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儒家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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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读了几本中国社会研究方面的书，通过这些阅读，我开始明白一些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冲突可能来自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协调。一开始我会觉得怎么还有人能在研究了自己的同胞之后还依然能够爱他们？读完后却又释然了，因为太多地方感到亲切又觉得无奈。
我认为知识让人能够理解更多的东西，于是就更加包容。
一. 熟人社会中的亲与疏
我们虽然现在觉得已经离农耕时代很远了，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比如在过年时的家庭聚会上，如果有人敲着门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
对于不熟悉的人我们常常要互通姓名，但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就像小时候在家偷偷看电视，大家基本都具备听脚步声就知道谁回来了的本领。这是我们对家庭成员的熟悉，而“家”这个字最能伸缩自如。
“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家可以很小，小到“穷在闹市无人问”。而一到有钱、有名、有利的人，则可以大到像个小国。
所以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写到的“差序格局”，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红楼梦》好一似食尽鸟投林
我们的文化已经很熟悉这种熟人社会的状态了，无论是现在社区自治中重建邻里关系，还是再在大学里建一个行政班级搞搞活动，以及国企中一些氛围，都是这种文化的遗迹……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细致高速运转的工业社会，很多乡土社会中的这种关系已经不能被一些年轻人接受。一定是有人喜欢这样“天下一家”的氛围，但是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在最后一章写到的，欲望是一种文化表现这是被塑造出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注重边界感。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是模糊不清的。比如站在差序格局的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你要说他是自私的，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团体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所以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都可以占点便宜的意思。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这就造成了大家对自己的权责认并不分明，并且有着一种天然的政治冷漠，毕竟自这种网络太灵活了，而且越往核心对“己”也就越重要，如果没被波及就一切可以忍受。只要能保存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现有的秩序下去谋利就是没有关系的。这种不能违反的秩序是什么，在现代社会是法律，但是还有更加隐秘的一层。
二. 儒家文化中的父权秩序
在农耕社会是一个经验社会，只要社会不变化，人口没有迁移，那么这个经验就一直有效。所以也不用告诉老百姓其中的道理，只需要遵守就不会出错，这就是礼治的基本逻辑，儒家提出克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希望君子能够在差序格局中扩散自己的品德，修己安人，于是有五常。那么纵向来说，儒家提出了三纲，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
于是君子克己复礼，将美好的品德一圈一圈推至国家。
这种纵向的秩序在家庭之间
如果说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于是很多家庭中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只有女性生了孩子才能被完全接纳为家人，因为此时才有了伦常，和这个父系的家庭有了血缘的脐带。于是纵向的秩序被发展下去。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家族中对于血缘、生育的重视，家族延续的重视要远远大于对于爱情的重视。你不准早恋，但是到了年龄你得结婚。失去了爱的能力不重要，但是家庭永远是一个稳固的核心，这也是这个社会稳固的核心。
同时儒家强调孝文化，这是和我们的财产观念是分不开的，这个后面叙述。但是这种精神从格局的内外上下传导，把每个人都紧紧嵌入其中。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并保持稳定，以及我们缓慢的进程都和这种文化紧密相关，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也有论述的部分。
这种纵向的秩序在职场之间
同时这种恭顺、上下的关系，在官职层级结构中依然存在，因为孝这个共同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这些人的。实质上，封建的忠诚在一定范围内已被转化为上下级之间的恩护关系，忠诚的基本特性是家父长式，这个和自治环境中的长老制也很有关系，在韦伯的书里也有相关的论证。但是我们看到，一是还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有这样的现象，二是原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倾向别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家长和孩子在择业、婚姻上会有矛盾，这和双方的认知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在当今的教育之下，包括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新一代所建立的一些观念，已经和以往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老的一代人会认为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有些长辈自己结婚生子都不一定教出了满意的答卷，却依然认为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出错的选择。
在礼法不变的社会下，总可以学到不同的经验，入乡则问俗。
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我的家庭、家族和社会，我们在一种隐秘的逻辑中稳定的前行。儒家培养了士人阶层，而庶民只该被教化。
三. “养儿防老”观念从何而来
在问一支笔是你的还是你家的时候，回答往往是两个都是。我们的家庭尤其是传统家庭中，个人财产是相当模糊的。于是身为家庭中的子女，如何界定与家庭的分离以及经济的独立，这是很难讲的。
随着父母年老依赖程度的增加，他们的权威便按比例地缩小。父母财产的所有权逐渐过渡到子女身上，话语权威也逐渐交由子女。这些退却的步骤与下一代义务的增加是相互关联的。下一代从完全依赖于父母到担当合作的角色，最后到挑起赡养父母的全部责任。在乡土社会中，消失的是社会保障：没有保险、信贷机制不完善、缺乏理财途径…于是赡养、债务等等就完全转移到了子女身上，更重要的原因是财产的转移。但是现代社会我依然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买房子依然要掏空几家人的口袋，社会服务不能提供良好的养老保障。
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到了儒家文化在人伦上的这种亲切的关怀。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在传统的典籍中，我们经常会找到这样安抚我们精神的句子，让人忍不住感叹“没错，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四. 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
儒家思想依然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从社会层面来看儒家没有以出生为准的身份限制，接受这既有的世界，它对个人的最高要求，是去适应这世界。所以现在我也可以解答自己的问题了，关于为什么无论什么情况，中国人都愿意活着。
中国士人的这些特性，使得他们的态度是积极入世，并且渴望在此世建功立业。同时，希望留芳千古，这是一种家族情怀，而并非是如佛教那样超脱出轮回。因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更多的是祖先崇拜。
士大夫们对结构与制度的维持有浓厚的兴趣，倾向正统与传统主义而不喜更新与变迁。他们对于秩序与传统主义的一般倾向，反映在“君子理想”的特质上，这包括在言谈之间具有引用古典经文的能力、纯粹的人文心智、忠诚法则的严谨信守，不断的自我节制以对环境有良好的适应，以及对黩武思想的鄙视。
儒教有利于大众的驯服与君子的尊严身份，然而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塑造的生活态度。却必然保持着本质上消极的特质。（比如克“尽人事听天命”，“命中有时终须有”）这样的生活态度不可能使人渴望追寻一种由内而外的统一，生命只是一连串的事故，而不是在一个超越的目标下有条理地设定出来的一个整体。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自我，去觉醒自身的力量。但是我依然觉得，儒家文化主导下我们没有形成很核心的人格以及动力，而且这套精神文化完全和我们现在的现实情况不配套，也没有完全退出我们的社会生活。虽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但是完全没有被接纳。我觉得传统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冲突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
但另一方面来说，我欣赏儒家的士人精神，因为他是无意于弃绝生命的救赎，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世的救赎，因为社会现世是既有而被接受的。他只想通过自制而谨慎地掌握住此世的种种机运。这就是为什么这片土地上一直书写“活着”的故事。
五. 最后
我想用一个故事结束。
1933年，一个年轻而高傲的中国大学生搭乘一艘航行于中国海岸的船只旅行。当他趴在甲板的栏杆上观赏日落的景致时，一位美国的洗礼派传教士走向他谈论起宗教的话题，他突然宣称：“年轻人，你充满了罪，你需要悔改。”那年轻人感到相当的震惊，并且怒气冲天地回敬道：“我出身于名门，具有良知良能，而且谨于道德责任与道德行为的信守。何谓我充满了罪恶？也许你是充满了罪恶，但我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