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无法抵达的社会真相

城堡是卡夫卡留给世人的一个隐喻、一个象征。这个隐喻和象征是关于存在的，也是关于权力的，但最终是关于真相的。一个无法接近、困难重重的真相，一个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真相，一个无限向往而又充满恐惧的真相。

身份是小说中潜在的一个关键词，它和存在有关，也和权力和真相有关，它既是一种社会建构，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它不是固定唯一，而是变动不居的；它既代表着一种存在，也代表着一种意义，还代表着一种可能。

很多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的身份犹豫不决，对别人的身份也模棱两可。人们所读到的身份并不一定是他的真实身份，身份只有通过时间和触摸才能得以确认。但大多数时间，身份又是不断地被误读和不断地被修正，也是不断地被建构和不断地被消解的事件。

Ｋ想证实自己的身份，却又不断地丢失自己的身份。土地丈量员，学校勤杂工，外乡人，还有后来那个差点成为弗丽达丈夫的人，Ｋ到底是谁？身份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个体存在的危险，也造成生命意义的丢失。存在是通过身份得以确认的，历史也是通过身份得以记录的。身份的被误记或误读，造成了历史的可疑，也造成了存在和真相的可疑。

Ｋ在陌生的环境，需要重新确认身份，那是不同于原来环境的另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展现。只有这样，他才会有可能被信任和接纳，才会有可能接近城堡。他在陌生的村落找寻着和城堡有关的一切线索，也不断赋予自身更有利于进入城堡的身份与策略。

但是，Ｋ的身份一开始就遭到质疑。作为村民见到的第一个外乡人，他们既保持着谨慎的好奇，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Ｋ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村子以及陌生的村民，准备开始观察和思索如何接近城堡时，他也被这个村子以及村民打量和观察、审视和监督。他的两个助手是这样，老板娘是这样，弗丽达也是这样，他所选择的和城堡所有有关的联系人，对他的身份都存有疑虑。因此，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他获得有效信息进入现场，反而成了他进入城堡的审查者和告密人。

身份在小说中，无比重要，它不仅表征存在和地位，也表征意义和取向。无论是Ｋ作为土地丈量员的身份，还是老板娘和弗丽达作为情人的身份，还是克拉姆本人自己的官员身份，它们都是一个人存在的根基与意义。但他们的身份又是相对唯一的，克拉姆在村民眼里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方身份，即使他与老板娘或弗丽达调情时也是如此。而弗丽达和老板娘更多的时候不是作为酒馆的女侍或者酒店的老板，而是作为克拉姆的情人身份出现在村子里的，甚至情人身份也不再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是一种政治关系，承载着村民对它的敬畏和想象。在习以为常、毫无新意的日常生活里，权力完成了对个人身份的建构，也完成了个人身份的异化。

对于Ｋ来说，他也面临着这种存在的荒谬与尴尬。在村子里，他是作为一个土地丈量员而出现的，一个城堡曾做出邀请，并持着办公室主任介绍信的土地丈量员。但是Ｋ还没来得及得到这个职位，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丈量员，他的身份就被更改了。村长为了阻止他接近城堡，也为了弥补政府人员所犯的差错，他没有让Ｋ成为土地丈量员，而是安排他到学校当了一名勤杂工，一个被村长和权力制造出来的勤杂工。Ｋ的身份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传统存在意义的丧失，他不再是那个试图丈量真相的土地丈量员，而是成了一个维护村落秩序和清除社会印记的勤杂工。

身份的无法确认，造成了Ｋ对存在和自我的迷失。但Ｋ还是做出了试图接近城堡、找回身份的努力。而弗丽达无疑便是Ｋ通向陌生环境的守门人，也是Ｋ在这个村子的引路者和通向城堡的通行证，是具有政治意味的中间人。

与其说弗丽达是许多读者读到的性和权力的结合物，不如说是自我身份的丢失者与找寻者。在屈辱和苦难的过去，她的身份不断地被损害、被涂抹、被篡改，以至于自己也不能确定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权力和经历使她失去了自我身份，自己既无法确认，也无法想象，更无法从他人口中得到证实。权力的涂抹与修改，使她面目全非，不仅别人认不出她，她自己也认不出自己。

在弗丽达见到Ｋ时，她正在想象重新建构和修复自己的身份，在她于贵宾酒家名声已经不佳时，她需要重新获得一种定位，来改变自己在村民中的形象。她在Ｋ身上看到了希望，但是弗丽达重新确定自己身份的过程，却也成了Ｋ作为土地丈量员身份的消解过程，建构和解构几乎同时发生，这让弗丽达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也让Ｋ的命运变得飘忽不定。

