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二三事（一）

              1    割兔草和学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七八年的时间流行兔毛衫，新昌就成了长毛兔之乡，乡里办起了毛纺织厂，村里的永火大叔成了厂长。

    忽然一夜之间，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养兔，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在新建的泥墙房屋一层，垒起了兔舍，大抵可以养二十余只。

    于是，放学之余，我和弟弟就多了一件重要的事-割兔草，现在回忆起来，大约还是一件欢乐的工作。

    放学时间大概在每天16点，一回家，我和弟弟一人一个竹篮子，约上一些小伙伴，就往山上赶。

    长毛兔大概是不挑嘴的，喂到嘴边，只要是绿色就会吃，所以割草的任务不算太重，一般一个小时差不多可以回家。割草的地点四季分明，春天流连在桑田和山间茶树地，因为可以采桑椹、野草莓还有一些已记不起名字的野果子;夏天基本在河边和田野，因为可以抓泥鳅、钓黄鳝、摸螺丝和游泳，运气好甚至可以在河滩浅水里拣到一只鸭蛋; 秋天大抵在玉米地和番蕃地，渴了折根玉米竿，玉米竿咬起来很甜，馋了偶然会挖一块生产队里的番薯;冬天在苜蓿田或小麦地里，没有草就割把苜蓿;下雪后主要喂兔子吃胡萝卜和萝卜，下雨后喜欢去山上松树林，因为可以拾蘑菇回家煮汤。

    除了割草，还有兔子的一日三餐喂食，也成了兄弟俩的例行任务，记得兄弟俩往往你推我萎，总要交锋个三二回，认输者才怏怏而去。

    大约三个月左右，毛兔要剪一次毛，剪下来的兔毛分等级卖给逐村流动的收购小贩，这在当时的农村算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离家十里去上中学住校后，割草的频次变成周末回家的二次。大约上了高中，市场忽然又不流行兔毛衫，村里才慢慢结束养长毛兔的日子，我们也就不再割草。

    多年后在杭州，父亲笑着说:“你们应该感谢你妈，那几年的学费全靠你妈养了兔子！"

              2    七月双抢忙

    有一次与母亲聊天，大约是提起了少年时干农活，母亲一口否定我干过农活。在母亲的记忆中，也许指的是我十四岁离家住校上初中吧。

    虽然记忆有点久远，春种夏收，小麦锄草、施肥，拔秧、插秧、薅田、喷药防虫，双抢割稻、打稻、晒谷……，不一而足，应该都是我小时候无法抹去的、艰辛的记忆。虽说我对这些农活不够精通，但至少知道个五六成，如果时光倒转，再回到农业社会，我和家人大抵也不会饿死。

    那时，印象最深的还是七月双抢，早稻成熟了，一边要争分夺秒抢收，另一边要在收割后的稻田上犁好、耙好，抓紧时间把晚稻种下，不然会影响到晚稻的收成。那时人们既抢速度，又抢农时，赤日炎炎，大汗淋漓，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充斥于那二十来天的分分秒秒。

    因为酷热，父亲选择的割稻时间一般在下午三四点，田野象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金黄色的稻谷散发出璀璨的光泽和诱人的清香。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加上远道来帮忙的舅舅、几个表姐夫，并排站在稻田里，弓着腰，先用镰刀拢住一把水稻，左手握紧，右手 挥镰割去，只听“嚓嚓”一声响，一大把稻子应声倒地，再有规律地把水稻交叉放好，垒成两两对称的一堆堆小禾堆。割稻就是这样简单重复的动作，我们握着飞快的镰刀，收割着一行行稻谷，累得腰酸背疼。

    割稻后要打稻，早先打稻机是人工的，两个人一起协作，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脚踩在打稻机齿轮的杠杆上，齿轮带动滚筒飞转起来，两人双手分别接过一把水稻，放在滚筒上，来回翻转脱粒，边上有的递稻把、有的捆稻秸、有的把稻谷装袋挑回操场曝晒。

    抢收完毕，还要抢种。

    插秧前先拔秧，一大早起床就去秧田，蹲坐在秧凳上，双手贴着水面，把青绿发嫩的秧苗从秧田内扯起，一把把在水中涤荡，等根上的泥全部脱落，再用稻草扎成一捆捆，整齐地排放在秧田一角。秧田里有很多蚂蝗，偶然会有一条水蛇游过。拔好秧，你会发现 腿肚上叮着好几条讨厌的蚂蟥，它们吸得滚圆滚圆的，一头粘在皮肤上一头吸在毛孔里，显得是那样的贪婪，一扯，就血流不止。

    下午将拔好的秧苗挑到田头，然后一个个均匀地扔到平整好的水田里，要抛得不疏不密。在田里插秧是力气活，也是一件技术活，高手插的秧横平竖直，象一行行明快的诗句。我们几个人并肩插秧，将手里的秧苗掐分成一小撮一小撮，快速地按进滚烫的泥巴里，弓着腰熟练而快步的往后退，一棵棵秧苗也就慢慢将平整的水田重新披上绿装。如果插秧速度太慢，赶上傍晚蚊虫出没，就会变成非常难熬的事情，上有蚊虫，下有蚂蟥。

    我最后一次参加双抢是大学毕业那年暑假，后来参加工作后没时间回去。再后面几年，村里农田慢慢变成了茶树林，就再也不必在三伏天里进行“双抢"了，渐渐地，村里的下一代已经不知道双抢为何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