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资深对医院，疾病和死亡有恐惧心里的人来说，去劝说孩子勇敢面对挚友的意外离世，真的是个大难题。得知女儿的闺蜜——一个漂亮，自信，大方，学习优秀的花季女孩死于非命，我不但没有能力传达给孩子正能量来面对这一切，而且这又一次激发了我内在的恐惧。我为此心中满是愧疚。我很讨厌自己心中住下了这个魔鬼，但却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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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春节这个疫情爆发期，我一共休息了四整天。工作的日子，每天白天上课，中午和晚上咳嗽，如果晚上也有课，那就晚上下课后咳嗽。感觉是把这辈子应该有的咳嗽都补上和预支了。很奇怪，上课时咳嗽按钮好像自动关闭，或者调为抵挡，一到休息时，这些被按捺已久的咳嗽们就争先恐后，一涌而出，大有要把我干个人仰马翻的地步。闺女很担心，联系了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家长，非让我去医院拍片子做检查。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去。为这事，闺女生气说我讳疾忌医。其实，有些事情，她不了解，短时间内也不会理解。医院本身给我带来的心里压力并不比什么大病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晚上偶尔会想到人死了以后去哪里这个问题，一想到会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浑身战栗。有一年听大人们讲哪里哪里发生了地震，我就闹着不让大家脱衣服睡觉。大冬天晚上，母亲必须跟我一样穿着大棉袄，二棉裤的睡觉才行，不答应就哭，挨打也哭。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由我安排。第二天早晨醒来，母亲抱怨比在地里干一天农活都累。而我却很高兴，因为我看着家人一个不少的都在身边。

长大一些，因为学习，工作，慢慢淡化了一些这种恐惧。它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是，我仍然会因为亲人生病而心里很恐惧。有时候，我甚至想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一定要面对和亲人的离别，我不想见他们被病魔折磨的痛苦的样子，更不想看他们最后一眼。因为看不到那些，他们在我心里就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么鲜活的生命。我可以靠着意念使他们永远永远的健康得活在我的心中。这很自私，却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不知道这种心理是不是正常。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它不正常，都不敢让人知道。可是它的确是如影随形的伴随着着我到现在。

2

工作后，就是大人了，很多事情需要自己独自去面对，不能指望父母的庇护。有一次我去医院做胃镜检查，也顺便采血检查了其他项目。检查过程还好一些，毕竟痛苦时，人们可能就暂时想不起恐惧。但是坐在走廊里等结果和面诊时，那简直就是等待宣判的人一样，好像冥冥之中，自己已经被判了最重的刑罚。医生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他很职业，从任何微表情，我都解读不到有关我病情的判断。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把那些检查的单子，连同他写的东西交给我，“没啥事儿，给你开点药吃就行了”。没啥事？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我盯着化验单，看了一会儿那一大堆数字和符号，“需不需要叫家属？”我怯生生的问。尽管明知道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家属陪同。但是，电视里演的都是，有些病不能跟病人直接说，是需要叫家属的。那都是天大的病。

医生一抬头，笑了，“叫家属干什么？”我终于忍不住哭了，指着化验单上一个符号说“这儿有一个加号。”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除了怀孕，加号一般就代表不好。医生笑得更厉害了，他说“那说明你体内有抗体。”“抗体？”我听不懂，医生很和善，说“就是你曾经接种过疫苗或者被病毒侵犯过，然后产生了抗体。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了，只是对医院的恐惧仍没有减少。

后来，有了家庭，怀孕产检仍是惊心动魄的事。每一次躺在床上做B超，我都努力地看屏幕上那灰不溜秋的图片，尽管什么也看不懂。然后检查完起身时，顺便用很小声的问检查的医生“怎么样？”有的医生很直接，会说“放心吧，孩子很好。”有的医生故作深沉，“一会儿出结果。”每到这时，我又会心里乱作一团，很想有个架子支撑着我走出房间，或者最好是躺在担架上，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仿佛那样就安全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个孕期。直到见到了新的生命以正常的样子到了这个世界，对于怀孕的担心才画上一个句号。

