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4

2018-03-03  本文已影响0人  孔超飞

我听别人讲述着你的故事,神情中带着憧憬和怅然。驻足观看这一切,悠悠岁月,载载千古。你的名字,深深流淌在每个后来人的心中。

苏东坡,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你呢?而你,又希望我怎样看你呢?我想,这些杂语太过黯淡。“猿鸣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对啊,凡尘中的矫揉造作又与你何关呢?

        苏老泉,苏东坡的父亲。这个被写进《三字经》的男人二十七岁发奋读书,成了一个催人奋进的典型。或许是因为有了儿子,又或者是家族中其他人的影响,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放荡不羁的浪子终于在二十七时将目光望向了考场。事实上我们到现在都不能给科举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它成就了许多人,却又毁灭了更多的人。假如没有科举,苏子或许不会辗转多地,但若没有这些漂泊,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知道的苏东坡吧。

      苏老泉生下了苏子瞻和苏子由,他分别给他们起名位轼和辙,其中饱含着一位父亲对儿子热切的希冀与盼望。这一对父子是同一年去赶考的,苏子瞻高中第二。因为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此人的文章是自己一个弟子曾巩写的,而且写的还特别好,就为了避嫌,给了他第二。等后来知道真相才懊悔不已,并预测他日苏东坡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后来证明欧阳修的预测是对的。

        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苏东坡此时已经敲开了官场的大门。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学习和考试之后,苏东坡当上了官。按照他的成绩就应该留在京城,然后快快乐乐地等待退休,只可惜那样的年代出了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的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现在语文课本中的,是他那《元日》和《梅花》。但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便是那场发生在嘉佑三年的改革。我们在这里不过多的评判这个人和那场变法,提到他是因为苏轼并不同意变法。可王安石当时是宰相,新党当政。苏轼是旧党,在政治上得不到肯定的情况下,便只得请求出京。他先后被外放到杭州、徐州、密州等地,做一些通判之类的小官。我们所看到的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总体来说虽然政治上并不得意,但豁达的苏东坡依旧乐观无比,如风一样自在的人。这个豪放派的创始人,将他那种万丈豪情与乐观在诗词中展露无遗。此时他的名气不断上升,超越了那些文坛旧贵。出于政治与嫉妒,一帮小人便用尽心思想置他于死地,因此便有了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即苏东坡写《记承天寺夜游》的前几年。例行公事的苏东坡向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上奏了一篇《湖州谢表》,可能正义感很强的苏轼言词有些偏激,被抓了辫子。新党的人纠住他的措辞说他对皇上不忠,理应杀头。

        除此之外,那些平日里生活在苏轼光芒下的小人, 看见这位文坛大家落马,也纷纷上书。他们把苏轼曾经写的诗都又翻出来,添油加醋地勾勾画画,说苏轼很多诗词文章都带有反意。那些污蔑的奏表像雪片一样向神宗飞去,三人成虎,假的也成真的了。值得一提的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也是其中一员。更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们看不得这位远超他们之上的人好,也有人想趁此让自己名存史册。

        苏东坡就这样被人随意地糟蹋,而且这些是与他在文坛上的声望成正比的。确实,苏轼的名气太大了,树大招风也难免,只是这场风来得太猛突兀,太猛烈。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当时的苏轼正在承受着的,是他那名气带来的副产品。在这群小人的撺掇下,宋神宗糊里糊涂地判了苏东坡的罪。这就是中国那可笑的体制和可悲的人,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旧有。想想看,这群小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可爱而高贵的魅力,被恶臭无比的脏水玷污,而饱含冤屈被深深埋葬,中国古典文化史就因此成了一部辛酸史。纵观历史,文人们被小人所嫉恨,被帝王所不喜。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的浓浓的血雾。

        事情发生的时候,苏东坡并不在意,后来差人上门,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被押往监牢的途中,苏轼还想跳湖一了百了,他不想让亲人朋友受牵连。幸而苍天有眼,这位文坛巨子没有自杀成功,不然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就会少了许多要被背诵的诗词。

