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与“不求甚解”

近日看到一个日语词汇－－“适当”（汉字写法略有差异），有些感触，发散探讨一下。从字面上理解，我们中国人一般会认为是汉语“适当”的本意，即“合适、合理、恰当”，但是在日语中语义偏贬义，意思是“随意、大概齐、差不多、将就”。经常有日本人用这个词形容中国人的做事风格，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语义渐渐偏向褒义。日本人开始觉得万事过于精密、过于计划性未必是好事，中国人因陋就简、快速启动的做事方式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打个比方，日本公司员工做事，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参照【操作手册】（发音manyuuaru）。无论是消防演习还是真的火灾发生了，第一步就是找【操作手册】看应该怎么一步步处理。如果没找到或者事先没有做【操作手册】，多数会慌了手脚，感觉天要塌了，火灾本身反而是小事情了。日本人自身，偶尔也会拿类似例子来自我解嘲。

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你可以总结说日本人古板、不知变通，中国人思维灵活、不受条条框框约束；

还可以解读说：虽然“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但不要对外在的工具过于依赖；

或者用思维模型来分析：不要一味追求“全局最优”这样一个极限值、理想状态，以“局部最优”开始快速做起来，后期逐步优化、迭代是更合理的。

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是一则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成语，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晋代陶潜《五柳先生传》。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的原义是读书只求理解精髓，不着眼于一字一句的解释，追求“常读常新”，其实不含贬义。晋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脱略形核、潇洒狂放的文风、做人风格闻名于世，感觉陶渊明已经很含蓄了。后世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儒家多以自律、自守的板正面孔处世，同时起自隋朝终于清朝近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另一个方面推波助澜，千万学子于经典中孜孜以求、皓首穷经，这个成语就显得不够“政治正确”，其含义逐渐演化，多指学习或工作的态度不认真，不求深入理解，也指了解情况不深入，成了一个完全贬义的词汇。这大概属于中国内部治学风格演化的一个过程。

历史在前进，也在轮回。后人对“不求甚解”有了新的理解。已故【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先生，以“马南邨”的笔名所著札记【燕山夜话】中有一篇文章【不求甚解】，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邓拓先生举了普列汉诺夫、诸葛亮等人的例子，一层层抽丝剥茧，把“不求甚解”的含义做了全新而系统的解读。邓拓所持的总观点是读书是可以“不求甚解”，但是这“不求甚解”的含义是：一、会意，即理解书的精神实质；二、整体观，即不要固执于一点，不要因小失大，应注重整体。

中学语文课本有鲁迅的一篇【秋夜】，我牢记至今的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原因无他，被老师强行要求分析两株枣树的含义，要解释出白色恐怖下鲁迅的郁闷与无奈。红色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也很郁闷：鲁迅当年想这么多了吗？那么，同样的问题：陶渊明当初写下“不求甚解”时，其真正意思是这样吗？

答案不重要。文以载道，大家都是以此来阐述自己的“道”，自己的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有邓拓先生珠玉在前，已经足够清晰了。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虽然还在发展中，尚未成熟，但它是未来的方向，毕竟“中医偶尔治本，西医永远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