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一九三三——讀朱正《魯迅傳》筆記（四）
1933年，是緊張鬥爭的一年。
1月30日，希特勒的國社黨在選舉中獲勝，他當上了德國的總理。即通過授權法取得了為期四年的獨裁權力。他取締了除國社黨以外的一切政黨，包括當初希特勒利用了它的支持才得以上臺的國家人民黨，都在取締之列。他摧殘工會組織，迫害猶太人，迫害知識分子，製造國會縱火案以嫁禍共產黨，查禁和焚燬出版物。5月10日晚上，在宣傳部長戈培爾主持之下，柏林等大城市都舉行了盛大的焚書儀式，德國和外國一些最知名的作家和學者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在德國境內，允許閱讀的幾乎只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了。到處都是集中營，到處都是蓋世太保，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
這時，國民黨當局對報紙刊物和出版業的控制也更加緊了。
從1933年年初開始，魯迅就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雜文。這是因為新從法國留學歸來的黎烈文接任《自由談》的編者，他約請了魯迅、茅盾等好些知名作家包括左翼作家寫稿。《自由談》立刻面目一新，從一個格調不高的鴛鴦蝴蝶派的刊物，變成了一個上了檔次的頗有影響的刊物了。
魯迅給了它很大的支持。現在收在《偽自由書》中的那些鋒利潑辣的文章，就是1月30日到5月19日這三個多月裡刊登在《自由談》上的。以致有人把《自由談》看作“左聯”的一塊陣地。這時，編者黎烈文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5月25日《自由談》的版面上，終於刊出了這樣一條啟事：
編 輯 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吁請海內文豪，從兹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簏既有所不認，佈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鋻！編者
由此也可見編者所受壓力之大了。在他登出這篇啟事的時候，他手上還積壓了四篇魯迅的文稿，都是決定要發表卻發不出來了。在魯迅看來，這事可說是已經告一段落，於是將發表在《自由談》上的，加上幾篇沒有能夠發表的，輯為《偽自由書》一書。
黎烈文在報上刊出了這個啟事，他怕一些重要的作者從此不再來稿。又分別寫信請寄一些不使他太為難的稿子來。魯迅於5月27日給他回信說：“來函收到。日前鋻啟事，便知大碰釘子無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為也，不能也。近來所負筆債甚多，擬稍稍清理，然後閉門思過，革面洗心，再一嘗試，然其時恐當在六月中旬矣。”
6月7日，他給黎烈文寄去了《夜頌》和《推》兩篇，附信說：“夜間做了這樣的兩篇，雖較為滑頭，而無聊也因而殊甚。不知通得過否？如以為可用，請一試。以後也想保持這種油腔滑調，但能否如願，卻未詳也。”
這以後，魯迅又不斷寄稿子去，這些文章後來就編成《準風月談》一書。
這書的“前記”中說：“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為了給編者減輕壓力，在報紙上刊出的時候，他常常變換筆名。收在《準風月談》裡的六十多篇文章，用的署名竟多達二十個。有好幾個筆名只用過一次即不再用了。見報的時候，文章也常不免刪改。作者在《準風月談·前記》中說：“這刪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於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1933年秋冬，國民黨當局對左翼文化界進行了一場新的鎮壓。山雨欲來風滿樓，魯迅早就聽到這方面的風聲了。10月31日他給曹靖華的信中說：“日內又要查禁左傾書籍，杭州的開明分店被封了，滬書店嚇得像小鬼一樣，紛紛匿書。這是一種新政策，我會受經濟上的壓迫也說不定。”11月3致鄭振鐸的信中反映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對於文字的新壓迫將開始，聞杭州禁十人作品，連冰心在內奇極，但系謠言亦難說，茅兄是會在壓迫中的，而且連《國木田獨步集》也指為反動書籍，你想怪不怪。……前日潘公展朱應鵬輩，召書店老闆訓話，內容未詳，大約又是禁左傾書，宣揚民族文學之類，而他們又不做民族文學稿子，在這樣的指導下，開書店也真難極了。”
這“內容未詳”的“訓話”，在兩天之後即11月5日他致姚克的信中就說得頗為詳細了：
前幾天，這裡的官和出版家及書店編輯，開了一個宴會，先由官訓示應該不出反動書籍，次由施蟄存說出仿檢查新聞例，先檢雜誌稿，次又由趙景深補足可仿日本例，加以刪改，或用XX代之。他們也知道禁絕左傾刊物，書店只好關門，所以左翼作家的東西，還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漁利。有些官原是書店股東，所以設了這圈套，這方法我看是要實行的，則此後出版物之情形可以推見。
11月8日他致曹靖華的信中也說：
看近日情形，對於新文藝，不久當有一種有組織的壓迫和摧殘，這事情是好像連幾個書店也秘密與謀的。其方法大概（這是我的推測）是對於有幾個人，加以嚴重的壓迫，而對於有一部分人，則寬一點，但恐怕會有檢查制度出現，刪去其緊要處而仍賣其書，因為如此，則書店仍可獲利也。
實際出現的情況比魯迅的預計要更嚴重得多。
11月12日居然演出了“全武行”。魯迅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見《且介亭雜文》）一文中描寫了現場的場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糊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裡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這裡所說的被敲碎玻璃的書店，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半個月裡，這樣被打的書店和報館還有好幾家。許多書店報館還收到一張蓋著“上海影界鏟共同志會”紫色木印的恐嚇信，信是油印的，收件單位用毛筆填寫，裡面說：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文化界與思想界為共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公司之行動。現為貫徹此項任務計，擬對於文化界來一清算除對於良友圖書公司給予一初步的警告外，於所有各書局各刊物均有精密之調查。素知貴……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為特嚴重警告，對於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魯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錢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動文字，以及反動劇評，蘇聯情況之介紹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載，發行。如有不遵，我們必以較對付藝華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徹底的手段對付你們，決不寬假！
這種對於出版行業的衝擊和威脅，立刻使魯迅感到了壓力。11月14日他致曹靖華的信中說：“此地對於作者，正在大加制裁，聞〔一切〕作品被禁者，有三十餘人，電影局及書店，已有被人搗毀，頗有令此輩自己逐漸餓死之意，出版界更形恐慌，大約此現象還將持續。”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說：“近來報章文字，不宜切實，我的投稿，久不能登了。十二日藝華電影公司被搗毀，次日良友圖書公司被毀一玻璃，各書局報館皆得警告。……《偽自由書》已被暗扣，上海不復敢售，北平想必也沒有了。此後所作，又盈一冊（引者按：指《準風月談》），但目前當不復有書店敢印也。”11月20日致鄭振鐸的信中說：“這一月來，我的投稿已被封鎖，即無聊之文字，亦在禁忌中，時代進步，諱忌亦隨而進步，雖‘偽自由’，亦已不准。”11月25是致曹靖華的信中說：“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現在是有加無已，那目的在封鎖一切刊物，給我們沒有投稿的地方。我尤為眾矢之的，《申報》上已經不能登載了，而別人的作品，也被疑為我的化名之作，反對者往往對我加以攻擊。各雜誌是戰戰兢兢，我看《文學》即使不被傷害，也不會有活氣的。”從這些書信的摘錄中，也可見當時魯迅處境的困難和心情的沉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