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离家出走
我终于离家出走
潜水、滑水、追女朋友，又一个愉快的暑假匆匆结束，我回到纽约。妈妈找了另一所私立学校——“宾利中学”（Bentley），同学大都是犹太人。军校学员对女生总有种特殊的魅力，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标准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和满满的自信。男生也拥戴我，因为我能打架。只是这种新鲜的认同感最终演变为灾难。我如此迫切地渴望被爱、被接纳，很快沦陷于种种恶习的泥淖无力自拔。刚开始，每天从妈妈包里偷一支烟，上学前和几个男生一起闲逛着喷云吐雾。没多久就演变成每天两支，放学时也得过过瘾。再之后，索性偷钱自己买烟。
只要刺激，我什么都敢做。有一次，在迈阿密，我甚至从高高的桥上跳进海湾。举止越疯狂，就越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孩子们喊我“野人”。我的成绩愈来愈糟，又一次脱离正轨，生活漫无目标亦无乐趣可言。
一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小太保在公交车站闲逛，边抽烟边聊天。两个很漂亮的女生旁听。我想成为焦点，豪言壮语冲口而出：“学校太没劲了，一点儿都不刺激。我要离家出走！”
金发小美女露露倒吸口冷气，“哦，不，道格！不行！你要去哪儿？”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眸子里写满关心。
“你怎么筹路费？”另一个皮肤细腻的黑美人问。
老罗不甘心地挑衅，“道格才不敢呢，吹牛吧！”他是个小霸王，不甘心我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可惜在我意识到他是在妒忌之前，已经被逼到没有退路的死角，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或者甘愿成为笑柄。当然决不能选择后者！
我彻夜未眠，谋划出走并很快付诸行动：先从妈妈藏钱的地方，偷了三百美元，搭北行的汽车去以前的大本营，再徒步走到离军校不远的小山丘，露营数日。从帐篷里能看到军校的建筑，我真恨不得回去！每天在丛林里，与日俱增的只有孤独，最后我终止行动，打道回府。至少再没人敢笑话我！现在回想，当时自己怎能如此令父母伤心？我只觉得没人关心我，也没人需要我关心。
有了第一次经验，很快衍生出又一个真正的冒险计划。我有了新主意：和几个哥们一起去墨西哥，种大麻为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我和印度男孩大卫·麦克林很投缘。他性格好，外表帅气，还有灿烂的笑容，女生见了他就像蜜蜂见蜂蜜。和他在一块儿，我觉得很有面子，他则欣赏我的疯狂和大胆。我俩一拍即合。但还需要第三个人，找谁呢？
“维克多怎样？”大卫建议，“他说过想离家出走。”
“不知道，”我说。“我挺讨厌他的。”但考虑了几个人选，最终我们还是邀请维克多，看他是否有兴趣加入。他激动得一跳三尺高。
“带上护照，”我告诉他俩，“没必要招惹墨西哥政府。”
“去哪儿找大麻种子？”维克多好奇地问。
“我负责，”我打包票。“我有个朋友，可以卖给咱们足够开农场的种子。问题是怎么把大麻种子带出海关？”几番商量，确定了一个完美方案：在圣经中间挖空几页，把种子藏进去。刚开始我觉得这样亵渎神灵，可既然他俩都没异议，我只好扼杀了自己不多的良心。
万事俱备，终于到了出发那天。“火车站不见不散。”我再次提醒，“一定得穿好点儿，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否则不出一分钟就会被警察识破。”
维克多偏偏不听。我们在火车站接上头。他穿一件旧军装外套，脏兮兮的工人帽，破烂的蓝色仔裤。全部行李捆成捆儿扛在背上，就像背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流浪汉！”
我们买票排队上车。三个警察迎面走来。我屏住呼吸，他们从我和大卫身边过去，围住维克多，开始盘问。大卫和我假装不认识他，跟着队伍混上火车，找到座位挨着坐下。
“哦，好险！你说要穿戴整齐太明智了。没人注意咱俩。”大卫压低声音激动地说。几个小时的行程，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可自由仍然转瞬即逝。在宾西法尼亚州的某小镇，几个警察鱼贯而入上了火车，慢慢朝着我们的车厢走来。
