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社史写作之一——老社长是叶圣陶
老社长叶圣陶
1949年2月，叶圣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诚恳邀请，乘船从上海绕道香港秘密赴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共商建国大计。与他们同行除了宋云彬、傅彬然外，还有二十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陈叔通、郑振铎、曹禺、马寅初、王芸生等。叶圣陶在1981年回忆说：“（当时）大多数人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绝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一项什么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相当模糊的”。
4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成立，叶圣陶出任主任委员。当时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员非常有限，人数最多的国文组专职成员只有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蒋仲仁等几个人，另外聘请了魏建功和孟超作为“兼职”。叶圣陶四处物色人才，到1949年10月，才招募到13个人。他在日记中记载“（10月16日）下午，国文组全体开会，今有十三人矣。就业务方面漫谈，及于分配工作。”要知道，这个“国文组”要面向全国，主管全国大、中、小学和师范的“国文”教科书，十三人怎么能忙得过来呢。所以，那些日子，叶圣陶是见缝插针，只要一点时间就用在教科书的编审和修改上。
值得注意的是5月21日的日记一则：
“请一小学教师周女士来，为我们诵读高小国语第一册，正其国语词汇及语调之失。此事余久已存心，迄未试过，今语同人，俱以为然，乃得实行。唯周女士虽久居北平，而语感不甚强，且不甚了解我人之旨。以后当请建功为之。”
尽管非常繁忙，当叶圣陶仍然没有放弃在教科书编写手段上做出一些新的探索。他一向主张语文课文要能诵读，认为只有“诵读”才能传达出“语言的节奏和情趣”，“必须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语言”才适合“诵读”。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语言，是有骨骼没有血肉的语言，诵读起来就会觉得“不顺”，不像个语言。所以，他尝试请口语标准的人士来诵读国语课文，让编辑们一起来听，以纠正课文的语调和语汇可能存在的问题。这种有益的探索，对于后来人教社教科书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叶圣陶也亲身参与了建国初期国家出版总署的酝酿与筹备。在1949年9月25日日记中他说：
“驱车至东总布胡同十号，应愈之之邀集谈。政府即将成立，愈之殆将为出版总署之署长。署设两局，编审局与出版局。编审局中，愈之兼署长，与与胡绳副之。局分教本、一般读物、通俗读物、时事读物、翻译等处，而以余长教本处。”
到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出版事业也是一样。当时，占全国出版业生产总量3/4的是私营出版业，例如民国年间曾经世界闻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在此列。然而由于新旧社会的交替，这些从旧中国沿袭下来的私营出版机构发生了种种困难，生意清淡，难以为继。所以，出版总署成立后，叶圣陶和其他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的指示，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整顿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它们搞公私合营，以解决新中国初期新政权出版能力不足的困难。
从1949年年底开始，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领导下的出版总署先后对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荣宝斋等一批私人出版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的改造。叶圣陶日记中记录，1950年，他与出版总署领导们商量对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的致助之方，“时，商务印书馆濒于纡烂。9月12日，与李小峰、舒新城谈北新书局、中华书局事。9月26日，与胡愈之、谢仁冰等人议改革商务印书馆事。10月9日，与有关人员讨论商务印书馆改革委员会之组织与人选。10月19日，赴荣宝斋之谢宴。‘时，荣宝斋营业不振，欲将歇业。出版总署投资一亿元，作为公私合营，尚开维持，重行开张之期，特设宴谢客。11月25日，与胡愈之、邵力子等人共商三联、商务、中华、开明、联营五家组织联合管理处事。”1954年，“2月19日，在出版总署开署务会议，讨论公司报社杂志社收登公私合营事。2月19日，在出版总署开署务会议，讨论公营报社杂志收登出版业广告之办法。……4月2日，开署务会议，讨论北京市改造私营出版社的计划。8月21日，开署务会议，决定将私营地图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与地图编绘社合并。”
从以上摘录的日程安排中，可以看到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推进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出版总署还在积极着手建立和完善一套新的出版体系，推进出版工作的专业化。除了建立专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外，他们还以原来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和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书局为基础，建立了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出版社系统，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科学出版社、财经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农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4年国家出版总署撤销时，中央一级的专业出版社已达三十多家。这之中，浸润了叶圣陶先生大量的心血。
