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学会爬出社会底层（分享一篇现实文章）

炫耀自己拼死爬出底层，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Original 2017-07-11 张丰 大家

文 | 张丰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处底层，是读初中的时候。投靠亲戚，在某高校食堂打工的叔叔回来了，他最终没有在城市里娶到媳妇，也没法留在城里。在城市的亲戚，嫌他不争气。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却不珍惜，到女方家里也不懂送礼。

叔叔特别疼爱我们，每次过年回来，都会买很多城里的点心。他还从城里买一辆28式永久牌自行车，带了几百公里，回来再把它组装起来。我和弟弟，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县城读的高中。那是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还共享了梦想：一定考上大学，奔向远方。

我为叔叔的遭遇感到不平，甚至痛哭失声，用拳头猛击院子里那棵十年以上的老榆树。我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的，一个是我们的。我发誓要和城里的亲戚断交，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其实，在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考个好成绩而已。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不失时机地建言：好好学习吧，就看你以后能够如何了。

父亲是一位老师。作为70年代末的中师毕业生，他最初教的是高中。高中解散后，他的同事很多都到了县城高中，后来有些做了校长和局长。父亲选择离家最近的镇上，当了一名初中教师。那是他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选择，回归家庭，同时也退回到了底层。等我们到外地读大学的时候，父亲又从镇上的初中，退到了离家只有500米的村小。

我并没有和城里那家亲戚断交。那是我的四爷爷，1949年“参加革命”，他离开我们这个村庄的时候，只有16岁。他对我那位被他安排到大学食堂做饭的叔叔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爱学习，不爱卫生。一点都不上进，还是农村人思维，连谈恋爱都不愿意请客吃饭。他的评价，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事实。

我这位爷爷，做到了一定的官位。每年，他都要为回老家为他的母亲祝寿，从她80岁开始，一直到100岁，他坚持了20年。故乡2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他几次从中牵线搭桥，想让家乡通电，均告失败。最终，他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谈及家乡：贫穷，落后，毫无希望。

在大家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每次回来探亲，他都到先到附近的县城，然后由县政府的轿车把他一家人送到村口。小轿车扬长而去，激起一片尘土。他和每一位见到的乡亲打招呼，心里一定很不屑，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气、热情。在他城市的家中，他的太太（我称之为四奶奶）提起老家这个村庄，往往先是一声惊呼：怎么能那么穷，那么脏？

最初，这样的惊呼让我非常不快。那是我长大的地方，至今我回忆起无忧无虑的漫长童年，都感到幸福。父亲虽然是“商品粮”，但是他和邻居家的农民叔叔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一起在田里劳作。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有时候邻居家做了好吃的，还会端给我们一碗。这样的“家乡”足以让我赞美，但是，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学的那一刻，我知道四爷爷他们说得也是对的：那么穷，那么脏，那么不争气。

我一点都不厌恶这个“底层”，那里有我的父母，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些长辈给我的建议是：“离家越远越好，有多远走多远。”他们虽然无法离开，但是也知道家乡的落后，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底层世界。他们不知道哪个大学更好，只是朦胧地认为，距离这个底层越远的世界，也就越美。

逐渐地，我和那个世界也有了隔阂。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爷爷那样，每年回去一次为母亲庆生。并不是因为我比他更忘本，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进入21世纪，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整个“底层”也被重构了。我所委身的城市，也是一个坚固的世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这美丽新世界安顿下来。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底层。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写过英国中产阶级对底层的偏见：他们身上的气味，永远洗不掉。毛姆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更尖刻。他对英国底层人民的评价是“他们，好臭”。上世纪20年代，毛姆到中国旅行，他发现中国精英（地主以及低级别官员）颇能和底层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这让他很惊讶。但是几乎同时期的鲁迅，却在《故乡》中捕捉到中年闰土那一声苍凉而卑微的“老爷”。

逃离底层，当然是正当的，也是整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终，仍然会有一个“底层”存在。这是一个竞争的结果，仅此而已。底层只是这样一种状态，底层的人们，并不比那些身处高位者更恶毒或者更残忍。当然，相反的说法也成立：并不是你穷你就有理，底层也并不没有什么道德优势。

过去，我们常被教导，富人很有可能是坏的，课文教导我们从杨白劳的而不是黄世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当然有很大问题，但是，今天似乎又走向了反面，从“为富不仁”变成了“穷则丢人”。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和网络热文的叙事中，底层被建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存在。

《我为什么要拼死爬出底层社会》这样的文章能够刷屏，说明“精英的世界”与“底层世界”已经隔膜到了何种程度。每个人的遭遇，其实都是一种个案，但是只有你在底层的遭遇，才有可能被赋予某种普遍性。

浙江有位大学教授，谈恋爱被副教授、同时也是博士的女友欺骗，这让人叹息，但却并不会被贴上“教授很傻”“女副教授很坏”这样的标签，舆论会把它定位为个案。但是，如果一个出身底层的保姆纵了火，就有可能是整个保姆阶层都有问题。

真正悲哀的并不是底层社会的处境，而是这个阶层的沉默。能够叙述自己的遭遇，其实就已经是脱离底层的标志了。真正的底层，是沉默的，哪怕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发言的网络社会，仍然没有他们的声音。至少从鲁迅那个时候开始，底层就已经是一个“被定义”的存在。历史已经证明，精英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痛，并不比底层少一分。

我离开了曾经生活的环境，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爬出”或者“逃离”这样的词。我想起小时候乡亲们对四爷爷的评价：“他这个人，很家常”。意思是他虽然到了精英阶层，但却仍然能够与身处底层的乡亲们沟通。我认为，在中国，这种“沟通”至关重要的。被称呼为“老爷”的鲁迅，与曾经的小伙伴闰土丧失了沟通的可能，到底是谁的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