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已刊于2019年5月22日诸暨日报

说这件事，不是阿Q摆阔，而是事关我们村的“文化自信”。政治书上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是大道理，落实到这篇小文，就是通过挖掘村史，弘扬传统，激励后学，以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绽放更美好的人生，成就更辉煌的家园。

这是说教。其实我要说的是，100年前，我们先后陈出过一个北大教授。只是100年过去了，这个人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也数典忘祖了。

这个人，就是先后陈书香门第——“拔贡台门”走出去的陈守真。

《诸暨县志》没有收录他，实是缺憾。《枫桥史志》上有一段他的生平介绍：

陈守贞，字子存，枫桥镇先后陈人。清宣统元年（1909）拔贡。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精于经义，过目不忘。辛亥鼎革，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后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性恬淡，寡言笑；著有《易经浅讲》《西湖百咏》等。

围绕这则介绍，我做了点功课，试图让这个人物尽量丰满形象起来。

先要纠正名字写法上的失误，他的名字不是“守贞”，而是“守真”，《枫桥史志》的写法是不确的。这在后文中会得到印证。守真，即保持真元，保持本性，语出《庄子·渔父》：“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陈守真有一个孙子名陈慎，应该也是源于《庄子》里的“慎守其真”吧。

还要解释什么叫“拔贡”。拔贡，是由地方选送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国子监，也叫太学，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在那里读书的人叫做监生。成为监生后，也就意味着进入仕途，捧上了“铁饭碗”。要成为监生，有两个途径：

一是由举人做监生，叫举监，但前提是必须通过乡试（明清两代在省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试录用者叫举人。当年陈洪绶做不了官，就是卡在这一道关，他考不中举人，考了四五次都没考上，所以陈洪绶最终是个老秀才，即“生员”，也叫“诸生”。

二是由秀才做监生，不用参加乡试，直接从生员中选拔优秀的人去国子监读书，这就是贡生。用现在的高考制度作比，“拔贡”是“五贡”（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之一，相当于推荐的保送生。但保送有时间规定和名额限制，规定：每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每个府学两名，每个州学、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

陈守真可能是乡试不中，可能没有参加乡试，他最终以秀才身份于1909年被推荐进入国子监，与乡试中式具备同样的正途出身资格。

这是中福利彩票大奖的概率，但比中奖还要难。因为每隔六年，诸暨只有一个拔贡的推荐名额，要在雁阵般的秀才队伍里脱颖而出，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没多少差别了。陈守真不简单！先后陈又出爆炸新闻了。

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先后陈的一个书香门第，由此创下了祖孙三代接连成为贡生的神话。而陈守真，正是这户人家的第三个贡生。他的父亲叫陈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恩贡。他的祖父叫陈圭，是咸丰六年（1856）年的恩贡。（明清定制，凡遇皇室庆典，据府、州、县学岁贡常例，加贡一次，这就叫“恩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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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贡台门，这个名称应该从陈守真的祖父就开始叫响了，到陈守真父亲时肯定远近闻名，而到了陈守真拔贡，拔贡台门更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佳话。

什么叫书香门第？拔贡台门才是真正的书香门第。遗传基因不可谓不强大。先后陈“拔贡台门”的出现，大振了陈氏家声。其成功的秘诀在于：重家风，重家教，耕读传家，世守不易。书香，不是嘴巴吹出来的，是冷板凳坐出来的。

如果不是改朝换代，陈守真的出路或许会跟祖父辈一样，做个学官，成为县学的“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教育局局长）。好在时代进步了，科举制度废除了，于是，陈守真留在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现在还找不到更多更详实的材料，来展示陈守真做北大教授期间的才学与风采。我只能通过网络，搜寻证据以证明：陈守真是北大早期的知名学者。

1.1917年底，北大的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作专题研究。下设编辑室、考古研究室、歌谣研究室、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分别搜集研究材料，同时创办《国学季刊》，发表研究所得。这是我国大学最早设立的国学研究所。陶孟和、马叙伦、刘鼐和、陈汉章、陈子存、章士钊、陈大齐、梁漱溟、张克诚、胡适、钱玄同、黄侃、刘师培、刘农伯、伦明、吴梅、周作人、刘复、朱希祖、刘文典都曾作为文科研究所中哲学门、国文门相关研究科目的指导教员。（引自《教育学术月刊》2013.2《民初“大学令”对大学教师任用制度的影响》）