但Ｋ必须接近城堡，只有城堡才能证明他的身份。于是，克拉姆就成了Ｋ通向城堡的路。这时，权力就悄悄地出场了。但卡夫卡并没有为我们展现出权力的真实面目，在Ｋ不断地接近权力、遭遇权力时，我们最后发现权力和身份一样模糊不清，并且荒谬可疑。

Ｋ拿着克拉姆的信去找村长。在村长家，我们看到村长和Ｋ作为守卫者与寻找者的矛盾对立以及表象与真相之间的距离。面对村长的推诿与堆满房间的文书，Ｋ说，他从这混乱中窥见了一斑。村长正色道，他还没有窥见到。关于聘请土地丈量员的公函丢失，村长解释这可能是一个差错。然后又强调，政府机关是不会出现差错的，即使出现一个差错，那么谁又能断言这是一个差错呢！

曾经保存在村长文件柜里的那封公函是Ｋ通向城堡的钥匙，也是Ｋ找寻他的土地丈量员身份的唯一证明。村长让他的妻子去找那封“土地丈量员”下面画着蓝线的公函，她在文件柜里乱翻一通，与其说是在寻找，不如说是掩饰，是在弄乱或消除那些可能获取的线索与信息，犹如城堡里那些公函的生产，一个部门在书写，另一个部门却在涂改。村长夫人最后也没能够找到那封公函（卡夫卡也不可能让他找到）。在小说里，公函也成为了一种隐喻和象征，它既是一种事件表相，也是一种权力生产。但真相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在彼此牵制、彼此推诿、相互消解的科层制里，真相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神话或者传说，每个人都听说过，但每一个人都没有见过。

真相不仅指事件本身，还指事件的发生过程。巴纳巴斯渴望一件号衣，虽然公家已经答应了给他一件，但总是在拖延。巴纳巴斯不知道这种拖延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事件已在受理；也可意味着事件没有启动；还可能意味着事件虽然受理了、启动了，但又因为某些原因又取消了原来的承诺，不了了之。到底这一件简单的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无从了解，也无法了解。

真相尽管扑朔迷离，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克拉姆的信便被村长读出了另一番味道（如果他的信也是一种事实或真相的话）。Ｋ本想用克拉姆的信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和被允许的资格，村长在解构和消灭了这一事实本身之后，反过来却让Ｋ自己来证明他是谁。

《城堡》表现着卡夫卡对存在及命运的焦虑，也表现着他的思索。存在如何存在？它是需要载体，还是能够单独证明？它是呈现在当下还是瞩目于未来？而它的意义又由谁来赋予？大桥酒店的老板娘就经历着这种困惑。她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将来。她被克拉姆的三次召见的记忆，连同披肩、小睡帽和照片三件纪念品，既是对她作为克拉姆情人身份的确认，也赋予她当下存在的意义。而第四次被召见的期待，以及情人身份的永久性，又荒谬地照亮着她平庸而琐碎的生活，给未来带来一丝亮光。存在本身在卡夫卡那里也许并不能够单独存在，它既需要意义，也需要佐证；既存在于过去，也依附于未来。于是，便有了老板娘絮絮叨叨的诉说，对过去、对存在、对现在、对将来、对身份以及对意义的诉说。如果说存在是一种自我质疑与自我确认的话，那么真相只能是生活中的一个陷阱。

真相无从把握，也无从靠近。不必说城堡到底意味着什么，隐藏着什么，但即使亲眼所见，也未必就是真相。在Ｋ拜访村长时，他以为村长就是联结城堡和村民的地方权威，孰不知真正把持村庄全部事务的是他默不作声的妻子，而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Ｋ所看到的只是肤浅的表层，而学校教师对于村长德高望重的过高评价，背后又意味着什么？通过真相的道路，困难重重。吊诡的是，Ｋ越是以为接近了真相，真相却越更加模糊不清。就在Ｋ等待克拉姆满以为成功就在眼前的时候，可克拉姆就是迟迟不来。也许，雪橇里的那瓶酒卡夫卡已经为我们作了暗示，那瓶闻起来甘美清醇的酒，一转眼却变成了火辣、粗糙、只适合车夫品味的烈酒。真相和表象的距离如此遥远。

