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打卡4

1.王室衰微，诸侯纷争，逐步动摇着西周官学的根基。而王室文化官员下移列国、混迹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者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所谓“官失而师儒传之”。殷商、西周一元未分的王官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

2.与昔日的巫史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身份羁绊，形成新的品格：一是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二是政治参与意识强烈；三是道德自律严格。

3.时代呼唤人才人，人才推进时代。先秦士子群体应时而兴，才俊辈出。有思想家军事家，政治课外交家，辩论家水利家，史学家天文家，诗人医家等等。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学术人才出现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论，与中国春秋战国的士人群体可以比肩比美的，大约只有古希腊的群哲。

4.战国文化多元的盛况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保留较多的原始民主的遗存，二是政治多元为文化多元提供条件，三是士子普遍富有批判精神。

5.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山林。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修养生息。儒道互补，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

6.文明作为历史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展的。文明至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明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一些代表性的区域文明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还有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燕文化等等。

7.“和而不同”表现在学术风气上，便是承认差异，既不封闭，也不盲从，对前人和外人的思想加以扬弃、综合。先秦诸子各有性格，如儒的醇厚、墨的谨严、道的超逸、法的冷峻、名的致密、阴阳的流转，绝无雷同，各自独步千古；然而，诸子又并非各不相及，自闭门户，他们遵循“和而不同”路线，广采博纳，在融通的基础上攀登新的学术高度。如荀子以孔子儒学为主宗，又吸纳法家思想，批判诸子各派，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成为古代思想的综合者。韩非子师承荀子，改造老子学说，统合前期法家思想而集其大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易传》更综会儒学各派，又吸纳道、法、阴阳诸家，全篇洋溢着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又蕴含墨家、法家式的冷静和道家、阴阳家的辩证思维，体现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与多的统一。

“和而不同”是诸子竞存的晚周学术的精义所在。这一优良传统，后来虽一再被文化专制所压迫摧折，却始终不曾泯灭，时如地火潜行，时如热泉奔涌，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