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7月16日）

第十二章　皇权与皇极

一、孝宗的三部曲

——“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二、概说：史学与心理分析的交互为用

三、从入宫到受禅——孝宗的心路历程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六、“责善则离”——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if !supportLists]六、[endif]六、“责善则离”——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在光宗病发后，“召留正责之”，和胡晋臣反复私谏光宗“温清定省”均说明是在执行太上皇的旨意，于是光宗旨意要执行他的皇权。用葛邲（右相）陈骙（参知政事）分去留正的相权，意在直接控制用人与行政。对孝宗而言，绝不会放弃部署计划，坚持赵汝愚进入执政的行列。于是可断定，绍熙四年两府大改组直接起源于皇权的分裂。

光宗病后的固执作风还表现在他召还姜特立一事上。当初因为受禅不久，不得不接受“一月四朝”的“责善”而放逐姜特立，实是无奈之举。病发前，光宗虽反抗意识不断增长，仍受“超我”节制，表面上还能维持正常的父子关系。“心疾”发作后无所忌惮，与孝宗关系破裂，并积极运用正式皇权，与孝宗针锋相对。

“人必先疑，然后谗入”，光宗对父皇的敌视和反抗已进入表面化阶段，周边人的献言便容易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孝宗阻止了姜特立向留正推荐叶翥为参知政事，说明当时光宗病前还不能“把定”他的皇权，病发后，为牢牢“把定”皇权，光宗也避免与太上皇见面，周边人也起了很大作用。宫内外各有一批人，宫内李后，辅之以内侍如陈源，杨舜卿之流，外廷的则是官僚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

光宗在“太子参决”时既已表现出了与官僚集团“亲”而“旧”。杨万里在《上皇太子书》预言了皇权一分为二，两大政治中心的出现，以及父与子关系不睦。杨是当时对皇权本质认识最深刻的一人。

皇权公开破裂之后，在外廷光宗需要官僚集团为他“把定”权利，当然，官僚集团也要求光宗能顶得住太上皇与理学集团的干扰。彭龟年写给留正的一封信《上丞相论虚传姜特立召命书》中记载了姜特立被召的一些传闻，有人借“小报”为召姜投石问路，亦可知姜在官僚集团中有深厚的根基，特立之召是官僚集团与光宗达成的“默契”。此时“一月四朝”的管道已断，皇权公开破裂，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冲突随之转为表面化，如汪义端阻止赵入枢密，而理学集团集体反对姜特立的召命和请罢葛邲除右相。

“一月四朝”始于孝宗受禅之时，是高宗阻止孝宗“恢复”并干预人事安排的主要管道，孝宗继承之。但因“责善”过甚而造成光宗精神错乱。“一月四朝”有重大政治功能，理学集团上疏指责光宗不朝重华宫，希望孝、光父子和好，恢复“一月四朝”，也可以展开“致君行道”的抱负。官僚集团却希望光宗能守住“把定”两个字。陈亮廷对恰好触动了“一月四朝”这个敏感的争点。

宫内来说，李后在阻止光宗朝重华宫这件事上作用最大。光宗的“心疾”是因为内心两股力量的互争，孝宗的“责善”与李后鼓励他“把定”自己的皇权，不要屈从太上皇，“天人交战”，“超我”与“意我”的冲突，所以李后对光宗的病及皇权的公开分裂无法完全脱掉干系。《宋史·光宗纪》记载“会庆节”孝忠“降旨免朝”，袁说友《同众从官入奏寿皇圣帝状》、《又入奏同前状》与《宋史·光宗纪》叙事互证，说明光宗在拒绝与太上皇见面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但光宗顶得住了压力，“把定”住了，与李后在背后给他的勇气和力量有很大关系。“皇后止帝”证实了这个情况。

龟年《论车驾久不过宫无以举记注职守疏》指出“一入内庭，其意即异”，即指“误”光宗者，非李后莫属。在其后的一则《日记》中龟年与光宗的对话，记录了光宗当面承认“及一转入御屏，此意便别”这一重要的事实。此时光宗精神清醒，“超我”仍在发挥主宰作用。

陈傅良“引裾力谏”的事件为造成光宗心理失序的各种力量搭建了同台演出的舞台，“超我”“孝道”，逼他“朝重华宫”。理学士大夫苦谏位“超我”助威，“意我”却与原始生命冲力联手，向父亲反抗，加上李后，“意我”超过“超我”，胜负已决！

作者略述朱熹与光宗的关系以阐明光宗对于理学集团的一般态度。《朱子年谱考异》云光宗对理学士大夫是“尊而不亲”的态度。光宗即位时曾召朱熹入对。黄幹《朱先生行状》所言十事与《封事》完全相合，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因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得君行道”的机会，“本无宦情”的他奉诏后即决定入朝，第二，他知孝宗“末年之政“，明白自己也是孝宗布置在朝廷上的一批理学士大夫一员，辅佐新君，所以他愿奉诏并做好了入都的准备。第三《行状》中“会执政中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作者考证淳熙十六年有资格称为”执政“的仅有四人：周必大，留正，葛邲，王蔺，可断定”邪气“二字必出于葛邲之口。他抯挠”荐士“活动，绍熙时期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显然是他出面阻止朱熹召命。绍熙五年，朱熹因为光宗不朝重华宫写了《甲寅拟上封事》，说明他追求”内圣“而不曾忘掉”外王“，平时必与在朝友生广通声气。朱熹语“身为万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可知他对帝王的心理认识的非常深刻，所以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仍向皇帝讲“正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