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5 “欲取先予”，既是规律，也是权谋，盘点和

熊逸 12.5 | “欲取先予”，既是规律，也是权谋

“欲取先予”是《老子》哲学的一大核心，常常被人做出阴谋论的解读。

把治理百姓当做父母管教小孩子，这是古人的共识，《老子》也不例外。

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高度集权化中央管控，正是帝王经营家业“欲取先予”的体现，所以在帝制结构里，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注定无法行之长久。

一个国家要不要有确定性的目标，道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接下来是今天的正文。

（1）养猪与牧民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高度干预，国家大政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不是违背了道家哲学呢？其实并不违背。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老子》有这样的名言：“将欲歙（xī）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涵义可以一言以蔽之：反其道而行才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

这是最有《老子》特色的话，在那个时代足以颠覆普通人的三观。

其实古代的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智慧，只是表达方式太市井气，重要的是没能举一反三地把规律抽象出来。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民谚：“棒打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想让孩子好，就要下得去狠手，否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如果对孩子百般疼爱，千依百顺，孩子的性格就毁了，前途也就跟着毁了。

帝王将相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想为老百姓好，就要对他们狠。比如《窦娥冤》里边错判窦娥的那位太守，他的座右铭是“人是贱虫，不打不中”，断案全靠刑讯逼供。

其实把治理百姓当做父母管教小孩子，这是古人的共识，标榜仁爱的儒家也不例外。理想型的地方官要“爱民如子”，怎么爱呢，当然不排除“棒打出孝子”。这就叫刚柔并济、文武之道。我们不要拿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去想象古人。

“爱民如子”其实在道理上很难成立，因为“民”有千千万万，一个人的爱不可能分给那么多人。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我今后要专门讲到的书，书中设计理想国家的蓝图，其中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共产共妻计划：废除家庭，婚配和育儿交给公职机构管理，让孩子和亲生父母互不相识，于是所有长辈是所有晚辈的父亲，所有晚辈是所有长辈的儿子，大家亲如一家，这有多好。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反驳柏拉图——这本书也是我今后要讲到的——说这太违背人之常情了，人们宁愿是某人的嫡亲堂兄弟，也不愿意成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儿子。

柏拉图毕竟生活在城邦时代，人口规模不大。而在广土众民的大汉帝国，要让皇帝“爱民如子”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汉朝初年的几位皇帝，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天下，那么，哪怕不是出于对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百姓的爱，而仅仅出于管理家业的心，休养生息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选择。等到几十年过去，民生复苏了，经济繁荣了，这些民生与经济又何尝不是帝王的产业呢？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家产已经足够丰富了，皇帝也是时候“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连养猪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要想过年吃上肥肉，总要花上很长时间和很多饲料来把猪养肥。休养生息的代价比养猪更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最容易释放出来。所以，治大国不是养肥猪，而是——用《老子》的话说——“若烹小鲜”。

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不自觉地就会套用现代国家的概念来理解古代国家，事实上，当我们把皇帝“治国”理解为“齐家”，或者“打理家业”，对许多问题就更容易解惑。

（2）垄断也许不难忍受

今天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会高估道家哲学的现代意义。只有当我们还原历史境况，在“欲取先予”的前提下查看“无为而治”，才能明白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什么虽然很成功，但注定没有延续性。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血来打江山，毕竟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的。

在帝制结构里，权力压倒一切，再大的财富在权力面前也脆弱得不如一张纸。专制永远有着“任意性”这个潜台词，今天一个政策可以使百废俱兴，明天一个政策又可以让千万富户一夜返贫。在“秦皇汉武”身上，我们最能看到这种特质。

人民群众也不是傻子，很快就看出来致富不如做官保险。秦汉以后两千年的历史上，全国人才都往做官这一条路上去挤，这实在是聪明人的必然选择。中国的传统里边，人们总是期待明君贤相，庄子的一则故事就是讲给他们听的：跳蚤生活在猪的鬃毛里，冬暖夏凉，安居乐业，活得美滋滋的，没想到有一天厨子杀猪烧肉，一把火就把猪鬃烧光了。

反对派常常有一种顾虑：假如把休养生息的政策进行到底，还有警察管着公共资源，不必担心公地悲剧的发生，这条路就一定是光明大道吗？自由竞争的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后在各行各业一定都会形成垄断。垄断以后当然就是提价，垄断价格难道还是普通人承受得起的？

