姆貌似经历着某种与他人的亲密联系，但她其实还是孤身一人。她的儿子离开了她，所以她寻求机器人的安慰，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我们对她的一种抛弃。
以上所有的这些经历——认为生命是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之上，主张或反对与机器人结婚， 一位希望与机器人恋爱的年轻女人，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所有这些都使我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机器人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周围伙伴似的机器人已经比比皆是；这涉及我们的感情状态，而且我想说哲学上已然成熟。我发现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把机器人视为宠物，还视为潜在的朋友、知己，甚至是虚拟的情人。我们并不关心机器人对人类与他们“分享”的情感能 “知道”或“理解”多少。在机器人时代，只要人与机器连接的表演看起来足够多就行了。我们毫无偏见地、泰然自若地与毫无生命的机器连接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短语：“技术滥交”。
当我正想对这一现象后面的原因一探究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十分艰难的软弱无力之说。在每一个关于人类脆弱的故事里，我们都加进了机器人的角色。现在的人们要求太多，机器人的要求可能更容易满足。人会失望，而机器人不会。当人们谈论和机器人的关系时，他们也在谈论那些伪装性高潮的丈夫、妻子们和那些吸毒的孩子们。他们也在谈论理解家人和朋友是多么困难。我起初对这些评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显然是想把人类贬得体无完肤。一个 44岁的女人说：“毕竟， 我们从未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感受。人类会文过饰非，机器人比人类可靠得多。”一个 30 岁的男人评论说：“我更愿意和一个机器人说话。和朋友们交往太累，使我筋疲力尽。机器人会一直陪伴着我，而且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好了，我都可以脱离这段关系。”
社交机器人的发明说明人类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无法摆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人们看起来很心甘情愿地相信：如果我们疏远或是忽视了彼此，机器人会补偿我们，程序早就设定好了，他们会带来虚拟的爱。当我们逐渐衰老，机器人会伺候我们；当我们的孩子无人照看，机器人会照料他们；当我们在逆境中精疲力竭而不能互相支撑时，机器人会给予我们能量。机器人不会对我们评头论足，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接纳和包容。另一个老妇人说起她的机器犬：“它比一头真犬好多了。它不会干危险的事，不会背叛你……而且，不会突然死去、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黯然伤悲。”
作品后记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2010 年秋天，我来到了坐落于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在这里的研究和走读生活。
在波士顿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波士顿近郊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秋色中的瓦尔登湖，油画般浓墨重彩的树影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清晨的湖边，寂静得清澈，有节奏地传来晨跑者踏在满地金黄落叶上的声音。虽然是陌生人，但在狭窄的湖边小道上迎面相遇时，还是会点头微笑、礼让致意。
150 年前，一位叫梭罗的 28 岁年轻人决定隔绝自己与全世界的关系，来到了这片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过简单的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他向朋友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自己砍材，在湖畔手工搭建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周围种上了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那间小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邮差、没有大众传媒、没有 Wi-Fi，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那里独处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就在初去瓦尔登湖的那个秋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微博元年带来的巨变：第一代 iPad 刚上市不久；宜黄拆迁事件引发全民围观和愤慨；无数人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高层住宅火灾事件，并第一时间上传微博，人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栋楼烧成灰烬，却无能为力，痛苦触手可及。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亚和北非，一场以“社交媒体革命”之名进行的社会变迁大幕即将拉开。在美国，被“妖魔化”地认为患有社交障碍（Social Awkward）的麻省理工学院天才们居然建立了一个叫作“I saw you”（我见过你）的校内网站，专门服务于见到靓妹却没有勇气搭讪的书呆子，他们回到卧室后发帖表白，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也是在那一年的 4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录从 2006 年以来所有的 Twitter 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挖掘。就这样，我带着自己的相机、iPad 和微博上所有的朋友一起，开始了在这里的游学生活。
华盛顿的9月依然湿热，朋友预定酒店疏漏，险些睡公园，好在找到一家简陋的背包旅馆。旅店的墙上贴满了周边旅游的提示，但纸张早已破旧发黄。没有人愿意抬头看上面的文字，而是低头用手机中的各种应用软件来安排晚上去哪个酒吧、明天去哪个景点。店主是一个腿有残疾的退伍老兵，一边爱搭不理地收钱，一边看电视中的NBA转播，啐着脏话。一个刚刚丢了iPhone手机的姑娘在失魂落魄地满地寻找。另外一群来自中国的高中生紧张地四处打量，最后走进房间，重重地按下门锁。
夜半时分，我被向老家打电话报平安的印度兄弟吵醒，索性和旅店老板聊天。才知道他居然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老兵。旅店老板摇着头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在这里开了这家店，以前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预定，现在必须要上网才放心；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附近最好的酒吧在哪儿’，而如今他们所有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Wi-Fi 密码是什么’。以前每逢夜晚，这间起居室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起喝酒、抽烟、扯淡；你再看看如今，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上 Facebook、Twitter，根本不互相说话。我不了解你们，我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年代。”
在 1854 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认为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联系太多，社交连接让我们的生活太过拥挤。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他拉开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距离。他发现了与自然和简易物品之间的交流。而如今，我们一边沉迷于社交时代拥挤的时代广场，同时却又徜徉在彼此的瓦尔登湖畔；我们享受着无时无刻地与别人相连接、迫不及待地分享关于自己生活所有的琐碎细节，却又时时刻刻修饰自己在网络中的表象，精心地计算着彼此的社交距离。我们在一起喧闹，却又在一起寂寞。关于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有无数的书籍，但很少像《群体性孤独》一样，直指并追问每一个人的内心。
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帮助，在这里致以感谢。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王瑾教授，她的“公益 2.0”项目让我们看到数字时代每个人小小的善意如何凝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感谢湛庐文化的魏艳艳、吴悦琳和简学等诸位老师的细心工作。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作品目录
各方赞誉
推荐序
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
作者序
转折点
引 言
技术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
第一部分 机器人时代：孤独中的新型亲密关系
第1章 最亲密的伙伴“拓麻歌子” ：有生命的电子宠物
第2章 栩栩如生的“菲比” ：涉足情感地带
第3章 一起长大的“爱宝”：我们都有美好童年
第4章 魅力无限的“真宝”：你是它唯一的关注
第5章 社交高手“凯斯麦特”：你爱它，它也爱你
第6章 能治病的“帕罗”：半个心理医生
第7章 拥抱“机器人时代”：亲密关系的美好未来
第二部分 网络化生存：亲密关系中的新型孤独
第8章 永远在线：网络自我的三种新状态
第9章 网络技术改变成长历程：“分开”和“独处”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第10章 有打电话的必要吗？声音传递情感，短信给你安全
第11章 削弱与背叛： 亦真亦幻的《第二人生》
第12章 真情告白：网上告白只是用“分享”避开“孤独”
第13章 焦虑：科技提供便利，也带来焦虑
第14章 年轻人的怀旧情结：网络世界不是“瓦尔登湖 2.0”
结 语
不可或缺的对话
后 记
家书的意义
译者后记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