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办报理念的启示|新传土拨鼠团队名词解释200配套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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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水流云在”，屹立不倒。它饱览世事，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铸就了中文报业的辉煌，也饱尝了民营报业的艰辛。它的历史是一笔财富，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也带给当今报业宝贵的启示。
纵观《大公报》的历史，其办报理念薪火相传，随时间的推移和主办人的变化有所增加或修改，不断在诸种社会张力中寻求平衡，在历史的激烈碰撞中日臻成熟。如今，我们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教训和启发。
《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和新闻专业主义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创始人英敛之认为《大公报》应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其宗旨是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河，移风易俗，富国强民，开创了《大公报》自由主义之先河。经过10年迷途，《大公报》脱离王郅隆的独断，到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手中，此时，《大公报》开始走向最富魅力的“新记”《大公报》时代。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宣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任何政党的独立报纸，以“文人论政”的方式，为这张民营报纸开出一条新路。张季鸾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①胡政之曾说，国人办报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作生意经之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新记《大公报》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10年后，张季鸾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②
从《大公报》办报宗旨和几位主办人的新闻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办报理念：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是为公众服务的。它要求言论自由，主张经济独立，并且对报纸实行专业规范，已经接近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进入现代报刊的领域。《大公报》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
由美国新闻界发展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突出特点是“公共服务”——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民众，而非某一利益团体。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按照这种理论，报业应是一种自治体系，必须采取独立和批判的态度。新闻记者应站在中立立场，客观地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信任。可以说，《大公报》办报理念中，包含了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因素，它以“社会公器”为定位的独立报纸加以实践，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李金铨认为，“20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without fear）’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③
虽然《大公报》要求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成为社会公器，秉持理性精神，但同时对报纸的政治作用更是重视，尤其在抗战期间。张季鸾认为，“抗战期间，一切私人事业，精神都应为国家所有。”④此时，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已经盖过言论自由的要求。
对《大公报》办报宗旨和新闻客观主义联系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丰富的、可供借鉴现代报刊的经营理念。市场经济新时代，我国报业应如何进行角色定位，又如何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以达到实事求是，《大公报》的“中立公正”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和策略。它较好地解决了媒介与政府、公众的关系，《大公报》大公无私的办报理念应该是现代传播媒介学习的楷模。
“文人论政”的思想
“文人论政”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新记”《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我国的“文人论政”推向成熟阶段。张季鸾曾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倾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大公报》以这样的办报思想为指导，借助报纸参与政治，干预社会，实现“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
“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除《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等人外，许多民营报人都用此思想实现报国追求。如于右任与“竖三民”（按：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这些著名报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敢于发表政见。他们的目的在于救国救亡，富国强民，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最终理想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的追求推动了我国报业的发展，为当今报业树立了典范。
“文人论政”办报思想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独立，这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张季鸾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第二，独立言论，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针砭时事，议论国政，引导舆论，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境界。梁启超提出的“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同《大公报》奉行的“四不方针”也都体现了这点。第三，重视商业经营和报业管理，如《申报》建立了强大采访发行网络；《大公报》领导层精英辈出，人才济济，经营管理制度先进；王韬的《循环日报》格外注重经济版。第四，文风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如梁启超的时务文体、张季鸾的社评、傅斯年的言论，文字简练，条理清晰，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从“文人论政”的办报理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20世纪近代报刊为整个中国文化近代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报刊的兴起，民间印刷出版业的兴盛，新闻内容的社会化，读者对象的平民化，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和传统精英文化的垄断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群体摆脱了对专制王权的依附，使社会文化环境精彩纷呈，同时也使中国文化开始面向世界。这批优秀报人建构了新的办报理念，他们推崇的大众化办报风格正是在与专制主义的抗争中逐步形成的。
今天改革开放将我国新闻业带入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我们应继承老一代报人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探索发挥报纸的功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应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竞争的市场，真心诚意为群众、社会、市场、企业服务。在媒介强化服务功能的同时，还应为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使市场经济规范化、秩序化，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当我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思索以“文人论政”为代表的民营报人的办报理念时，会发现当今许多办报理念，如“媒体就是服务”、报业集团化、“独立报道”、“客观报道”，都是在前人基础上演进和发展的。
职业报人的理念
传统上，新闻从业者并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因为最初的新闻从业者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地位不高，不像其他行业，如教授、医生、律师等受过专门教育，有专门知识，社会地位也较高。到了20世纪，一批民营报人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社会信息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思索新闻记者这一行业的职业信念和要求。新记《大公报》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胡政之于1926年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作文与看报》一文中说：“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社会鞭策记者的力量比什么还大。”他曾对当时还是一位青年的范长江说：“作新闻记者，作报人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各方面要诚，不能不诚。”⑤他还说：“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地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忠于事业的献身精神。”⑥
《大公报》另一位巨子王芸生对此也颇有见解，他曾对家人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⑦
这两位报人对新闻记者的要求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报人应已形成一种行业，对记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要求记者无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发表言论，都不应受到个人私利和情绪的影响。张季鸾对此的概括是，“我们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⑧
《大公报》对新闻记者的要求，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追求。
民营资本介入传媒业
1902年至1909年的《大公报》利用民间资本进行商业经营，将这份民营大报办得有声有色，独具风格。从它的资金与股份变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资本对《大公报》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阶段：英敛之主持期间，最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总馆柴天宠和粮商王郅隆，其他股东还有严复、张连壁、李敬宇、朱志尧、樊国梁等。
第二阶段：王郅隆独家经营，不收外股。
第三阶段：新记《大公报》期间，吴鼎昌出资5万元，股东有吴鼎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久大银行、永利银行、经济研究会、范旭东、张伯苓、周作民，同时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另外在1928年底，增设“荣誉股”。1945年，胡政之在美国订购新型轮转印报机时，接受美国华侨首领李国钦5万美元的入股。1948年初，筹备恢复香港版时，胡政之又接受了王宽诚2万美元投资。
可见，《大公报》是在不断接受民间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发展的。不可否认，近年来，外部资本介入传播业的现象，屡见不鲜：湖南电广传播是由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全额投资的湖南广播电视发展中心发起上市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其子公司收购建北集团36％的股份；北京港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计算机报》经营权进行收购。另外，《成都商报》、《京华时报》、《经济观察报》、《时尚》等都向民间资本敞开怀抱，这些例子至少可以说明，目前民营资本进入传播业已成为事实，民营资本具有很强的实力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的媒体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例如，1999年《纽约时报》每天广告收入近1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收入；1997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营业额为20亿人民币，而同年的日本《朝日新闻》报业集团的年收入为40亿美元。我国的民营报业曾利用民族资本取得了辉煌成就，如《申报》、《新闻报》、《京报》、《商报》、《世界日报》等。如今，民营资本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成份之一，已经成为一种资源主体，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应该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因此，为提高我国传媒业的经济实力，加强传媒业间的市场竞争力，接受民营资本介入媒体资本市场，也许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应以不违反我国的相关政策为前提。
进入新世纪，我国报业加快了迈向世界的脚步，在发展报业的同时，我们应该回顾历史，从中国的报业史中获取某些启示，像《大公报》在全球华文传媒界有着崇高声望的世界级品牌的报纸，更是值得研究和借鉴。
注释：
①《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9页
②《季鸾文存》第1册第32页
③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第38页，《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
④《季鸾文存》第2册第92页
⑤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1946年初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新闻研究与资料》总第11辑，展望出版社1982年5月版
⑥《大公报人忆旧》第272、273页
⑦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第61页，《文史资料选集》第9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⑧《季鸾文存》第2册第126页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