然而事实上，人们对垄断有着超乎想象的忍耐力。版权就是一种垄断行为，比如我这个专栏，“得到”拥有它的版权，换言之，“得到”垄断了它的版权。你要么付费订阅，要么愤然离开，但你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垄断行为。即便意识到了，你也不会觉得这有任何不妥。药品专利是一个更大的垄断市场。专栏你可以永远不订，生了病却必须吃药。这种垄断抬高了我们每个人的医疗成本，但如果取消药品专利，恐怕我们就只能靠练气功来治病了。^_^

再比如钻石，戴比尔斯公司垄断着全球的钻石资源，它会限制每年的供应量来维持高昂的价格。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垄断，钻戒才能成为婚礼上表达心意的完美利器。

最突出的例子其实不是对任何一种商品的垄断，而是对权力的垄断。对于帝制时代的普通百姓来说，连他自己都是被皇帝垄断的人力资源。而皇帝要想敛财，垄断那些攸关民生的重要物资，比如盐和铁，多数时候大家也都习以为常。虽然站在儒家的角度，这叫“与民争利”，不是善政。反对派会说：“这么重要的物资，可不能被掌握在私人手里，否则一旦形成垄断，岂不是可以予取予求、呼风唤雨？”

这番话有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权力必须被垄断”，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权力市场绝不可以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

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不自然。就连老子都会这样回答，毕竟“道法自然”嘛。

“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常被做出过度解读，其实贯通《老子》全书来看，它所提出的政治哲学，合法性依据就是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钱钟书在这一点上看得很透，他说《老子》所谓师法天地自然，不过是借天地自然来作比喻罢了，并不真以它们为师。从水的特性上悟到人应该“弱其志”，从山谷的特性上悟到人应该“虚其心”，这种出位的异想、旁通的歧径，在写作上叫做寓言，在逻辑学上叫做类比，可以晓喻，不能证实，更不能作为思辨的依据。

话说回来，汉朝一度为了盐铁政策举行过一场辩论，民间代表和政府发言人唇枪舌剑，搞得火药味十足。后来有人把辩论内容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这部书很值得一谈，我争取明年可以讲到。

话说回来，每个人都要吃盐，也都要用到铁器，更要命的是，还必须交各种税，服各种役。单以税收为例，皇帝要收多少税，老百姓毫无议价权。皇帝就算不直接加税，只要增发货币就可以既轻轻松松，又不知不觉地把税收上来。增发货币的成本远低于直接征税的成本，所以这种事一旦尝到甜头，就很容易上瘾。我看过有财经专家分析通货膨胀的各种原因，内容丰富得不像话，其实通货膨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印多了，除此之外的任何理由都是障眼法。

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隐性税收”，悄无声息地就把全国人民手里的钱稀释掉了，哪个垄断企业也做不到这种程度。但为什么人们会担心自由市场带来的垄断，却不担心权力的垄断呢？

除了“道法自然”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心态：相信经营者都是逐利的，为富则不仁，而统治者是天下人的恩主，是“天地君亲师”这个序列里的光辉存在，每个人都应该怀有感恩戴德之心。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统治者就是火车头，是他们引领着全国百姓向着金光大道前进。所以无论好坏，火车总该有个车头，国家总该有个领袖。

这个类比之所以成立，取决于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要有一个确定性的目标。我们看陈天华在《警世钟》里用的比喻：“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

当然，这已经属于近代思维了，皇帝对这种论调肯定嗤之以鼻。

（3）国家要不要有长远目标

老子也会对陈天华的论调嗤之以鼻，只不过是从另外的角度。

当然，老子不会认为“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这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老子不会认为“大海航行靠舵手”。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一种不要舵手的航行，由得大船随波逐流。如果老子读过奥克肖特的《巴别塔》，一定会把他引为同道。

奥克肖特同样把国家比作一只船，但这只船是这样行进的：“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的资源化敌为友。”

很多人会惊呼：“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一个国家总该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了某个大局，或者为了某个长远目标努力奋斗！”

这是法家爱听的话，儒家也许会犹豫一下，但道家最不爱听。

近现代的世界里，我们会发现很多名流都是道家的同盟军，就连泰戈尔这样的诗人都是。实话讲，泰戈尔的诗歌并不是我喜欢的，但他在政治学上的一些见地真的很让我吃惊。他写过一部《民族主义》，明年有机会的话我很想介绍出来。就是在这本书里，泰戈尔似乎比奥克肖特更早地注意到“社会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个达到长远目标的手段。他是这样讲的：“就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合意义而言，民族就是全体居民为了机械目的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样的社会没有长远的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人的自发的自我表现。它是人类关系的自然准绳，使人们能够在互相合作中发展生活理想。它也有政治的一面，但那只是为了特殊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保存自我。这仅仅是力量的那一方面，而不是人类理想的方面。”

