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共济会在香港的世纪沉浮》
内容梗概——
共济会在香港建立最早的临时机构可以追溯到1844年，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当时香港实际上已经是英国共济会的势力范围，由于香港几乎是一座天然的港湾，因此英国殖民者很早就看中了这里，并将其称为“东方明珠”。在最早的时候，聚集在香港的共济会势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股，后来共济会经过不断发展，才逐渐融合为一。
共济会在香港的正式分部成立于1865年，会址在当时的泄兰街，取名为“雍仁会馆”。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抗日战争时期同样遭到日军攻占，在先期的轰炸中，雍仁会馆被炸毁，自此之后共济会在香港的活动转入地下。1950年，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并于同年在坚尼地道1号重开了共济会总部，并一直使用至今，现任主持人为香港立法局议员黄匡源，当然，此人同时也是共济会会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滩成为东亚经济中心，共济会欧洲势力(大王)和共济会美国势力(小王)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其中，欧洲共济会势力包括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共济会主要机构，都聚集在上海滩。蒋介石和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共济会财团也对他多有资助，并且蒋介石政权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在上海滩。当时，上海市政经两界的要员，包括青洪帮大佬杜月笙都是共济会会员，据说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也曾加入青帮，而青帮同样和共济会存在种种联系。新中国建立以后，共济会美国势力迁移到台湾，而欧洲势力则退守香港，共济会在香港设置的分部，随即成为中国区共济会总部。
香港曾经有一百多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因此深受共济会欧洲势力影响。实际上，欧洲共济会势力退守香港后，很快取得了香港社会的实际控制权，以至于虽然香港实行法治，但暗中却是受银行家和地产商控制的，当然，这两个产业也和共济会交往甚密。除了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历任总督外，包括前希慎集团前总裁利铭泽、国泰航空前总裁姚刚、赛马协会前主席周湛燊等政法界巨头，也都是香港共济会会员。
由于受到共济会影响，所以香港社会的实际掌控权力也是以家族形式存在的。而提到香港的家族势力，就必须要谈到其中的李氏家族，这个家族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香港的发展史。这里要说的李氏家族，并不是指以李嘉诚先生为代表的李氏家族，而是根系更深、资历更老的李石鹏先生，当然，此人也是共济会会员。此外还有以何东先生为代表的何氏家族、以许爱周先生为代表的周氏家族和以罗文锦先生问代表的罗氏家族，并称为香港社会的“四大家族”，其势力基本覆盖了整个香港社会。
李石鹏先生最早只是广州的一个小商人，虽然生意经营得很一般，但在经商过程中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石鹏随着商机的出现来到香港，在这里，他通过粮食生意很快站住了脚，并不断来往于香港和越南之间，从此生意越做越大。到李石鹏的儿子李冠春先生接手家族生意时，李氏家族的业务已经开始涉及金融行业，并最终建立了东亚银行，这也是李石鹏的遗愿。到1918年，李氏家族第三代人李福兆先生开始主持家族事务，至此李氏家族产业完全转向金融行业。
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主要原因是大量华资的注入。但是由于当时的香港社会受到共济会掌控，华资企业的上市瓶颈始终未能打破，为了打破共济会的垄断，李福兆不顾共济会的威逼利诱，于1969年牵头创办了远东交易所，使得香港经济腾飞乘上了西方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李嘉诚先生赖以起家的“长江实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功上市的。后来也是在李福兆的促成下，香港四大证交所合而为一，成立“香港联合交易所”，其势头完全压制住了由共济会实际控制的“香港证券交易所”。接下来，李福兆再接再厉，趁势拿下了香港公司的上市批复权，也就是说，如果不经李福兆主持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批准，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得在香港上市。共济会势力一下子被压制到极点，这对于本是共济会会员的李福兆来说，无疑是对共济会在香港社会权力的篡夺，共济会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然而，由于李氏家族在当时的势力十分庞大，其触角已经深入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界、商界、金融、司法、教育、传媒和运输等，都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是，李福兆本身就在香港共济会中身居高位(坛主)，因此香港共济会的很大一部分势力也在李氏家族掌控之下。所以，从1969年到1987年的将近20年里，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势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即使是共济会也会避让三分。但是随着香港回归大陆日期的临近，共济会从香港撤资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988年，共济会联合香港社会各界的反李势力，包括仍然被英国政府控制的香港政权，向李福兆发起了绝地反击。由于李福兆对形势估计不足，尤其是其最核心的盟友和助手“七君子”临阵倒戈，做了案件的污点证人，李福兆最终被判有罪，并入狱服刑四年，从此淡出香港社会，目前隐居海外。
香港回归祖国后，共济会势力日薄西山，目前，共济会在香港虽然存有少量活动，但基本已经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