我小声说：“是在找咱俩！快点儿逃到后面。”后面也有人堵截。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手到擒来。维克多这个叛徒，供出了我俩的名字、相貌和行动计划。很快我们和一个十岁的小杀人犯被关在一起，他用棒球棍劫杀了一位老奶奶。瞥这个小家伙一眼都让我毛骨悚然。
少管所的工作人员很友善，但我对他毫不领情。他是基督徒，竭力宣扬上帝和祂的爱，而我早已从犹太朋友们那里积攒了足够的偏见，从骨子里抵触基督教，对他的说教充耳不闻。
在少管所住了两天，我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门嘭地一声开了，两个衣着工整的警察站在门口，“带好东西，小伙子们，可以回家了！你们家长会和警察一起在纽约机场接机，所以，别想耍什么花招！”
胃里绞着的结一下子松开了，我如释重负。虽然与被警察陪伴的母亲相聚决非我愿，但至少，是个机会！
登机后，警察把钱和个人物品物归原主。哦，简直是天赐良机！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东风”！
抵达纽约机场，工作人员将悬梯连接到飞机，空乘打开舱门，接机的人群遥遥可见。大卫和我跟着其他乘客陆续走下悬梯，只是，我们没去航站楼，而是跳过几个栅栏逃跑。
本以为会听到警察的哨声或引起某种骚乱，可似乎没人注意我俩。我们逃上出租车，向北开了几里地，看着跳动的计价器开始心慌。
我告诉司机，“去火车站。”然后小声对大卫嘀咕，“总不能把钱都花在这儿，火车票便宜。”
“好，但下一步去哪儿？”他问。
“警察一定以为我们还要南下，咱们就上北边。哈弗斯特劳怎么样？听说那个小镇不错，买个帐篷去山上住几天。”
“我跟着你，”大卫赞成。我们买票上了火车。
到了哈弗斯特劳，我俩凑钱买了一顶帐篷，一个睡袋。天黑得很早，徒步穿过一片墓地时，我的耳朵都能听到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脖子后面一阵阵发凉，寒毛直立。
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有很多奇怪的矛盾和冲突。常有人教我说没有上帝，万物不过是生物界的一场大意外，人死之后再无生命。可同样的这群人又说，世界上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存在——有个完整的灵界。想起家里偶尔召开和死人沟通的通灵会，再加上看过的恐怖电影，此刻的坟墓显得格外阴森。我以为人在晚上特别是月圆之夜走过墓地，一定没法活着出去，总觉得身边随时会有狼人或吸血鬼跳出来把我俩拖进坟墓。
当时我还没读过《圣经》传道书9章5节，经上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还有第10节，说到在坟墓中没有知识和谋算。我也不知道耶稣曾说过，死人就是睡着了，直睡到世界的末了、复活的日子。当我们终于把墓碑群远远甩在身后，觉得足够安全了，我才长吁一口气。
月亮渐渐升起来，我们奋力前进，找到一条通往山上的小径。爬得越高，积雪越深。可身为城里小子根本想不到，积雪越深上面也越冷。终于到达树丛中一小片开阔的空地，放下帐篷。“看起来不错！”我很自豪。
“没错！”大卫应声，“再也不用担心被人追上，累死了，好冷啊。”
开始支帐篷。月亮照在皑皑白雪之上，反射出足够的光亮，帐篷很快完工。刚解决头顶的庇护，思绪又转向空空的肚子。尽管手指几乎僵住，我俩还是费力地打开一罐豆子，再用固体酒精加热。
“让酒精灯烧着吧，”饱餐后大卫提议，“能暖和点儿。”两个小伙子穿着衣服挤进惟一的睡袋。尽管很不舒服，但总算能彼此取暖，筋疲力竭的我们很快进入梦乡。
几小时后，我俩在一滩冰冷的泥潭里冻醒。酒精炉加上体温，融化了帐篷下的雪，我们全身透湿、僵硬地爬出睡袋，牙关打着颤，傻站着大眼瞪小眼。湿漉漉的衣服紧紧粘在身上。
“不管你怎么想，我必须马上走。”我对大卫说。
“我跟着你，”他又问，“帐篷和睡袋怎么办？”
“扔了。睡袋又湿又沉，我已经冻得没劲儿拆帐篷了，快走吧！”
我俩跌跌撞撞地踏上下山的小径，路上又添了几尺新雪。这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寒冷、最悲惨的一天！终于进了城，只有一间小酒吧兼饭馆仍在营业，温暖的灯光勾起我们无垠的向往！
“赶紧去暖和暖和，”我提议。走进去环顾四周，房间后面有张台球桌，几位客人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吃着汉堡、薯条，他们都停下来转向我俩的方向，我知道，他们是在看两只狼狈的“落汤鸡”。可饥寒交迫之下，面子算老几？
爬到椅子上坐好，我们点了餐。我的口袋只剩下不到十块钱，不过足够一顿饭还略有富余。我点了个汉堡，双份薯条，狼吞虎咽地消灭掉汉堡后，吃薯条时已经不再打颤，接下来“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抽了两支。我们开始小声商量。
