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童年、遥远的学堂

故乡、童年、遥远的学堂

大弯山像一面飘扬的旗，斜插在南坪的最南端，从渭河南岸一直到大弯山脚下，由低到高一台台延展着大小不一的坪地，因此就有了毛李家坪、中坪、卢儿坪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由坪命名的小村庄。中庄在最南端，坐落在大弯山脚下，大弯山像一弯臂膀，把中庄轻轻的揽在怀中。很早以前大弯山上是没有坪地的，从山脚到山顶是一块块漫坡地。地埂都非常大，上面长满了杨树、柳树、桦树和各种灌木。沿着庄中间的土路，从村头一直安家山，居住着五六十户村民。每家每户的屋前庄后，都有大大小小的果园。春天，粉红色的桃花，红色的杏花，白色的梨花，塑成串串的榆钱，四处飘荡的杨花柳絮，按照时令次第开放。中庄和大弯山一道掩映在一片花海之中。夏秋时节，红彤彤的樱桃，金灿灿的杏子，压弯树枝挂在墙外的麦梨，鉄梨，一直到叶子落尽还挂在枝头的石枣，总是填充着因食物不足而空瘪的中庄人的肚皮。

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时，中庄人靠架子车、铁锹、土筐在大弯山上修出了一台台的梯田。那个时代恐怕是大弯山历史上最热闹的时候，白天从早到晚的放着大喇叭，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半山腰还搭着一顶帐篷，里面有专门的人播报新闻，通报生产进度。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硬是把大弯山修成了公社要求的样板梯田。为此，中庄的老一辈流过血和汗，正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悔的付出，才使中庄面貌更加美好。春夏绿油油的庄稼满山满洼，秋天，山坡上的梯田地又是一块金黄一块深绿，就像一副多彩的山水画，挂在渭河南岸那片一尘不染的湛蓝的天际。冬天的中庄，到处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慵懒的味道，大弯山灰头土脸的矗立在凛冽的寒风里，候鸟飞绝，几株佝偻在地面的枸杞树上为几粒晒的黑红的枸杞子争来抢去的是一群灰塌塌的麻雀，高大的白杨树上偶尔会传来“棒棒棒”的声音，那是一只在枯枝上觅食的啄木鸟。老人一般都会坐在火盆后，熬着灌灌茶，吸着老旱烟极少出门。庄子中间谢家坡坡上，被中庄人叫“牙衩骨台台’的那儿，有一株大榆树和李子树，树下农闲时总有一群年轻人为某件事争的面红耳赤，年轻媳妇和大妈大婶做着针线活，拉着家长里短。现在却是难得一见。这是一个宁静平和的小山村。不论春夏秋冬，你站在大弯山顶，总能看见一抹淡淡的轻烟缭绕在村子的上空。清晨，鸡鸣狗叫，小鸟欢唱，一缕缕炊烟缓缓飘起，中庄人在平淡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傍晚，夕阳西下，暮色中，大人背筐挑担，孩子牵牛赶羊，不紧不慢的回到家中，中庄人在慢节奏中过着平凡岁月，当夜色和灰色的屋顶融合在一起时，中庄便慢慢沉寂在梦境中。

中庄的学校最早办在社址院里，是原来生产队的马厩。一间小小的教室，用砖块和酸泥砌一个砖栋，上面摆一张长长的木板，就是一张课桌，凳子更是五花八门，有学生从家里拿来的小木凳，矮木墩，甚至是几块砖垒在一起，坐在上面上课。一张课桌上坐四个学生，两行是一年级，两行是二年级，一个老师，给一年级上完课再给二年级上也就是现在有些地方还存在的复式班。两个年级一共十几个学生。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中庄的小学已经办了好几年了。

中庄的村学只有一个老师——黎老师。黎老师当时三十出头，大高个，身体结实，经常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蓝色的帽子，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总是别着一支钢笔。黎老师一脸的青胡茬总是剃的干干净净，他把自己收拾的很整齐，很像当时公社的那些干部们。（在当时穿戴整齐，别着钢笔的只有公社干部，许多乡村老师打扮的更像农民。）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在学校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笑脸，在当时，他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孩子最怕的人。有时候做梦也会喊出“快跑，老黎来了”。我们私下里偷偷地把黎老师喊老黎。

