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真正有为的年轻人,不做这样的事
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重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陈丹青
陈丹青的意思是,倾慕名人,最好是闷声去做此人做过的学问,下此人下过的苦功。而不是以肤浅的接触炫耀。他忍住没说的是,这样做,既辱没了名人,也辱没了其自身。
也许可以分一分:可供拍照的名人,与不可供拍照的名人。
倒不是说“合照”有什么不好,摄影既艺术,存留剪影是可供怀想,可喜可贺的充满人情味的科技。但是陈丹青其人的面貌有什么值得怀想的呢?拍了回去,都未必想得起拿去炫耀,也许此荣誉,仅表彰在快门一瞬;也不是说一张也拍不得,而是说,不能仅顾着拍照,忘了用眼、用心看其人。
按理说,与他照,不如与他的画照——又不如不照,回去找他的画来看,找他的句来读。这就不枉倾慕一场。
我对陈丹青这个人印象是非常好的。
第一是因为,他是木心先生的学生,并协助出版了《文学回忆录》,这一事迹,功不可没;第二是因为,他敢想敢说,且善想善说。他常骂,如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其”,是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舞台太大。幸在舞台之大,不幸也在舞台之大。
从前读书、恋爱、工作、生活,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四件事。那样的局限,想“有为”,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执行。竞争不激烈,自己无野心。反之,人的价值不会被过分强调,即便才能欠缺,也能存活。现在圈子变大,大到无物理上的“圈子”可言,天地任驰骋。成就了一批人,也毁掉了一批人。没有人去统计其数量,也就得不出科学的论断,这也是文化评价时而“好”,时而“坏”的原因。
此境中,优秀而走运的人,更加优秀;优秀而不走运的人,更加忧心;不优秀而走运的人,心安理得地大走其运了。前两种人,都值得花心思学习或惋惜,唯独不要对后一种人做任何感想,那都是对自己无谓的消耗。
有一种人的错误,不在于他想法本身的对错,而在于他相信一套足以应对一切的真理。
为了辩护此种不可能存在的真理,他不惜争吵(最不可取的末技)。殊不知,“没翅没脚的真理,争吵一起,它便远走高飞。”
一个善于吐旧纳新的愚人,要比一个惯于冥顽不灵的聪明人可爱的多。且人可以愚,也可以聪明,最不能弄丢的是可爱。
成功,但是不可爱,总归差了一截。要是可爱,就算不成功——怎么可能不成功?
关于写作、文学上的事,常见不可爱的人,常遇不可爱的事。这里就有我自己。
余尝属文,言眼下的“写作氛围”很差。
这言论,很大程度是源于我自己的文章不被人重视,因我自诩为正统文学。追根溯源,自古以来的“愤世嫉俗”,也大都从自身的失败出发。未尝见一个世人敬仰的名家,成天抱怨世道不公,也许他会警觉、倡议,但不会如此热烈、迫切。
诚言,当下大多数人的阅读流于表面,三流文学晋升二流,二流升一流,原来是一流的,而今非主流。
这个现象,很大程度是“新闻报道”借由网络传播导致的。从前,新闻不过报纸杂志,形式非常有限,而今随意点开网页,信息量之大令人惊骇。在这样的竞争下,各商家(是商人无疑)无不各出奇招,摄人心魄。渐渐,人们惯于阅读“新闻性”的文字,因其简单明了,篇幅短小,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官刺激、调动共鸣。
另外,任何时代的最大阅读群体,都是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有时间、财力、理想、对书籍尚存崇拜和信仰,所以会投资到文字上。而这一群体,受年龄、阅历的局限,很难愿意读又苦又涩的文字,那种故意“留给读者遐想空间”的文章已经失宠。人们无意于深度思考,忽觉拆袋即食的比较可口。
但这是无可厚非的,否则我就要把年少时偷偷在书桌下面看郭敬明小说的自己揪出来,耳提面命一番。
年龄增大,见识不同。
到我这个年纪,就开始热爱包含着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思所想的书。等到中年,肯定又不一样。大多数的名著,本来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非要丰衣足食的小学生读《战争与和平》么?而且这些书现在就摆在随便一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大家是完全能读到的,故完全不必哭喊“文学已死”。只是人们对这些作品不关注了,年轻人上来读,没有了年长的好友答疑、解惑,身影略显孤独。
按照希腊人的风俗,年轻人必交得一位年长的朋友,且有智慧。我们缺少这样的习俗、氛围。
有为的年轻人,自己做自己的老师、审查员、纪检员。对自己的言行常常反思,把意识一分为二地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舍,得。成为可爱的人。
话说回来,陈丹青先生是烟不离手。这么重视艺术的人,不管自己的身体,也有点意思。
文/张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