在对真相的记录里，传统的书记员仍然遵从着强者的逻辑，看着战胜者的脸色，在编造神话，并自诩是历史学家。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是不在文本中出现的，也从未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真相被迷雾层层包围，而小叙事是被排斥和追杀的。巴纳巴斯一家无疑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最底层，Ｋ接近他们，试图接近存在的真相，但受到了老板娘的恐吓与弗丽达的鄙视，这些权力的侍弄者（尽管他们非常边缘，但却已经完成了权力对他们的自我统治），尽管在实施着语言暴力，但却表现出一副脉脉的温情，说弗丽达是心肠好，冒着牺牲自己和前途的危险而去挽救或者是拯救Ｋ。历史有时便会突然转身，掩饰去它的自私和野心，而呈现出别样的温柔。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接近真相的道路是如此艰难，它不仅仅有层层的卫兵把守（村长和农民都是守护城堡，阻止外人进入的士兵），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文书和被误记误读的“事实”。

真相往往滑稽不经，学校教师关于村长和Ｋ讯话的记录，足以说明历史是如何产生的。掌握着话语权的村长（也许是村长老婆）一个人娓娓道来，当时并不在场的学校教师完成了那份半官方文件的书写。真相离Ｋ有多远，真相离我们有多远，我们都不可知。其实Ｋ应该意识到接近城堡已经不可能了，真相在通往真相的路上已被篡改的面目全非。也可以说，真相在发生之后，便再也没有了真相。

也正因为没有真相，所以不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也都可以认为那就是真相。在《城堡》中，卡夫卡所呈现给我们的真相不仅仅是城堡自身的真相，也关涉村民生存状态及对城堡认知的真相；存在也不仅仅是Ｋ、老板娘、弗丽达等诸多人物的存在，也包含关于城堡、身份和权力的想象存在。真相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传说；存在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臆想？一切都变得无比真实，而又十分可疑。正如村长所说，谁能确定给Ｋ回话的那个人就是索尔蒂尼呢？也许他是一个完全不同部门的一个小秘书！同样，谁能证明老板娘的三个纪念品和三次召见就是克拉姆所为而不是她自己的杜撰呢？而在村民眼里，每个人看到的克拉姆也都不一样。在一切明确无误和确凿的现实面前，突然之间，所有的确定又都倏忽不见，代之的是模糊、迷离和不可把握。卡夫卡更象那个幕后的伯爵，他呈现出了一切，却又涂抹掉了一切。也许，这就是真相。真相和荒谬在卡夫卡那里从来就没有分开。

存在的荒谬如同真相。关于存在与未来，老板娘、村秘书以及所有的村民，也许他们都知道，未来，是老早老早以前就已经有过的事，它不过是重复开始而已。明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生活在秩序里、必然里和过去里，他们从不怀疑秩序与现实，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而任何对于现实的窥探，也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窥探，都是毫无希望和意义的。过去和传说就是真相，现实和回忆就是真相。对于那些擅自闯入者，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心，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捍卫真相和现有秩序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消灭任何企图窥探和揭露存在的努力，于是Ｋ便迷失在通向城堡的泥淖中，永远无法到达。

存在的荒谬随着小说的发展而逐渐展开。Ｋ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不断地模糊起来，不仅是他的身份，他的存在，他的目标，也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在老板娘与弗丽达的悄悄话里，在弗丽达的指责声里，在与汉斯的交谈中，他渐渐地失去了自已。Ｋ是被规定好了的学校勤杂工，还是他所寻找的土地丈量员？城堡和Ｋ一样最后变得荒谬，在Ｋ不断去寻找进入城堡的道路时，他已失去了城堡。

土地丈量员在某种程度上讲，既是一个隐喻，也是一个讽刺。开始Ｋ还能看到城堡就在眼前，只不过是一个相当寒酸的小镇，只不过房屋是用石头造成的，而墙上的泥灰早已剥落，甚至还不如他自己家乡的小镇，但当他越是想丈量出城堡的尺寸和边界时，他越是不可得，最后，城堡的影像和线索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Ｋ竞全忘了先前的使命――是为了接近城堡，当下，他却也成了城堡边界的守卫者。

荒谬的存在与存在的荒谬还被卡夫卡一再展现。巴纳巴斯的父亲守望在路边以期遇到官员求得宽恕，但日以继日、月以继月的等待竟然变成了一种职责和职业，一种毫无希望的职责和毫无意义的职业。奥尔嘉为了寻找萦尔蒂尼的信使，每周两次地去贵宾酒家马厩和勤务员过夜，以保持与城堡的联系，却根本无法找到索尔蒂尼及其信使的信息。真相隐藏在真相的背后，守望成为守望本身。踏上寻找城堡的道路，其实已经远离了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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