一二年级的许多事已经像流逝的岁月，慢慢的湮没在过往里。但黎老师高大威严的身影总是清晰的出现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黎老师年轻，脾气大，手里经常拿着一根小拇指粗细的竹子教鞭，谁调皮捣蛋了，谁的字写错了，从来不会让你提前知道，当一声大喝传来，粗重的教鞭会狠狠的落在你的头顶，你才知道你做错事被老师发现了。偶尔头上落几个包也是经常的事。在学校挨了老师的揍，回家是万万不敢告诉家长的。我的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父辈，总是认为把孩子送到学堂，就是送到孔圣人的门下，老师责罚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谁不小心说漏了嘴，在家挨一顿家长的斥责或者暴揍，也是经常的事。不像现在的孩子，学校老师管不得，家长说不得，动不动离家出走或者轻生，更有甚者家长一看孩子受批评或责罚，跟着孩子到学校大闹一番，打骂老师的事经常见诸新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其实黎老师文化程度不高，听人说是完小毕业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会说普通话，至于汉语拼音的声调，就更加不会读了。小学一年级第一课就是学“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后面几课都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些口号。老师教了以后，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我们会拿上课本在校园里一遍遍抄写。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铅笔和作业本，我们会从废旧干电池里取出碳棒，我们都叫“电煤”，然后一人一块地，老师会根据人的多少把校园划开来，学生蹲在地上书写当天学的生字，最后老师还要检查，谁写的好会口头表扬，谁写的不好或者乱画一气，自然会有老黎的教鞭伺候。

黎老师不苟言笑，说话带着浓重的方言，讲课，领读课文都是用夹杂着方言的不像普通话的普通话。最好笑的是当黎老师教汉语拼音时，许多声母和韵母都读不正确，在教“妈妈”两个字时，他总会大声读“m-a-ma,妈妈的ma ,二声ma”，然后在讲桌上用教鞭使劲的敲两下。今天我们儿时一起上学的几个伙伴在一起时总会调侃一番， “m-a-ma,妈妈的ma,啪、啪，两板子”。以至于我们前前后后上过中庄村学的孩子，几乎都不会说流利的普通话。

村学的夏秋是最好过的季节，那时是春季第一学期，秋季第二学期。学校每天早上两节课，下午两节课，上长上短，全由老师决定，黎老师那时好像是有手表的，但不常看。夏天的下午放学离大人收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会提上篮子到山上沟底拾猪草，我们年纪小的就跟着他们疯玩。特别是在发暴雨后，我家门前张家涝坝里总会聚满满一涝坝的水，我们几个小男孩，还有一些略大一点的男孩，脱的精光，跳进涝坝里“打浇水”，把头埋进浑浊的水里钻”瞎猛子”，看谁在水下闭气时间长。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干旱山区的孩子，是一年中难得的和水打交道的日子。当然这些都是在大人不在的时候偷偷干的。还有就是在我家门前的斜坡上溜滑滑，从涝坝里舀水浇到坡顶上，然后用脚把地面和草踩平，光着屁股从坡上滑下来，对这种游戏大人一般是不干涉的。女孩子的游戏相对就要文静许多，她们经常在一起玩“挖子儿”、”顶顶脚”、 “过家家”、 “办办宴席”之类的游戏。小时候的我比较文静，也喜欢女孩子的游戏，所以对这些游戏影响颇深。男孩和女孩一起玩的游戏是 “把把轿”、“挖鸡娃”，把把轿就是两个人把手十字交叉的拉起来，然后一个人坐在上面，大家一起喊“把把轿，抬花妙，谁家的媳妇儿没人要，谁要哩？我要哩，害怕巴屎浇尿哩”。然后乘坐的人不注意，抬的两人一松手扔在地上，害的坐的人经常摔跟头。“挖鸡娃”就是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但夏秋季节的许多活动和生计有关，秋收的时候，所有上学的孩子都要到生产队的地里拾麦穗谷穗，暑假要帮大人放牲口，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为家里多挣一点工分，补贴家用。略大一些后，每天上学前妈妈总要让我和妹妹提上粪筐到处去拾粪，然后往自家自留地里攒肥，那时拾粪的人多，所以因为拾不到足够的粪经常受妈妈数落。周末姐姐们总会把早上抬水的活安排给我和妹妹，我和妹妹抬着又大又重的木桶，到四五里之外的安家泉抬水，安家泉在山根下，四面环山，泉周围都是非常高大的柳树和白杨树，即使是盛夏，泉周围都是凉飕飕的，一股细细的泉水慢慢流出，担水和抬水的人要慢慢等，慢慢的舀满水桶。我们总是在大人舀水的时候，跑到水泉周围的山坡上摘草莓，捡蘑菇。玩够里，舀满一桶水，走十步歇一歇，跌跌撞撞的回到家时，水只剩半桶，姐姐们的午饭也熟了。