西汉词赋大家王褒写过一篇《四子讲德论》，是弘扬主旋律的一篇漂亮文章，后来被收进《昭明文选》——我今后会讲到《昭明文选》的——王褒用了很简要的四句话概括政治法则：“养鸡者不畜狸，牧兽者不育豺，树木者忧其蠹，保民者除其贼。”治国就像养鸡，不能在鸡窝旁边还养黄鼠狼，或者像是放羊，不能在羊群里还养狼。统治者牧养百姓，只要把坏人坏事除掉就够了。王褒接着说：汉朝的国策是“崇简易，尚宽柔”，所以君臣上下相安无事，安享太平。

我们兜兜转转一番，又回到了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但你的感觉，应该已经不一样了。

《老子》是最让现代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所以我在这一周太短暂的时间里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谈《老子》，那些玄而又玄的内容反而没时间照顾到了。如果你对《老子》有着更全面的兴趣，可以看看我写过的一本《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至于《老子》那些比较实在的、接地气的内容，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还会不断地浮现出来，因为接下来要讲的霍布斯的《利维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还有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逻辑理路都是和本周内容一脉相承的。

今日得到

告一段落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欲取先予”是《老子》哲学的一大核心，常常被人做出阴谋论的解读。

把治理百姓当做父母管教小孩子，这是古人的共识，《老子》也不例外。

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高度集权化中央管控，正是帝王经营家业“欲取先予”的体现，所以在帝制结构里，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注定无法行之长久。

一个国家要不要有确定性的目标，道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这些书值得读

熊逸《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今天翻出这本书，发现已经是八年前写的了，时间真快。我在这本书里，参照了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和郭店楚简本《老子》来分析通行本《老子》的重要章节。

钱穆《庄老通辨》。这本书论证《老子》比《庄子》晚出，论证过程可谓丝丝入扣，但结论没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假如没有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我们会不会被钱先生这本书说服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王煜全  总结｜盘点和科技相关的10大话题

熟悉前哨的朋友都知道：科技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当然对科技的细节有完整的掌握，才能对社会的未来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过去一年，我们都在帮助你掌握最基础的科技硬知识。

今年春节，我们跳出细节，在更高的层面上，学习和理解了《科技相关的十大话题》。第一季的专栏接近尾声，我再次为你盘点回顾这部分内容，希望能够帮助你建立起对“科技的价值和趋势”的完整认知。

1.科技与创新

创新会增加风险，而把创新应用在科技领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最优选择。

掌握科技有三个层次的机会：

从高校和研究机构拿到科技专利授权。

在别人的先进科技基础之上做应用层的开发。

基于新科技，设计新的应用模式和业务模式。

最后，找到科技能够颠覆产业结构的切入口，利用科技才能真正地推动创新的持续涌现。

摘自：《科技与创新：时间与方向的游戏》（1月25日）

2.科技与经济

全球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但是，科技对经济难以形成短期影响，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很大。比较中美两国的现状和未来预期可以分析：

中国在创新生态当中有长板——制造业、市场、资金支持，但暂且未能形成完整的创新生态。社会对科技的接受程度和实践水平，有着巨大的城乡差距，面临科技人才储备不足的险境。

把IT纳入义务教育，坚决拥抱全球科技创新的新环境，获得长期的科技效益。

摘自：《科技与经济：长期投入与战略远见》（1月26日）

3.科技与全球化、国际化

全球化的本质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源再分配和利益再重组，中国在全球化布局中，有弊端也有利好，是比较独特的存在。

发展中国家可以先做好国际化，即先学会和一个国家合作，以此为基础才能更成功地扩展多边合作。

对中国企业而言，在对全球科技前沿脉络足够理解的基础上，学会战略投资做布局——风险投资基金来布局，企业跟上扩大合作，就迈出了国际化最重要的一步。

摘自：《科技与全球化、国际化：套路赢先机》（1月27日）

4.科技与社会

科技平台使得经济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产生越来越多的上升通道，加上全球化、互联网的信息延展，使得个体可以迅速地、大范围地做出颠覆性的事业。

科技进步推动单身，但是单身反过来促进多样性，多样性可以带动创新，创新又进一步带动科技进步。因此单身其实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摘自：《科技与社会：个体参与社会重塑》（1月29日）

