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女权，我们到底在争什么

文 / 张凯达

对春晚的吐槽历来都是一场远比春晚本身更为精彩的大戏，吐槽年年有，然而今年大家的火力点却有些不同：大家没有关注小品好不好笑，董卿是不是托儿，而是众口一辞，“春晚，你歧视了！”

在摆事实讲道理之前，先说明我的态度吧：仅以我看的三个小品而言，我认为春晚的性别歧视是严重的，挨骂也是应该的。不过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加入对春晚口诛笔伐的大军中，而是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为最近风头之上的女权主义争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以我个人对于女权主义的愚见来看，女权主义的逻辑差不多是这样：在成为一个「女人」之前，首先我是一个「人」。因而在谈论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和义务之前，首先我应该争取到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一个女权主义者首先是，而且也必须是一个人权主义者。因而作为一个人类个体，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常是「男女平权」，男性有的各项权利，女性也应该具备。

然而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实在于，完全的平等或者完全的自由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譬如女权主义者常常提到的带薪产假，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女性争取自己权利的表现，但是对于不需要休产假的爸爸们以及不准备生孩子的女人们来说，其他人干了更少的活儿却拿了和自己一样的工资，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平等？也许有人会拿出瑞典的例子来表明，男人也可以休产假，带薪产假不但是对女性权利的争取，同时也是对男性权利的争取。但是作为一个学经济学的人，看到这话总会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如果大家都休了带薪产假，那么这部分损失的劳动力肯定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一定是由别的群体弥补了这部分亏空；在这个语境中，这个群体就是那些不准备生育的人。

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说选择是否生育的确是一项「权利」，但是这项权利的获得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些不生育的人要承担更高的税负。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令人不太舒服的结果是因为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超然的公正的存在，我们常说国家的利益，但事实上国家没有利益，真正存在的是国家背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利益。之所以「不生育」的权利需要用更高的税负来赎买，而「生育」的权利却白白享受着舒适的带薪假期，是因为相较于偏好生育的人而言，偏好不生育的人群还是太少，力量还是太弱，因而国家作为统治工具自然会牺牲一些少数人的利益。

拓展一些说，大部分权利的获得其实都不是天然的，而是牺牲了一些其他的代价换取来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其实这是一种权衡取舍——在不同的权利之间选取自己最珍视的那一种。而当机会成本改变时，女性对这些备选项的选择也会随之改变。

在我看来，女权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让女性意识到这些备选项的存在。但是最终她们决定选择这些被选项中的哪一个，主要还是看各个被选项的机会成本。女权主义运动对于这些机会成本的改变作用比较有限（或许话语权的争取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最主要的还要依赖于技术、经济水平的制度性的社会因素。譬如说人类从母系社会转到父系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人类从采集者成为定居的农民之后，男性的体力优势便体现出来，因而养育男性对于族群的繁衍更为有利，种种父系的文化、制度上的安排也是为了配合这种目标；同样，工业革命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机器生产对于人工劳力的替代，这种替代使得男性的体力优势不那么明显，因而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女性地位的提升，这种提升势必配合着一系列文化上和制度上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就是女权运动。

换句话说，由于在前现代社会女性和男性在体能上的较大差距，导致了行使同样的权利（比如工作权），女性的机会成本要远高于男性，因而文化上形成了一种鼓励女性不去行使这些权利的氛围——所谓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我并没有替这些传统道德辩护的意思，只是想要指出：在农业时代，用文化软约束来限制女性的选择，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生产力较高的男性上，在当时而言是一种「有效率」的配置；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这种体能上的差异越来越无关紧要，因而女性行使这些权利的机会成本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但是由于文化上的惯性，我们（包括很多女性）常常还固守着农业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错误地高估了女性行使这些权利的机会成本。因而女权运动站出来宣告：女性还有很多别的备选项，而且这些备选项的成本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权运动是值得大力赞扬的。

然而女权主义者们不会止步于我上面的分析，其恐怕对于我上述分析赖以成立的「功利主义」的基础都完全不会认同。在其看来，我上述分析用「效率」「宗族」这样的字眼来解释女性地位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变迁，恐怕本身就是一种将女性物化(materialize)的企图——而这种企图恰恰是女权主义者们所无法接受的。我在这里无意探讨功利主义的是是非非（这个内容恐怕十本专著也讨论不尽），我只是想要指出一点：我们从来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脱离了社会和制度来探讨「人权」或者「女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说到底，我们只是自然法则之下胜出的较为优胜的一个物种而已，我们的一切权利或制度，如果不能让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更好地从霍布斯式的黑暗丛林中摆脱出来，那就只能是一种宗教信仰式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