3

又过了几年，一天，家里来的一通电话，直接让我窒息。说父亲住院了，让我回家一趟。我明白这种电话意味着什么。腾云驾雾般的坐上晚班车往回走。到医院里，正好赶上要去取诊断书。哥哥示意我跟他一块去，留下母亲和姐姐在病房陪着父亲。我看到母亲熬的布满血丝的苍老的眼睛，看到姐姐如看到救星般的眼睛，看到哥哥复杂又有些躲闪的眼睛。我没有敢看父亲，我害怕看到他垂老衰弱的样子。他应该是我心中不倒的山，永远奔腾的大河，是爱和力量的源泉。我只是把买给他的好吃的放在床头的小桌子上。

县城医院的医生很简单粗暴。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喊了父亲的名字，我和哥哥踩着棉花般的深一脚浅一脚跑上前去，那人声音响亮的说了两个字“癌症！”我之前面对过很亲密的人有难以摆脱的疾病困扰，那已经激发开了我童年恐惧的潘多拉盒子。我很懦弱的选择了逃离。懦弱就是懦弱，尽管我想强大，但是我没有能力战胜它。如果心魔那么容易战胜，那它真的不能成为魔。这一次，我亲眼面对到这样冷酷的事实，以这样的形式被宣布。不是同情家属，委婉告知吗？总而言之，我和哥哥是相互搀扶着走出门。我看不清他，我想他应该也看不清我。我们瘫坐在院子的台阶上，半天，哥哥说：“咱们一会儿回去，别把这件事说出来，就说是炎症。”后来我们商量，拿着父亲的切片去省城做病理。于是，我和哥哥很奢侈的直接打车去了。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窗外本应是一片生机盎然，可我看不到一点点彩色。如同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看到了夏日落叶的晋祠和结冰的新湖。而今，我联想到了电影，电影中对于人物心里恐惧或者悲怆的表现偶尔会用这种方式呈现，黑白色处理。真的是艺术源于生活。我们村有个大婶，家里的独子在十九岁的时候触电身亡。她哭的一度昏厥，但是没有靠近儿子的遗体，与他告别。这在村子里一度被人所耻笑。他们笑她连自己儿子的遗体都害怕，是不是亲妈。但是，我很理解她。我知道她对儿子的爱不少于任何其他一位母亲。只是她的爱很特别。

尽管后来的检查结果证明，父亲的症状的确是发炎，但是那张错误的诊断结果仍然让我在恐惧的路上走的越来越远。

4

后来，母亲经历了两场大手术，手术前的签字和手术中的在门口座椅上的等待，又使我的心像放在平锅里，煎了正面，煎背面。

那几年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有一年，父母在我家正住着，家里传来消息，哥哥从车上摔下来，脚骨折。我希望只是骨折，但是忍不住往更加恐怖的方面想。一想到哥哥怎样，父母又会因此而怎样，我恨不得自己先他们离去，好不用面对这些现实。但，即使这样，还要装作没事儿一样，找理由早些把父母送回家，并且在路上在要制造偶然，突发，以合理、平缓的理由把父母带到哥哥病床前，还不能吓着他们。真难啊！长大的标志就是会主动保护父母，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后来，我想，我们小时候生病，住院，父母一定也不是那样坚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脆弱吧？

再后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的时候，嫂子又查出了病，直接大病理赔的那种病。我至今没有勇气把那两个字说出来。哥哥找我商量，我除了能给他经济帮助，真的给他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甚至我为这件事抑郁了好久。

如果说以上的经历，都属于我个人的经历，那么疫情三年，很多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恐惧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渡过的。或者说，我更想知道有没有一种方法让人战胜这个心魔。我读书，听讲座。古老的先圣哲学有一定帮助，现代的心里催眠也有一定作用。这些都尝试过，会比以前稍有好些。但是仍然找不到一个彻底解脱的方式。也许，这是需要用一生来战胜的。恐惧到底来源于什么？未知？不确定，或者确定性？很小很小的时候，那颗恐惧的种子是怎么埋进我的心里的？我一直都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