5.科技与就业

工作种类有序增减——人类和机器相比不占优势的工作种类会消失，而胜过机器的工作种类会增加。

在构建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同时，引导人们积极追求向上。

积木式创新。公司或者个人用最优的长板与别人（包括机器）的最优长板结合，形成最优的木桶。

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让终身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摘自：《科技与就业：心态决定未来》（1月30日）

6.科技与教育

知识可以被体外存储的互联网时代，教育有三个导向：

未来导向，学习并掌握IT语言。

目标导向，即STEAM，掌握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Art（艺术）、Mathematics（数学）这五门技能。

兴趣导向，只有热爱才有可能努力成为专家。

作为基础的通识教育也是必要，需要具备信息素养和关键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

摘自：《科技与教育：相互交融的未来基石》（1月31日）

7.科技与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原因。

城市化促使社会分工极大细化，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生活成本大大降低，社会生活极大丰富。所以未来会出现超级城市。

未来超大型城市化过程中，有以下关注点。

个人生活。个体既实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又从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

社区生活。线上线下的社会生活（体育、教育、娱乐、服务）非常丰富。

城市生活移动化、数据化。城市网络全部覆盖，物联网普及，能源无所不在，人工智能有效应用。

摘自：《科技与城市化：问题与机遇并存》（2月1日）

8.科技与环境

从长远看，雾霾问题一定能够彻底得到解决，持续地发展经济是治理雾霾的根本手段。

在环保问题上，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是由科技提供的，但是有效的政策可以极大地促进科技提供解决方案的速度。

摘自：《科技与环境：奖与罚 》（2月2日）

9.科技与健康

未来医学新趋势是：点对点医疗，监测越来越个人化，诊断和治疗也会越来越地方化。

因此医学会呈现以下新趋势：

小型的医疗器械，会大行其道。

社区医疗将会复兴，在数据采集完善的前提下提供更快捷且更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小型社区诊所会越来越普及。

实时的医疗云服务会大面积发展，随着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在云端可实时进行诊疗的医学云服务、云诊断、云监测、云治疗。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快乐。

摘自：《科技与健康：矛盾与希望并存》（2月3日）

10.科技与未来

科技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长远来看，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科技更替的背景下，整个社会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

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会威胁人类。相反，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进一步解放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力、探索能力。

最大的科技市场是基于技术的应用开发及销售，所以我们不光要了解科技的研究，还要了解应用的进展。同时，要兼顾科技对社会的改变，这些改变里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创业机遇。

科技只是工具，善于利用科技的人类本身，才是社会前进的最终动力，我们需要：

充分地了解趋势和机会，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分析者。

相比科学知识，了解科技产业的结构和生态链更为关键。

摘自：《科技与未来：为人类鼓掌》（2月4日）

可以说，未来属于能够掌握科技趋势的人。所以前哨希望能够略尽绵薄之力，帮助你及时全面地掌握产业变革信息，实时更新科技前沿知识。当然，建立知识的联系，构建起对科技的整体认知也很重要，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王煜全

可以说，未来属于能够掌握科技趋势的人。所以前哨希望能够略尽绵薄之力，帮助你及时全面地掌握产业变革信息，实时更新科技前沿知识。

当然，建立知识的联系，构建起对科技的整体认知也很重要，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王煜全，前沿侦察第367天。

万维钢  日课211丨面对两难选择，最好量化决策

这段时间讲《破除成功学的迷信》这本书，我们一直在讲“两难选择”。面对两个矛盾的选项，坚决选择其中一端，可能不是最好的，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在二者中间的某个地方找一个点。这个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说一个可能是最高级的办法。

假设你是政府部门中负责发放科研经费的官员。国家把很多钱交给你，现在你要把这些钱分给全国的科学家。你的目的，是想用同样多的钱，带来最多最好的科研成果。当然，每个项目课题报上来，科学家之间要同行评议，你不能独断专行。但你手里肯定也有一些灵活度 —— 要不怎么叫权力呢？

比如说，把经费给那些成名的科学家，应该是比较稳妥的，他们的能力已经被证明，肯定会有好成果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对科研经费发放的一个批评就是少数人手里集中了太多的资源。比如一个中科院院士能拿到很多很多项目，所有工作可能都是他实验室里的徒子徒孙做的，他本人究竟能参与多少呢？就算你的实验室人多，也不能什么都给你吧？而对比之下，大量刚出道的青年科学家却申请不到经费。

