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竹杖
大约是六岁那年，我生了一场莫名的重病，肚子胀大，硬鼓鼓的，摸上去像在衣服里塞了一口大铁锅。那年二伯不在家，爷爷带着我四处寻医，先是去找了村里的姑婆烧灯花，不见起色又去了趟镇上的诊所，医生隔着衣服一摸肚子，眯着眼睛点点头说：“胀气，只需吃点消食的药就好了。”于是开了几包红红绿绿的药，便让我回家去了。
回家吃了几天药，肚子却依旧大，而且越发的变硬了，穿衣服也不方便，更是不能和玩伴们下河里去玩，走几步路就疼。爷爷说，医生开的药也没效果，只怕不是胀气，于是带着我又往山里找方子去。我记得奶奶说再往山里走，就是和云南接壤的苗族人的部落了。那里的苗人几乎都不会说汉话，爷爷在路上找了一个懂苗语的熟人引路，带着我们进村里去找苗医。苗医又带着我们去林子里扯草药，林子不深，我跟在爷爷和苗医后，一路听那熟人问起我情况，又咿咿呀呀的讲给那苗医听。扯的草药在田边洗干净用石头捣烂，往肚子上厚厚的敷一层，再随意裹了几条破衣服布。那熟人说，苗医的方子肯定管用，回家这肚子准就消了。爷爷从裤兜里摸出一块手帕，微微抖着双手拿了五块钱给那苗医，又摸了一把叶子烟给那个熟人，推让了一阵，我们又往家里走了。
那路很长，我怯怯的跟在爷爷后面，他话不多，只是下坡路不好走时，他便微微蹲下，让我爬上他的背。背着我走了两匹坡，就经过一个山神庙，爷爷大抵也是累了，便带着我去庙里休息，又让我给山神磕了几个头。休息时遇到一些村民路过，是爷爷的熟人，他们坐在门口的大石板上聊天，又听说了我的情况，一个额上三条杠的大伯对着庙里的我喊：“错啦，你跪错啦，这是山神，他只管得了这片地，可管不了人，这下山五里便是观音庙，去那里跪那才管用呢。”爷爷让我谢谢那个大伯，带着我又往观音庙的方向去，我跟着他，一前一后，夕阳从我身后打下来，把我们影子拉得好长。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的许多事情了，也不记得我们是不是去了那个大伯说的观音庙。只是记得下山时我看不清路，摔了好几个跟头，手和脸都擦破皮了，肚子上的草药渣也跟着漏了一地，爷爷把药渣捡起来，和着一些泥土又给我敷上。
后来肚子是消了，却不记得如何消的，如今我能记起的就是苗医给的草药，细细闻来总是带着苦味。刚敷上时凉丝丝的，只是过不得多久，就闷得难受，又逢夏日，敷上一整天下来就只剩馊味了。
后来再大些时候，我便能记得去田间撒野的日子了。
记忆里的一切都温柔得很，划过山顶的风是温柔的，三伏天的大日头是温柔的，就连严冬里遍地的风霜也都是温柔的。
我和村里的玩伴们在太阳下晒得黝黑发亮，等夏天一过，大人们就常说，今年怪热，娃娃们皮肤跟眼睛一般黑了。
再记起爷爷的时候，便是他已经开始用拐杖了。那根拐杖，说起来只是一根打磨光滑的罗汉竹罢了，是表哥去昭通抓蛇时砍回来的。爷爷去哪里都要拿上它，在地上敲出咚咚咚的声音，每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爷爷来了。
爷爷用竹杖，倒也不是腿脚不便，是眼睛不好使了，寻常走路时总磕着绊着，一个没留神就摔了跟头。有了这根竹杖，爷爷每下脚前便用竹杖先敲敲前头，有时打在板凳上，有时打在墙上，有时打在门槛上。听着声响，爷爷就知道前面过得过不得的。他眼睛不好，又常穿着长衫，敲打着竹杖走路时，像极了鲁迅笔下的教书先生。
爷爷自然不是什么教书先生，虽然认得几个字，却是没读过半天书的。听说是曾祖父在时，村里有一位先生走动，只要给顿饭吃，便能教人识得几个字。那时村里的人都吃不饱饭，但曾祖父是个喜欢交朋友的，那教书先生便在家里住下了，爷爷跟着也认了几个汉字。
爷爷平常不用竹杖时，我与玩伴们就拿着它当大刀耍，扮电视里走闯江湖的大侠。爷爷打完盹醒来，扯着嗓子喊：“我的棍子呢？”我们躲在一旁偷笑，可谁也不愿意和他多说话，便猜石头剪刀布，输的人给他送竹杖去。把竹杖递给他时，他便佯装要起身打人，嘴里念着“一群兔崽崽…你们这群兔崽崽！”我们也假装害怕的四下逃了。
我九岁那年，村里所有人都说爷爷活不久了。有的人说，可以先把棺材打了备着，有的人说，顶头村的一个风水先生看得准，找他看块宝地，有的人说，镇上的周裁缝寿衣做得好，料子都是实在的。他们说这些话时，爷爷就在院里桃树下坐着，眯着眼睛，静静地看坡下的稻田。三月初的稻田刚插上秧，稀稀疏疏的一片绿色也不好看，倒是田边的一排李子树刚结了花苞，风拂得人直想睡觉。我望向爷爷，他还是穿着那件长衫，桃树的叶子偶尔沙沙坠落，划过他单薄的肩膀，这边人们还在说：“恐怕就是今年的事了，总是要准备着的。”
