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的水窖

回忆▏父亲的水窖

少时的故乡关中，村里人大多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我们那里多沟壑，离山近，田地大多也只能种植小麦、黄豆等农作物，或者花椒等耐旱的果树，很多年，我连地里长着的水稻都没有见过，吃鱼也仅限于干咸的带鱼。

不仅仅是因为贫穷，更多是由于缺水。

窖，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坏境下应运而生的。

印象中，故乡的窖有两种，一种是储物功能的“红苕窖”，一种就是储水功能的“水窖”。

我家的“红苕窖”在前院里，老家把红薯叫红苕，“红苕窖”就是放置红苕的，很长一段时间，家乡人的主食里离不开红苕，蒸红苕，煮红苕，红苕稀饭，红苕面“削削”（一种非常顶饱的面食），红苕以它无私无畏的品质，填塞着我们年少的胃口。

后来这块空地也盖上了房子，窖就在房底下。

好像从我生下来，这个“红苕窖”就在那里，大约是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生活中就多了一项内容——下“红苕窖”去取或者放红苕等冬菜。

让家里的小孩下“红苕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瘦小，轻便。

我们被大人和点燃的油灯一起放在用绳子绑着的藤条筐子里，顺着窄小的窖壁垂直向下，一开始还有些兴奋，随着慢慢向下，然后就是恐惧，有时候还会哭。

大人这时候就哄我们，开着玩笑。

“红苕窖”也不深，一般就五六米吧。在窖的底部，一般是较大的空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从窖口吊下来的红苕、白菜、洋芋等摆放好，或者从中拿出要食用的菜品放在筐子里吊上去。

由于闭塞，窖底的空气不好，加上偶尔腐烂的蔬菜味道，人在里面不能待的时间太久，大人不停地通过窖口向我们喊话，并留意着油灯的亮或者暗，我们则盯着窖口狭小的光亮胡思乱想。

不知道是小时候胆大，还是实在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下“红苕窖”居然是我们津津乐道的童年记忆之一。

大人们有时候也要下窖，他们才不屑于用绳子绑着下，而是四肢撑开，踩着窖壁两侧挖凿的“脚窝”“走下去”，让小时候的我们很是羡慕。

多年以后，看“地道战”的时候，我还常常念起那些童年故事。

水窖，则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层较厚的山塬地下挖成井形，用于贮存地表径流，解决人畜用水、农田灌溉的一种坡面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又称早井。

我家一开始并没有水窖，吃水要每天早晨到村里唯一的泵房去排队挑水，那个看管泵房的人很是威风，仿佛掌管着一个村子里所有人的生死存亡。

泵房在村南头的涝池边上，有一口机井，从水泵里抽上来的水被存放在一个碉堡形状的砖混结构建筑物里。

父母一大早就会从院子里拿出两个铁桶，用扁担，我们叫水担的挑起来，从巷子里走几百米，去泵房排队。

由于储水的“碉堡”只有两个水龙头，接水很慢，有性急的村民还会趁管理人员不注意，爬到“碉堡”上，将水桶挂在水担的一侧，摔进储水池取水，很危险，也很有趣。

我也尝试着挑过水，由于个头不够，只有把水担挂水桶的铁钩链条在水担上缠两圈，才能保证水桶不会耷拉在地上，挑不动满桶水，就将一桶水分成两个半桶挑。

由于是固定时间供水，家里对来之不易的水就看得格外金贵，一桶桶水被挑回来后倒在粗瓷大水缸里，主要用来做饭，洗脸等用水受到严格定量控制。

家里的牛羊也只能用刷锅水和面汤搅拌饲料，洗脸过后的水还要用来洗脚，洗完脚还要去浇树。

洗澡，对于那时来说，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

浴池和淋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挑一个光照好的日子，破天荒地挑回两桶水，倒在巨大的水盆里，放在阳光下晒，等到中午时就会温热，然后“坐浴”。

好像是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我们的童年对水有着别样的感情。

缺水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就是，到今天，我看到绿化带里流淌的清水，还会下意识的觉得“浪费”。

外婆家倒是有个水窖。

这水窖不深，据说用塘泥箍过窖底，是个存水的好设施。

水窖的跟前，有“水眼”，碰到难得的下雨天，从屋檐上下的雨水会被“天井”归置，顺着各种指引，留到水窖里。

这些水窖里的雨水在窖底沉淀澄清，就成为乡亲们饮用的生活用水。

这时候就必须提到一件现在的孩子大约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的物件，那就是“辘轳”。这是水窖上专门用来取水的设施，辘辘起先是木头做的，绳子是麻绳，圆桶的身子，带着一个Z字形的油亮摇柄，将绳子缠在辘轳身子上，从而取出窖底的水。

一般程序是这样的：把铁桶挂在辘轳绳头的铁钩上，锁好活扣，然后一圈一圈摇动辘轳，让水桶沉到窖底，为了让水桶能进入水中，还会给桶沿或桶底放置重物增加压力。也有大胆的，为了节省时间，用手轻按辘轳上的绳子，靠桶的重力带动，飞快旋转的“落水”， 放的时候，辘辘飞转，煞是好看，虽然看起来很潇洒，也有不注意的小伙子被急速旋转的辘轳手柄打破额头。

水提上来倒到备用水桶里，够两桶时用“水担”挑着颤悠悠倒到水缸里，我家有一口巨大的水缸，每次要挑七八担水才能装满。后来辘辘换成钢铁的了，绳子也换成钢索了，再后来，据说水窖和辘辘都闲置了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里人的日子相对慢慢好起来了，家家户户开始琢磨打井解决吃水问题。