所以，把经费给老院士，还是给青年科学家，这就是一个矛盾。院士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出成果，但是他们的资源已经太多难免浪费；青年还没有证明自己的能力，比较有风险。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不能讲“理念” —— 说我就认为老院士厉害，或者我就认为青年有希望，那都是“你以为”。科学决策，最好能有点*量化*思维。 “量化”，就是要在老院士和青年之间寻找一个“度”。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科学》杂志六月7日的一篇报道，“NIH发现大实验室不一定更好，但招致了批评”（ Critics challenge NIH finding that bigger labs aren’t necessarily better ），作者是 乔斯林·凯泽（Jocelyn Kaiser）。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政府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科研部门，它每年的运营经费超过300亿美元，其中一大半要作为科研经费发给科学家使用。我们可以想见，NIH 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经费政策，而且它值得为这个政策做深入研究。

现代的科研制度，是“PI（principal investigator，课题责任人）”负责制。PI 是人而不是机构，可以是资深的老院士，也可以是刚出道的青年研究员。政府把科研经费发给 PI，PI 用这个经费招兵买马，手里有多少钱，就可以招多少个学生和博士后。最多的活可能是手下的人干的，但 PI 要参与到研究中去，他提供指导意见，对整个项目负责。

高水平科学家都有很多研究想法，要让他发挥水平，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给他几个项目的经费，让各个项目同时进行。但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不太可能同时指导30个人。所以 NIH 就想了解一个问题：一个 PI，最多能干几个项目？

为此 NIH 搞了一个自己的研究。直接用钱来衡量项目多少可能不太科学，所以 NIH 发明了一个指标，叫“经费支持指数，GSI”。具体说来，一个历时五年、每年经费25万美元的大项目，GSI 算7分，小项目酌减。

衡量 PI 的产出也不能只看发了多少篇论文，还得看这些论文的影响力。NIH 发明了一个指标叫“加权相关引用率，RCR”，根据每个 PI 的实验室每年发表多少论文，这些论文被引用的情况，综合评分。

简单说来，NIH 想知道给你一定的 GSI，你能产出多少 RCR？通过考察旗下 71,493 个 PI 过去20年的平均表现，NIH 得到了下面这张图 ——

图中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个 PI。横坐标是这个 PI 拿到的GSI，也就是项目情况；纵坐标是这个 PI 的 RCR，也就是科研产出。注意，这张图的纵坐标是对数坐标。

我们从左往右看，一开始的时候，是项目越多，成果就越多。这非常合理，应该多给 PI 点钱，让他多招一些人，形成规模效应，充分发挥水平。

但是到 GSI 达到21，也就是相当于三个大项目的时候，PI 的产出就到顶了。再给他更多的项目，让他继续扩大实验室规模，他并不会给你更多的科研成果。当然，继续往上，每个 PI 的表现差异很大，曲线有不确定性，但总体而言，三个大项目似乎是个合理的封顶。

这就是“度数”。院士再厉害，给他的钱也不是多多益善，那么到底给多少合适？现在有答案了。

据此，NIH 决定，给每个 PI 的经费支持最多就到21个 GSI。NIH 测算，这个新政策会削减占全体 PI 总数的3%的大 PI 的经费，然后他们用这些经费可以支持900个新项目 —— NIH 将会把这些新项目给青年 PI。

而《科学》杂志这篇报道说，NIH 这个新政策引发了一些大 PI 的不满。有人说不应该搞一刀切，也许有的 PI 就是效率高。有的说你这个指标设计的不科学。有的说你这研究只是发现了相关性，而相关不等于因果……

但 NIH 不为所动，必须执行。NIH 的一个理由是哪怕青年 PI 真的不如大 PI 厉害，我们也要支持，因为大 PI 少几个项目还可以继续搞科研，可是青年科学家没钱就得离开科研行业了。

丨我的评论

咱们看看 NIH 的决策过程和反对者的批评意见，其实都有道理。矛盾还是这个矛盾：大 PI 的潜能真的都发挥出来了吗？青年 PI 没了机会该怎么办？但是 NIH 这个做法，至少找到了一个度数：GSI = 21。

所有政策都是有缺陷的，你不管怎么分钱都会有人浪费、有人牺牲，但是按照这个度数走，可能就是最优解。

现在这个结论的确还有争议，但至少每个人都知道该争什么，大家有个落脚点。如果没有这项研究，说什么大 PI 厉害还是青年 PI 重要，都是空谈。

丨由此得到

真正的决策往往都是在矛盾中选择一个最优解，过犹不及。空谈的人可以大谈“理念”，而决策者需要的是“度数”。为了获得精确度数，我们需要的是量化思维。

NIH 是个美国的科研部门，办事比较有谱。那么别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甚至量化分析的精神，到底有多少是拍脑袋决策的成分，我们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