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相学（下篇）

上一篇，我们引出了：为何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共安全领域应用上不可实现。

这里，我们举一些案例来详细分析。首先，它的结论是这样的：

一是罪犯上唇的弯曲程度比常人要大23%

二是罪犯两只眼睛内角之间的距离比正常人短6%

三是罪犯从鼻尖到嘴角两条线的角度比常人小20%。

我们可以将其归纳理解为（如图）：

一、上唇下反     

二、两目间窄

三、嘴短

最后我们对其结论进行的点评是这样的：

该项研究其结果并不完善，理由有下

1.犯罪动机是多样化的

2.面部识别不能确定该人是否有能力犯罪

3.该项研究是基于统计而衍生的

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

1.犯罪动机是多样化的

在同一罪名的罪犯群体当中，犯罪动机不完全是统一的。比如，同犯故意杀人罪的几名罪犯，有的是因为抢劫而杀人，有的是因为私人恩怨杀人，也有的是因为误杀或精神失常。于相貌特征上，这些人就会有差异了。文章中只提及面部特征的定量化结论，若在此种情况下进行识别，就容易导致误判。比如：

杀人奸尸枪击被害者——孙国祥

　　他杀人后竟又奸尸，为试自制手枪威力竟向被害者尸体开火；他自制手雷、狙击步枪、左轮手枪，家中俨然成“军火库”；他看守所中仍谋划枪杀警察，甚至还要爆炸商场、投毒食品厂；他一天连抢两家储蓄所，枪击被害者，一次就抢11万现金。

双眼的距离远，嘴部不下反，嘴巴长于鼻翼。

血高速公路杀手——gerald stano

　　Gerald Stano是一个冷血精神病患者。8年间在佛罗里达的高速路上共杀死41名年轻妇女，但只有22名的尸体被找到。直到一名身上带有30个伤口的受害者逃脱报警，他才被警方抓住。1998年，他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接受了死刑。

以上三点在这张脸上几乎没有任何相似，而这一位罪犯又是如此暴力多凶

再比如这张

眼距小，唇反，嘴大，三点完全符合

而这个人却是中华民国高级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卫立煌

嘴更大，唇更反，眼距更近。非常符合，他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徐向前

还有眼不近，唇不反的，却是犯罪者的。比如：

马加爵、药家鑫

所以，犯罪者是一定社会时期下的产物，与时代有关，与周边环境有关。以当下的犯罪者统计结果去衡量未来，也同样是有错误的。

2.面部识别不能确定该人是否有能力犯罪

人脸识别的技术范围仅限于识别危险指数，但不能确定其是否有危险行为。这一点不仅人工智能做不到，即使久经锤炼的相学家也不可能做到。不同于同宿命论那样说出来就让人感到新鲜惊奇，而实际发生的事实却又是模糊的。

二者的共同特征是，仅能描绘出某人行为的趋势，而人脑的思维方式多有不确定性，因此结果也就充满着变化的可能。所以，识别技术不可能为犯罪者下定义。

3.该项研究是基于统计而衍生的

统计学是对大量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结论的过程。而相学是的发展则有不同。中华相学由来已久，它是以五行、阴阳、中医等“有内而形外”的理论发展而来。比如：泪堂为子女宫，心肾之交所。体现着一个人精气与心火的旺衰，若肾气亏损，必形于眼下而现黑。此外，还有骨相、体相、首相、气色、精神等。西方相学，则是多源于统计学演变而来，同时也具有医学、骨骼等学术研究之渊源。这二者，虽有先后，但是本质都具有着由因推果的研究过程。

而该项研究系于统计学，采用大量的实验对象研究，是一种以果推因的研究过程，那么其结果自然会产生很多误差（比如上面所举的罪犯）。

因此，在公共安全领域，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对人类进行贴标签式的判定分类，是粗糙而不完善的。进一步讲，人工智能技术，若与相学领域结合，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具有人类社会属性的“人”来进行判断。

罪犯是社会文明下的产物，是社会赋予的概念。当我们回归生物的本质来讲，相学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分析生理、性格、行为或心念上的特性，并由此而对未来做出规划，从而趋吉避凶，它可以使你更了解自己，避免在人生的路途中走弯路。

社会中不乏存在着大量的“从其业而不从其心”的人，违背着自己的意愿而生活的人也大有人在。而真正成功幸福者却又是为数不多的。这大概都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或对于环境做出不现实的判断，而让自己过多的承受不属于自身的生活方式所致。

所以，了解自己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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