        经过各方面的博弈,苏东坡被流放黄州。就这样苏东坡带着官场和文坛给他泼的脏水,一步一趔趄地来到了黄州。昔日的朋友也都消失殆尽,唯一能陪伴他的,或许只有那丝丝的落寞吧。可能这时的他会去静下心思索吧,因为自己的几首诗,而落得这般田地,连累了亲人和朋友。此时的他也只能是心存芥蒂,少言时事。在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他怕吗?不,只是有些累了。回想这些年自己走过的路,比起一般人就过于平坦,名气也太旺了。当繁华落尽,留给自己的也只有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爱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好一个寂寞沙洲冷,那种落寞此刻正回荡在苏东坡的心中,出现在他的梦里。这样一个达观的人,被欺凌到这般田地,又能说什么呢?他开始自醒,反思自己这些年的种种。原来自己这些年来的所谓成就都是在炫耀无知,自己太浮躁了,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理应是不一样的。由此,苏东坡走向了一个新的境地,走向了成熟。一种淡然,从容,厚重,安然与大气。他便乐得自在,带着一家老小耕种于此,并常说他是陶潜的来生。不去谈这些观念,单论陶潜与苏苏东坡的性情,大部分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倘若苏东坡没有进入官场,或许又是一个陶潜了。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自我的一种突围,由此便出现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可见是黄州成就了苏轼,但苏轼又何尝没有成就黄州呢?

        苏轼在黄州落下脚以后,又有变动传来,他被调往汝州。新党的那些人,不希望苏东坡的生活那么惬意,总觉得应该让他在路上多走走。在去往汝州的途中,他和朝云的幼子夭折,加上旅途劳顿,苏东坡便上书留在了常州。常州风景优美,而且当地百姓也特别欢迎这位大诗人,加上远离官场,和苏轼此时的心境相符,苏轼便把常州当成了 自己的终老之地。

        而此时,相比常州的宁静,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却风起云涌。神宗驾崩,哲宗即位,新党下台,旧党得势,本来已倾心终老常州的苏轼又被调往京城。可因为苏轼的性格,旧党同样排挤他,他那正直与朝中的弯曲格格不入。他便请调杭州,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杭州,被称作天堂的地方。这段时间苏轼创造很少,他致力于自己的岗位,排涝、修堤、改善民生。直到他离开杭州还惦记着给百姓调粮,然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杭州。

      因为英宗皇后的庇护,苏东坡被调回京城。英宗皇后死后,苏东坡又被调往儋州。这时苏东坡已经是一位垂暮的老人了,流落他乡,幸而他的儿子一直陪伴着他。但边荒之地的生活又有多少快乐可言呢?万幸,此时的各路仇敌都已远去,神宗皇后又使他免与被流放。终于,在苏东坡最后的时间段恢复了自由。

        又过了两年,一代文坛翘楚——苏东坡卒于常  州。次年,子苏将苏轼的遗体带回郏城县。

        反观苏轼的一生,飘飘然若谪仙。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旷达乐观,自在悠然。他一改前人风气,开创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张力和影响力。他是喜欢诗这种文体的,但诗有时候不能承载他丰富的情感,他便以诗为词,将诗中的题序和典故用于词中,同时又在这些作品中又夹杂着上他的性情。我们感受到的苏轼便存在于这些作品中的。除了“千古风流人物”,这位大家依旧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些娟娟深情,读罢难免又有些许惆怅。或许文人最大的优势,也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更好表达在纸上吧。

        除了诗词,他的文章依旧透着遒劲。包含着他父亲的理性,同时又有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儒道。除此之外,又尽显真情。在被贬谪后,用台阁体与四八体写出的文章,同样让人读罢而产生共鸣。

再者是书法与美术。他的作品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我没什么鉴赏力,就不妄加评价了。

        还有就是苏东坡是一个美食家,虽然汪曾祺认为他关于美食的看法有些局限性。但这也恰恰说明了,苏东坡在那个时代还是很会吃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承载了太多,也遭受了太多,留给后人的,终归是一个梦罢了。

        最后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评判苏东坡吧,“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悯天人的道德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工程师,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请关注一下公众号,谢谢

2018-02-04
上一篇下一篇

猜你喜欢

热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