爷爷也有精神好的时候，只是那根竹杖已经撑不住他了。他就用一个木凳子撑着走，一瘸一拐的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他眼睛仍是瞧不见东西的，一只手撑着木凳子，一只手仍得握住那根竹杖。我见他下檐坎时也会去搀着他，他眼睛雾蒙蒙的一片，有时候也和我说几句话，说些什么，我记不得了。更多的时候，他是不说话的，就这么孤独的坐在桃树下面的藤椅上，一坐就是一天。
大人们开始忙起来，顶头村的风水先生来了，镇上做寿衣的周裁缝也来了。爷爷撑着木凳站得笔直，奶奶拿着卷尺在爷爷身上比划，周裁缝在一旁拿纸和笔记着。伯父带着风水先生早出晚归，回家时又把小辈们的生辰八字翻了一遍。
风水先生最终定下了一块地，说爷爷如果埋在那里，子孙后代都是享福的。
周裁缝也送来了做好的寿衣，黑白两件，白的内里，黑的外穿。奶奶和姑姑帮着爷爷试穿，果然是很合身。
衣服做好，木匠也来了。
棺材打好那天，家里也热闹起来。邻居们围了过来，一口棺材就这么放在院坝里。邻居们都说说笑笑，有人说这个木匠的手艺好，有人说怕是尺寸不对。一个体型和爷爷相仿的邻居脱了鞋往棺材里躺下，翻了个身说道：“尺寸刚好，等我死了也让这木匠给我打一个，就用这大杉木，结实得很。”
爷爷闻着声音，也撑着木凳和竹杖过来瞧，他越来越走不动了，走到檐砍时，伯父又跑去搀他。众人也不再热闹，都慢慢沉默下去，那人从棺材里出来，一边穿鞋一边说：“老爷子最近气色可好，这东西备着，只怕你到百岁都还用不上呢。”爷爷用手抚着棺材，他的皮肤像冬日烂在地里的芥菜，说不上青还是绿。抚了几下，他转身对众人说：“都来…到时候都来。”
没过多久爷爷就去世了，那天我正和弟弟在山上爬李子树，寻着一年的最后几颗果子，远远看着伯父跑来，隔着半里地对我喊：“你个崽啊，还不回家来，你爷爷死啦”。
我把刚摘下的新鲜李子放嘴里，咬得清脆，不耐烦的说：“知道啦。”
等我再回到家里，邻居们已经把堂屋挤满了，化石蜡的，打纸钱的，撕白布的。杀猪匠也来了，屋子里布满了香蜡纸钱的气味。
我穿过拥挤的堂屋，走进房间，奶奶在哭，伯母在哭，姑姑和表姐也在哭。弟弟扯了扯我的衣袖，问我为什么大家都在哭，我悄悄在弟弟耳边说：“爷爷死啦！”
爷爷的葬礼办了三天三夜，我每天裹着孝帕，跟长辈们跪在灵堂。葬礼上的规矩多，我也不能跟玩伴们去玩了，只得是通宵的跪着。做道场的师父念完经一敲锣，伯母和姑姑们就开始放声哭，一边哭一边唱，我听不清是些什么话，只记得吃饭时，伯父要伯母唱得大声些。我跪在长辈们身后，听前排的女人们咿咿呀呀的唱腔，觉得好笑，跟表弟们笑出了声，伯父转身瞪了我们，便要我们也哭出来。跪了两个通宵，我眼睛实在干涩，努力的挤出几滴眼泪，再看一众人，都是干嚎，只有姑姑眼前的地上亮晶晶的一片。
之后便是上山的前一夜，按照道场规矩，今晚又是绕棺，又要打鬼。我脑袋嗡嗡一片，师父们低吟诵经，我跟着同辈们绕着棺材一圈一圈的走，一圈一圈的磕头。我望向棺材里安静躺着的爷爷，他穿着周裁缝做的那套寿衣，比他平日里佝着身子穿长衫的样子还要精神，一瞬间恍惚觉得他只是睡着了。屋外打鬼的众人正热闹，我心想着，爷爷死了不就变成鬼了吗？外面打鬼是在打爷爷吗？正想着，我突然一阵眩晕，便倒在了爷爷的灵堂。
等我醒来时，爷爷已经上山了，送葬的队伍也各自归去了，家里早已没了热闹。姑姑坐在床头抱怨我没能送爷爷最后一程，奶奶接着姑姑的话说：“你不送爷爷，爷爷却还惦着你呢，昨晚你这脑袋磕香炉上，半分伤没有，自然是你爷爷护着的。”我用手摸上脑袋，给爷爷戴的孝帕还在，只是头上果真半个包也没有。想着爷爷上山再也不回来了，又望着这冷清清的屋子，我重重的躺回床上，将被子盖住脑袋，鼻头开始泛酸。
关于爷爷的记忆，就到此结束，剩下的只一方坟土。每年清明节扫墓时，我都会记起那个拄着竹杖，穿着青灰色长衫的老人。爷爷的竹杖在家里放了一年，我和玩伴们也不再用它扮刀耍江湖，第二年清明节，伯父说他梦见爷爷问他要那根竹杖，那年扫墓时便将它插在爷爷的坟头了。
前几年二伯去世，回老家时顺便去爷爷坟前祭拜，那根竹杖已经不见了。伯父说，或许是哪年清明清理杂草的时候，一并将它割去烧了吧。我原想去竹林里再寻一根，想着那也不是原来的罗汉竹，只觉得失落，也便算了。能丢掉这身皮囊的灵魂，大抵也是不需要竹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