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安石留白随笔》20190122）

因为必然中的偶然，阅读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北大知名学者楼宇烈教授在书中，积极倡导尊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对于父子互相告发的认识问题。

在传统文化理念中，特别是孔子倡导的五伦中，父子之间是非常重要的亲情关系。在《论语》中，曾经记载这样的事例。

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大致的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我们这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窃别人家的羊，他出来证明指证了自己的父亲。」孔子说：「我们的直道和此不一样。（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父亲会替儿子隐瞒（此类事），儿子也会替父亲隐瞒（此类事），直道便在其中了。」

对于「直」是存在不同认识的。叶公对「直」的认识是从法理方面来看的，有点为了法制可以大义灭亲的意思，这在现在社会人们司空见惯，但是却有点不合人情的意思。而孔子对「直」的理解，却是首先要讲人情伦理，再说国法和天理。两者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这让我想起了商鞅变法最后被捕的故事。

商鞅自秦孝公大力重用，并推行变法以来，虽然逐渐使秦国国富民强，但却惹恼了权势贵族。因为变法首先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规定重新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贵族由此失去了无功受禄的特权，对商鞅十分不满，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贵族虽怀恨在心，仍然毫无办法。自秦穆公死后，惠文王登基，商鞅自知失去靠山，不敢久居京城，返回自己的封地。当他风闻有人诬告他谋反的消息后，情知早晚必罹杀身之祸，便只身逃出家中，打算潜往它国，躲灾避祸。商鞅急于逃离秦境，匆匆赶路，来到关下，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声称"“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这才意识到，自己曾经为了秦国社稷着想，晚上不允许百姓私自出门。他想投宿一家旅店，老板却要求必须有身份证明才能住店，否则会受连累。正因为商鞅的法令太严格了，即使老板知道了是商鞅住宿，也因为没有证明而不敢接受商鞅的苦苦哀求。商鞅仰天长叹： “我这是作法自毙呀!”正因如此，商鞅后来被捉住后被车裂而死。

        叶公所说的「直」，其实指的是坦白。他从法理的关系来看，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儿子告发他，这是正直的行为，因为偷羊毫无疑问是犯法的事。儿子应该站在维护社会公义的角度，即使父亲犯法，也要加以指证。而孔子则从人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直」是率直的性情。儿子不肯作证，是不忍心见到父亲受到惩罚，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这是亲情的流露，是合乎「直」的品德。孔子并不同意叶公的说法，因为从孔子及儒家的立场，那位坦白的儿子太不近人情了。

无论是父为子隐，还是子为父隐的「隐」，并不是知道父亲或者儿女有错却纵容姑息、隐瞒不报，而是父母和子女忠於自己的感情。孔子认为，举报、举证的行为不应出自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可以劝慰子女自首，子女可以劝告的方式令父母明白自己的过错。人与人之间如果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只会破坏人伦和亲情关系。家庭家庭应该是个安乐窝，是安全、安心和快乐的地方，充满着浓浓的亲情味道。"文革"中那种"亲不亲、阶级分"的观点和立场，完全是违反人伦道德的。

中国早期的农业社会比较简单，仅仅依靠人情礼教足以维系社会秩序。随着时代发展，人情关系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以法律保障大众的利益。但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凡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就需要道德伦理来调和社会关系。况且法律只是在事发后惩罚犯罪者，却无法事先约束违法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来说，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明显不同，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强调道德伦理，法律是最后的底线。那种只顾亲情不顾法律是不行的，只讲法律不讲亲情更是不行的，法理与人情之间必须取得平衡。因为法制的基础建基於人性，亲情则是人的价值本性之一。法制若是有违人性就是不健全，人情也不能大于法律，两者之间逐步实现平衡与互补，才是这个社会的最佳发展趋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