童年的小学堂没有现在孩子们的各种体育器材和设备，甚至连一副篮球架都没有，更不像现在的孩子吃的好，穿的暖。但那时的我们却有许多的快乐和自由，少了许多的束缚和和课外作业，一样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冬天的时光就比较难熬，因为教室里只有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而且是放在老师的讲桌旁的。那是一个四面漏风的房子，小小的窗户糊着一些废旧的报纸，而且经常被调皮的孩子用手指戳出了许许多多小窟窿，一刮风，教室里和外面一样冷。黎老师在冬天喜欢在小火炉上煮灌灌茶喝，他用一个沙灌熬茶，总是把茶熬的浓浓的，倒在一个小小的搪瓷缸子里，上课上到口渴，就滋溜滋溜地喝几口，一副非常滋润的样子。我那时常常想，黎老师的茶一定非常的香甜，常常有偷偷喝一口的冲动，但这些只是在心里想想。有时老师也会在小炉子上烤些煮熟的土豆，杂面的馍馍之类的食物，烤热之后，小小的教室里总会弥漫着食物的香味，我们坐在教室里吞吐着口水，饥饿感早把上课的事冲到里九霄云外。黎老师会在课间我们在教室外活动时吃掉那些食物，并且从来不会和我们分享的。那时家家户户的口粮少，仅够自己果腹，哪有余粮给别人。

为了御寒，我们男生会用大的土块小心翼翼的掏一个小火炉，里面放上晒干的羊粪蛋点燃，偷偷带到教室里放在课桌下，只要烟不大，不影响上课，黎老师对此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极少过问的。冬天一到周末和寒假，最喜欢的活动还是打“木喇儿”，最大的两个孩子要“拉人”，一根一米左右，手握着正好合适的木棒，其中一个男孩丢起来，另一个接住，然后一个人的手放在另一个人手的上面，谁最后抓住木棒的顶端，谁就开始“拉人”，拉的人一般都是从个子大，跑的快的人开始，像我们小个子，体质差的，两边都不爱要。把人分成两组后，在靠墙的地面划一个或者用土块垒一个叫“岗”的半圆，然后一组人轮流用长木棒把一块长约10厘米左右的木头做成的“木喇儿”击打出去，另一组的人在远处去接“木喇儿”，接住就是绝杀，接不住就要往“岗”里扔，扔进“岗”里也是绝杀，如果扔不进去或者被击打一方迎击出去，就要用长木棒张量距离，两组人都打完“木喇儿”，谁张量的距离长，谁就赢了比赛。输的一方就要“喝唠”，赢的一方把“木喇儿”打出去，输的一方从“岗”的地方开始，张大嘴巴，发出大大的“嗷”的叫声，从“木喇儿”落地的地方再返回，就算一轮比赛结束。那时，打“木喇儿”的游戏男女老少都参加，常常是冬季中庄大官场最常见的活动，现在基本绝迹了。

再后来学校因为要翻修，我们的教室搬到了村头老杨家的北房，课桌凳子之类的都没有变化，就是教室更小，光线更暗了。而且在杨家北房上学的日子多出了几样烦恼。一是杨家门口的小黑狗，非常的凶猛，尽管用铁链子拴着，够不着我们，但我们每次出入，它总是恶狠狠的往我们身上扑，吓的我们每次上学放学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还有就是杨家的公鸡，特别爱啄小孩，我们下课上厕所，每人都要拿一根树枝，准备和那只大公鸡战斗。有些女孩经常被杨家的公鸡追的抱头鼠窜，吓的连学都不敢上了。好在在杨家北房上课的日子不久就结束了。我们上完二年级，都到离家不远的小园子小学上三年级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里撤销了高中，村上撤里初中，中庄的村学因为离村上的小学近被撤销了，黎老师因为学历低，也回到了家里，先当了几年庄上的记工员，后来包产到户，就彻底闲了下来。因为做了好多年的老师，黎老师总认为自己是读书人，许多农活不会干也不愿干，每天总是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背着双手在庄里闲转，偶尔也会在自家门前的棋台台上和别人下两盘，但闲人很少，所以黎老师总是转到田间地头看别人干农活，特别忙的时候也会割割麦子，拾掇拾掇庄稼。好在儿女们都非常孝顺，黎老师的日子也过的很滋润。

记忆里我的小学堂总是和贫穷，饥饿息息相关，但童年的游戏，快乐和学习知识，是那段时间的主旋律。黎老师虽然不会汉语拼音，但他的严厉，苛求却让我们学会了许多的汉字和算数，也让我们懂得了尊重；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尊重知识。黎老师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精神尚好，每次回到中庄遇见他，他总会笑呵呵的和我的打招呼，但对他的那种“怯”却始终藏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是对老师，对长辈的敬畏，也是每个中庄人骨子里就有的对传统礼义的敬畏。

我的中庄，我的小学堂，烙着鲜明时代印记，短暂却又令人难以忘怀，虽然天天粗茶淡饭，有时甚至吃不饱，穿的衣服也总是姐姐们小的不能再穿，略加修改后的旧的不能再旧的衣服，但贫穷的生活磨砺了我们的意志，多年年来我们从未在困难面前低头，老师和父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了严于律己和感恩。这是那个贫穷破落的小学堂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