建国之初的出版总署为我国出版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也为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出版界起了战略性的本质变化。这是以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为代表的一批精通出版事务又特别能战斗的出版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一个辉煌的业绩。
不得不说，建国之初的几年间，叶圣陶肩头的担子是非常繁重的，工作量大得惊人。除去出版总署副署长份内的大量公务外，他还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宪法》起草工作组等重要的政府兼职，但是他依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在1949年至1953年这一千多个日夜里，他几乎每天都要见缝插针地来审校教科书。就像叶至善所说，叶圣陶做了一辈子的文字编辑，要是每天不提起笔来看看稿子，就似乎觉得这一天没干什么实事。所以，无论多么繁忙，每天他都要挤出一部分时间来审改人教社各编辑室送来的课本，不仅是语文，还有地理、历史、生物和理化等各个学科门类。仅择取1952年3月的几则日记，可领略一下他紧张的工作状态：
二日
十时，开始修改方宗熙所编高中用《达尔文主义基础》（即当时的生物课教材）之原稿。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一看，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
三日
到署即伏案续改方君稿。愈之（即署长胡愈之）室会谈有顷即散……复伏案，夜间亦续为之，讫于九点。今日看稿五十页左右。做了些实事，即觉此日并未空过，较为满意。
四日
续改方君稿。上午九点，社中各组组长、检查组员在我室开会。……继之，复谈各组教本之编写修改工作，本月与下月为非常紧张之时期。余他无能为，唯愿校读各种新撰本之原稿，恒两个月不间断而已。下午仍改方君稿，迄于夜九点。墨（妻子胡墨林）对座，共一灯，校阅校样。
五日
竟日改方君稿。
夜九点，改方君《达尔文主义基础》稿上册毕。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
叶圣陶强调编教材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吸取百花精化酿出蜜来那样，吸取有关的各种教材的长处，融会贯通，不断地推陈出新。他曾经在1962年给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同仁们写过一封长信：“我尝谓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拾到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吟诵，潜心领会，文质兼顾，毫不含糊。其拟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堪的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 ”这封信里，叶老对语文教材的选文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提出选取的课文要教师乐教，学生乐读，要做到这一点，选者必须先“心焉好之”。文质兼美的文章，由于主题性质，程度深浅、行文特点的不同，并非都是乐编、乐教、乐学的，如果学生不感兴趣，文章再好也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他还指出选文要“一册之中无篇不精”，篇篇都含有高营养成份，理想的好课本，是不应该有毫发之憾的。
叶圣陶不仅仅关心语文教科书，对理科教科书的文字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他每年都会重点抽审每个学科的至少一种新编教材。几乎每一个五六十年代的人教社编辑都有这样温暖的回忆，叶老把每个编辑室的人都叫去他办公室团团围坐，拿出贴满小纸条的审校书样，逐条交换意见。他对于课本语言的“口语化”非常重视，也非常强调语法、修辞和逻辑。比如，他认为在同一个句子中，不能既用“因为”又用“因此”，因为“因此”中的“因”字就是“因为”。他还要求数理化等理科课本读起来也要琅琅上口，最好少用一个字的词，如用“为了”代替“为”，用证明代替“证”，把“为证”改写为“为了证明”。他非常反对在教科书行文中的“文白夹杂”，要求用现代汉语叙述课本，避免使用“亦”“故”等文言词汇。
叶圣陶对于课文的选取有着极严格的标准，他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人教社语文教材的选文，每篇文章都经过编辑人员推荐和集体讨论，再由室主任审定，最终送叶老审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错了，获得肯定的文章，送回来时也总是贴满小纸条，上面是叶老的修改意见，字体工整，连一个标点也不马虎。在人教社曾经入选的课文中，对诸如朱德、郭沫若等领导人的诗文都曾进行过修改。如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入选课本时题目被改为《天上的街市》。