我家的水井是我当兵之前打的。隐约记得，父亲那时唤来邻村和同村的乡人帮忙，硬是靠着䦆头挖出来。

那时的村人都会互相帮忙干活，从来不会有人提到钱的事情，有时还是很重的体力活，比如打井，最多也就是在主家家里吃点平常不吃的“油饼”，或者宰一只鸡就是最高礼遇了。

打井那时候大概要打十几米深，一个人在顶多一平方的空间里弯腰挖掘，两个人在井口用辘轳将挖出的泥土绞上来，然后提到稍远的地方堆起来。越深越不好挖，空间狭小，需要特制的䦆头，碰到石头等坚硬的土层，还要动用十字镐，绞出来的土也越来越潮，最后干脆就是泥巴。

这时候对在井底作业和井台帮忙的人来说，都是考验。因为泥土越湿越重，绞起来很费劲，更不好挖，只能用短柄铁锨翻铲。

到了一定程度，要请比较“专业”的村民过来帮忙查看，然后将井底的空间挖开，使其形成一个能储水的地方，还要叫行家来糊搪井底四壁，使其不会“跑水”，这样，一口简陋的水井将近一个月才成功了。

有了水井，为了让“窑背上”较近的一块田地成为“水田”，光靠摇辘轳取水自然跟不上了，需要购买一个水泵。

那时候，一台水泵的价格大约是1000元左右，父亲为了筹备这笔“巨资”，想来是费了不少周折，我只记得多年以后，当时买泵借钱还没有还清。

好在，我家的水井如期投入使用了，而且还是当时现代化的水泵供水，推上安装在厨房里的闸刀，水就能流到水缸里和“窑背上”的田地里。

我想，第一次推动那个泵闸的时候，父亲一定是无比开心的，这应该算是他不长的一生里比较骄傲的事情之一。

有了泵水，父亲用心勃勃，想着把这一亩三分地好好经营，以期获得好的收成，增加家庭收入，在村里出人头地。

还记得，父亲尝试着种植一些相对收益较高的农作物，玉米、芝麻，甚至蓖麻和油菜，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度，我也参与进去，在后院打井堆起来的黄土堆上种下了一些蔬菜，还时常细心地浇水经管，最后，只有几个南瓜活了过来，其他的蔬菜不是夭折就是长得瘦瘦弱弱，不开花，不结果。

就像一个如父亲一样的农民，他渴望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巨大的，不知来由的困境里，如同一颗小小的石子，很难激起大的浪花。

后来，父亲看到村人种植苹果，又在“窑背上”栽下了很多果树，浇水、施肥、打药、剪枝，做一个很长的梦。

为了多种经营，父亲在苹果树的周围栽上了花椒树。

看到父亲每天忙忙碌碌，晒得黝黑的肩膀，厚厚的眼睛片常常被汗水弄得模糊不清，看他东跑西颠，和别人交流经验，看他清晨和傍晚蹲在后墙的豁口抽着烟，

我们一家人一起畅想几年后果实累累的景象。

或者是造化弄人吧，不久，我就参军去了遥远的大西北，而父亲，也突然地病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要强的母亲向我隐瞒了父亲患病的消息，她伺候父亲，给他筹集治病的钱，还要供上学的弟弟妹妹，想来，那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吧。

虽然十分艰难，母亲还是如一个男人样扛起了这个家，焦头烂额地应付琐碎生活里那些贫寒的日子，借人钱，看人脸，有时低声下气，有时痛苦不堪。

但是，她没有放弃，没有放弃生病的父亲，没有放弃年幼的弟妹，也没有放弃那块凝结着父亲希望的田地。

母亲开始像父亲一样，没日没夜地在苹果园里劳作。

再后来，知道真相的我再也不愿看着母亲如此困苦的生活，将她们接到了我生活的异乡。

日子慢慢地好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弟弟妹妹在部队上兢兢业业，我也成家立业，有了一份谋生的工作。

故乡越来越远，回去的也越来越少，那些宅院和田地慢慢荒废了。

2006年，父亲在异乡溘然长逝，再也没有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没有看到那块滴满汗水的田园，我一直深深遗憾。

去年，我和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专程回了一趟老家，房子由于长期空置，已经濒临倒塌，宅院的围墙年久失修，已经破败坍塌，荒草萋萋中，那口父亲亲手打出的水井早已干涸，井台上扣着一块早年的石磨盘。

仿佛一段往事就这样被遮蔽了。

“窑背上”的田地里空空如也，苹果树再市场不景气的那几年被委托代管的亲戚砍伐了，花椒树也没了踪影，据说这块土地现在种植小麦，只在每年耕种和收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影。

那一刻，我的内心是悲伤的，既为田园荒芜，也为命运无常，作别生养我们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宅院就这样成为记忆？而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再也看不到他梦寐以求的硕果累累，丰收增产。

我在田地里站了很久。

我在井台边的荒草中站了很久。

我凝望屋檐上的青瓦很久。

我抚摸灯台上的烟熏火燎很久。

我注视着房梁上硕果仅存的犁铧和钐镰很久。

像一个老人似的，我的哀伤和苦痛此刻无以言表，一些再也回不去的过去最终成了恍惚的记忆，一些做过的梦和爱过的人渐行渐远。

能做什么呢？你无力挽留，或许只能铭记吧！

                              蔡立鹏

                                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