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载毛泽东早年思想变化段落摘

【一变】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

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

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

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

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

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

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

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

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

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

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

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

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二变】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

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

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

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

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

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三变】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

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 (24) 。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

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

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

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

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下

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

《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

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

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

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

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

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

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25) 。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

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 (26) 。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

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

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

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

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

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

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

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

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

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

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

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 (36) 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

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

理” (37) 。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

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

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 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

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

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 (39) 。“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 (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

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

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

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

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

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

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

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

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

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

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

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

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

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

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

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

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

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

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

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

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

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

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

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

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

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

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

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

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

太劳了” (41) 。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四变】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

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

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

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

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

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

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

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

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