有一些课文需要动大手术，就由叶老召集修订会共同商定，修改一篇文章往往要好几天。例如法国小说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胡适等名家的译本，50年代选入人教版教科书时，叶老决定要进行重新修改、打磨。于是他召集了中学语文室的几位负责人和责任编辑，还有两位语言专家，一位精通法文、一位精通普通话。读过一遍课文后，先请精通法文的编辑对照原文，品评文句是否准确，再由大家推敲，对文句进行修改。经过调整的句子还要请精通普通话的编辑品评是否附合语言规范和习惯。这样通过“三关”，最后由叶老裁定。气氛和谐而热烈，这样的修改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文章的表达质量，而且参加者都深深受益。
叶圣陶一直十分倡导“开门编书”，要求编辑人员经常下到教学一线做调查研究。他自己也带头到各地的大中小学视察，讲课，与师生座谈。仅1962年2月至5月这几个月中，他就连续去北京的景山学校、二龙路中学、丰盛学校，与三校教师一起备课、听课、讲课达14次之多，每次听课后，他总要“略陈鄙见，以备参考”，在一封信中，他写到：“年来常与景山、二龙路、丰盛胡同三校的语文教师接触，时往观授课，颇感教师增加本钱，最为切要。”对于来自各地师生对教材的意见，他也十分重视。凡是有信直接寄给他的，他读后总是立即作答。或肯定所提意见，转请编者研究修改；或解说课本原意，来信意见就留做参考。
作为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进行白话文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叶圣陶的作品早在民国时期就大量入选中小学教科书，被无数青少年视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文。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大批干部补充到人教社，叶圣陶做为一社之长的行政压力减轻了一些，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他擅长的编辑业务上。工作之余，他又开始拿起久违的“文学创作”之笔，写诗歌、写游记散文 ，同时也不忘为千百万少年儿童创作一些新作品。根据叶老之子叶至善回忆，1955年的5月，叶圣陶先生偶为小学语文课本试作儿歌，夜得《小小的船》一首。他在日记上说：“自以为得意，录之：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之后还有一段批注：“多用叠字，多用ㄢ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叶至善说：“儿歌仅四句，三十七个字，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根据叶老自己的叙述，他为创作出这样一个题材的儿歌，反复酝酿了二十多年。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句小诗，他也不愿意有丝毫的苟且和随意。经典的生命力是可以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这首儿歌，从1958年第一次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缺席”，一直到今天。
大约从1955年开始，中学语文教育尝试一次大尺度的改革——文学和汉语分家。叶圣陶先生亲自领导《文学》教材的编写。初中第一册有个单元，按照教学要求应安排两篇民间故事。但遍翻各种民间故事的集子，不是故事内容不典型，就是文字表达太浅薄，选不出一篇合适的作品。无可奈何之下，大家决定自己撰写，选择了两个题目：《孟姜女》《牛郎织女》。《孟姜女》起初由一位编辑起草，但他擅长的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腔，写出来是这种味道：“那孟姜女外出寻夫，路过一家客店，客店老板娘很好，殷勤招待。第二天，孟姜女上路。那老板娘看着孟姜女的背影想到，多好的姑娘，我要是个男子，也会爱上她”。大家看了都直摇头，这实在不能作为中学课本的范文。叶圣陶先生不辞辛劳，主动重写此篇。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这样的文字：
古代秦始皇时候，有个女子叫孟姜女，嫁个丈夫叫万喜良，两人感情非常好。可惜结婚才一个月，官府就征万喜良去当差，并且期限很紧，立刻就得动身。到哪儿去呢？北方荒凉地带，去干什么呢？修万里长城。多长时间可以回来呢？谁也不知道。当时各县各村都征人，人数成千上万，万喜良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的《文学》课本主编之一、文学史专家张毕来在笔记中对叶圣陶这些文字赞叹不已：“这是多么纯洁的语言，多么质朴的文风。是很好的文学教材，也是很好的语言教材”。与此同时，叶圣陶还执笔写了一篇他自己更为满意的《牛郎织女》。他特别喜欢文中一些带有抒情性的语句，例如：“在云霞满天的时候，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眼，小窗户能望见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都是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没有自由，又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一天半天呢，也可视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这些语句可以称作叶老的得意之笔，也是一般学生喜欢朗诵和模仿的佳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同年8月，以年龄到限为由，教育部宣布免去叶圣陶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作为兼职，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一职自然也随之免去。因为周恩来总理特别嘱咐：对于叶圣陶等人的安排，由国务院“直属口”管理。因此，“文革”十年中，叶老未受到猛烈的政治冲击，得以赋闲在家。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受命先后担任了民进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政务相当繁忙。但是，他依然十分关心人教社的工作和教科书的编写。1977年，中央重启中小学教材的统编工作，聘请叶圣陶先生担任教材顾问。尽管他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依然坚持逐一审阅人教社新编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人教社编写语文课本，一些重大问题也经常向叶老请教，一些新选入课文的文章总要请叶老审阅。