“这地方又舒服又暖和，”我对大卫说，“就留这儿吧。我可不想再受冻。”
“可是快关门了，到时候还得走。”
“去玩台球，还有钱吗？”
“一点点，”他说。
“好，玩到没钱为止。再作打算。”
我们抽着烟，打着桌球，直耗到打烊。衣服干了，世界也明亮了些。老板近前来：“该休息了，小伙子们，请回吧。”他几乎是在用道歉的口气恳求，我俩无助地看看对方。
“我们不能走，”大卫脱口而出，“我俩没地方可去。”
“是啊，我们正在找工作，”我撒了谎。“我们在纽约失业了，没钱住旅馆。”
老板有点儿不知所措，楞了一会儿，他说，“请稍等，”转身进了厨房，老板娘正在那儿收拾打烊。很快，他回来了。
“愿不愿意在这儿住几天？包吃包住，你们先打点儿零工，也许很快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满怀感激接受了这份帮助，庆幸终于有了温暖而干燥的床，还不用饿肚子。
可惜新家没住多久。主人发现真相，向政府举报我们是出走少年。我俩被带回警局，要想骗天天应付离家出走的失踪人员的警察，恐怕是白费力气。警局很快查明我们的身份，并通知了家长。大卫的妈妈第二天就来接他，警察径直护送我回到纽约机场，母亲来接机。
“谢谢您，警官，”妈妈说。看得出她真的很受伤也很愤怒。“道格，你怎能这样？”她喊道，“能为你做的都做了，我受够了！去找你父亲吧，机票定好了，一小时后起飞。”
候机时我和她之间横亘着紧张的沉默。大墨镜掩藏不住她红肿的眼睛，我真的很抱歉。面无表情地和她互道再见，我再次登机，无力地瘫坐在座位上，茫然望着窗外，我恨自己，也恨这世界。我不喜欢和父亲在一起，他太严厉。
到了父亲家，我阴沉着脸，满肚子郁闷，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我忍不住妒忌继母贝蒂和她的儿子。她的确努力向我示好，但我没给她一点儿机会。既然没人爱我，没人想要我，我也让身边的人都不好过。最终贝蒂向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他走，要么我走。”没人觉得意外。
父亲让我搬进自家宾馆，每天专车接送。按照新的日程表，我每天在机场的飞机库里工作半天，另外半天上学。我简直像个奴隶，没有说“不”的权力。我恨这种日子！
父亲开始每周接到校长投诉：道格又逃课，又没完成作业，又搞破坏。于是父亲来接我，带我去吃饭、谈心。我很享受这种聊天，至少证明他关心我，可他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
但有一句话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我再不改，下一站就是少年感化院。我知道他一言九鼎，便很努力地想改，可惜一天都没坚持下来。只能再逃跑了！
那天还没结束，我又麻烦缠身。我和朋友乔去海里游泳，都没带泳衣，反正天黑了，索性祼泳。在碎浪区游了半个小时后我提议，“有点儿饿了，咱们拿衣服去那栋没人住的海边别墅翻翻，顺便躲到身上干了。”
我俩爬上岸，抓起衣服，飞跑到旧房子门口。稍一用力，门咯吱咯吱地开了。我们随手关上门，大摇大摆走进屋。
“风越来越大了，”乔说，“听！破窗户被吹得呯呯直响。”
“我也听见了，”我说，“赶紧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当毛巾。得快点儿穿好衣服，有人听见动静该过来查了。”我们正翻箱倒柜，前门开了，两个警察走进来！
在这种有伤风化的装扮下被抓住真没什么值得炫耀，我羞得要死！但还是佯装大无畏。警察把我俩带到局里审讯。我很谨慎地隐藏了真实身份，否则他们会立刻通知父亲，那是我最不想见到的局面。于是我编了个名字，说自己叫亚当·费舍尔，来自纽约。我被关了一星期。
我有点儿怀疑自己的决策是否失误。拘留所里的白人男孩寥寥无几，黑人和古巴人对我们很不友善，但我死扛着。警察每天都要盘问，直到有一回我无意透露了曾经就读的一所学校的真实名字。没几个钟头，他们就查到我的底细，给父亲打了电话。
签名之后，我爬进父亲新买的豪华林肯。一路上他一言未发，显然他对我已经无技可施。
妈妈总能想到新点子。她和父亲探讨对我的教育。“道格需要一所能让他充分表现自我的学校，”她说，“我找到了！缅因州的潘辛格（Pinehinge），是一所极度推崇自由的试验中学。最基本的办学理念就是让孩子只学自己关注的知识。你知道，道格从不肯学他不感兴趣的东西。这所学校是专为他预备的。”
父亲更崇尚纪律严明的学校，但最终也只能妥协。毕竟，他的法子在我身上也没有奏效。
我终于离家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