2.《中国文学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581号，1920年4月14日，第2版。其时该系教授为：杨逊斋、陈子存、徐哲如、程演生、刘半农、吴瞿安、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魏仲车、沈兼士、沈朵山、毛夷庚、孟寿椿、朱希祖。（引自桑兵《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3.据《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载，1917 年， 北大法科教授有27名，讲师48名，其它科兼法科教员8名。据《1918 年各科部分教员及研究所教员》名单，在21名法科教员中，黄右昌、陈启修、马寅初、罗文干、陈守真、王宠惠、张耀曾、张君劢等，均名列其中。这些人的年纪虽然都在30至40岁之间，但在当时都已是成名学者。（引自《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

……

而在子孙眼里，陈守真的形象是这样的：

1.曾祖父陈伟是著名的学者，清末大儒俞樾对他极为推崇，说他是“浙江经学第一人、著作丰富”；学界泰斗蔡元培出其门下。祖父陈守真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誉为“国内主讲《易经》第一人”。（引自赖晨、陈以《陈浪：毁家纾难为革命》）

2.自幼家学渊薮，祖上世代读书，曾祖父陈伟是前清举人，人称“浙江经学第一人”。祖父陈守真早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对《易经》颇有研究。（引自《黄埔》2017年第五期《世代书香第，抗战好儿郎——记抗战黄埔老兵陈慎》）

限于目力，仅找到这些少量的信息。但由上可知，至少在1917年，陈守真已经在北大了，而其时他的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他是“成名学者”，与如雷贯耳的马寅初、刘半农、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一起共事。而且，陈守真既做过国文系教授，又做过法科教授，还做过哲学教授，并担任过北大国学研究所的指导教员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易经》研究上的造诣，被誉为“国内主讲《易经》第一人”。

北京大学在清末（1898—1910）称作“京师大学堂”，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称作“国立北京大学”，陈守真在北大任教期间，不可能是京师大学堂，而是国立北京大学。而且，当时正值蔡元培任校长（1916.12——1927.8）。同是诸暨老乡，两人自然应该有所交流和交往。更何况，陈守真的父亲陈伟，还曾做过蔡元培的老师，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识相交应该早在诸暨就开始了。

果然，《蔡元培日记》中提到了他们在诸暨的交往。原文如下：

“二十二日丁亥 清明 晴。往王宅与祭外舅。访陈子存（守真），先师耐庵先生之世兄也。见娄企蔚先生（晋）。途遇陈级三（抠）、赵幼峰 （多祝）。”

这则日记中提到的“王宅”，或是东和乡王家宅，那里是蔡元培的舅家；“陈子存（守真）”，标注确凿无疑；“先师耐庵”即已去世的陈守真父亲陈伟，陈伟字“耐庵”（《枫桥史志》上写作“耐安”值得商榷），是蔡元培的老师；“世兄”，即老师的儿子，既然称“兄”，说明陈守真比蔡元培略长几岁。这件事情发生于1896年（《蔡元培日记》上册P35），蔡元培的这次“访陈子存”，当然是到枫桥先后陈的一次专访，从东和转道枫桥，再到先后陈，路途并不遥远。至于当时蔡元培与陈守真聊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诸暨多才子，在北大早期的历史上，除了陈守真，除了蔡元培，还有诸暨赵家的何燏时（何蒙孙长子），也曾担任过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校长（1912.12—1913.11）。那么陈守真与何燏时，陈守真与蔡元培，陈守真与其时知名的北大学者，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以及陈守真对《易经》的独到研究，其实都成为尘封于历史的未解之谜，这些都可以作为文史研究的课题，写出来必定是一本厚重的书。

陈守真当年在北大虽以哲学教授著称，然而他的博学多才同样展露在经史和文学上，他是《易经》研究专家，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所著的《易经浅讲》和《西湖百咏》已经尘封于故纸堆。我暂时还无法找到他的作品，但是，在我心目中，陈守真已成为我亟待破解的一个谜。但愿这篇小文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