叶圣陶的心随时随地都挂念着教材编写工作，他经常给人教社编辑部去信，告知自己最近又看到什么东西可以选为教材。比如，1979年初，叶老看到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歌唱家楼黔贵演唱的一首歌，意境和思想都好，就给当时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袁微子同志写信：“昨晚电视节目有独唱独奏音乐会，有个节目唱《送茶歌》。我听了想起这个歌或许可以做小语教材，因此建议设法把歌词取来，仔细看一看……”。
1985年教师节前夕，91岁的叶圣陶向社里同事们致函问候，他深情地说：“离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快满二十年了。……回忆二十年前跟同志们互相切磋的日子，我总想再到人教社看看，谁知一再迁延，至今未能如愿。幸好几位老同志常来看我，告诉我社里正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新的探索。新出版的课本和图书是经常送给我的，种类之多，方面至广，的确都超过了以前。”他非常羡慕年轻的同事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恨不得自己再年轻起来，和大家一起大干一场，“如果我年轻二三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和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我们应该在那些方面着力呢？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从内容讲，要剔去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最新的知识，还要注意各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方法讲，要灵活地运用启发式，避免呆板的注入式；从效果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先生那颗搏击了94个春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特别刊文，对老社长的辞世表达深切哀悼。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无比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老社长叶圣陶同志。”“建立负责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教学用书（包括教科书、教学指导书、教育学、心理学等有关学术性书籍）的专门出版社，是一个创举。这是我国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在旧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情况，无论是思想内容，科学内容，程度标准，以至语言水平，技术水平各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要求，十分混乱。那种情况极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加以整顿。错误的，改正；不适当的，调整；有缺漏的，补充；多余无用的，删汰。无疑，这项工作是异常艰巨的。圣陶先生以他从青年时代起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先进思想，以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深厚造诣和丰富经验，以他忠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挑起了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工作的领导重担，为这项事业立下了卓越的功绩”“当年，几乎所有学科的教科书都是经过他一字一句修改过的。教科书的若干章节，特别是语文教科书的许多课本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凝结着他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对青少年的诚挚的关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的根基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是教科书建设。今天四十几岁到六十岁上下的不少人是从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里接受了基础教育的；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大都见解地受到过圣陶先生的教育或影响。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工作人员不仅以我们的沉痛之心悼念圣陶先生，并且愿意代表直接学习过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教科书的千千万万人向在教科书事业中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圣陶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沉痛的哀悼。”“圣陶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年轻人民主、平易、和蔼、可亲而又严格要求、真诚爱护的热切心情，他要求我们万万不可误人子弟，以至教科书里不容许出现一个错字的谆谆教导，留给我们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