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25下:画家
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塔河-加格达奇 热
我们到达塔河火车站时，距开车时间仅剩十分钟了。川兄带我直奔售票窗口加塞儿。大兴安岭的人都很纯朴，没有人提出异议，售票员也很配合，替我随便编了一个身份证号，还没等我报上名字，票就已经递出来了，我刚走进车厢坐下，火车就开了，好悬。川兄这时间掐的，太有准了。
来去的票价是一样的。身份证号是随便写的，名字用n代替，是否意为“无名氏”？
这趟车有空调，乘客不多，安静舒适，不禁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那次浪漫之旅。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公差，去长春给排水设计院取水文地质勘测报告。那时，从塔河到加格达奇每天只有一趟绿皮火车，票很紧张。我求我的同事（参见《人生》）帮忙买票。他说正巧，他妹妹那天当班，我上车后可以找她给安排座位。他长得眉清目秀，玉树临风，他的妹妹自然是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她头戴超大的铁路大盖帽，身着贴身的铁路制服，靓丽的青春晃得我不敢直视她的面容。她让我坐进了她的乘务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不时进来陪我唠嗑。绿皮火车的噪音很大，喇叭里还不断重复播放《一路顺风》的歌曲（参见《绿皮火车》），即使把乘务室的门关上，她说的话我仍然听不太清楚。不过听不清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主要都是我在说，她只是天仙一般地微笑着看我，没怎么开口。我好像问过她能否让列车广播员别总放《一路顺风》，已经听得令人发疯了。她说那是自动播放的，她们天天听，早就充耳不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在铁路系统工作。唉，没处打听了，我的那位好同事多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室友在加格达奇出站口接我，并帮我找了个车站附近的旅馆，用他的身份证登了记。又请我到饭店吃晚饭。
室友的工作很忙，他现任林管局某局局长，正陪着北京部委来的领导检查工作兼观察北极光。现在是游客最多的时候，加上一波波的各地领导，所以我才无法买到空调快车的票。他最近一个月内，已经去漠河看了好几次北极光了。
他抱歉说，前天晚上他还在漠河呢，没能和好友们一起在加格达奇车站接我。我感谢他帮我联系了十八站的老同事们，感谢他加我到微信群里，还给我提供了那么多有关十八站的资料（参见《人生》）。
室友的身材依然很好，看起来跟三十年前没多大变化。显然是他坚持体育锻炼的结果。在造纸厂的平房宿舍里，我俩一起住在外屋（参见《宾馆》），他每天一大早就穿着运动服出去跑步，风雨无阻。冬天时，室外温度在零下四五十度，他依然无所畏惧，令我十分敬佩。他是个衣服架子，还喜欢穿正式的衣服，总是显得与众不同。他用第一次发的工资买了一件真皮夹克，花了三百多元。1986年，一般人的月工资还只有五六十元。而我们的工资很高，有各种名义的津贴和补助，但我都攒了起来，什么也舍不得买。说实话，他那件真皮夹克确实漂亮，柔软光滑，挺括闪亮，没有一点儿暇疵。他还经常给皮夹克打油，也就是用海绵蘸上夹克油一点一点地擦。当他打完夹克油后，宿舍里就会充满一种刺鼻的味道，呛得我脑仁子痛。
我俩正吃着，室友的夫人进来了。服务员过来给加了一套杯碗碟，她说不用了，她正在减肥健身，晚上不吃晚饭。像所有口口声声减肥的女性一样，她其实很苗条，没肥可减。她是我们造纸厂的第一位女大学生，负责基建工地。我离开十八站时，她安排木工为我做了一个巨大的木箱子，是用没有节子的六〇红松宽板打造的，木料比我箱子里面装的行李还值钱，箱子本身比我的行李还重。她说，姐不想送你本儿呀笔呀的，送你点儿木料留着结婚用吧。到哈尔滨后，我把箱子拆开，把木板堆放在研究生宿舍的床底下，三年换了三次宿舍，搬了三次板子。留校后，搬到教工单身宿舍，单身四年，换了无数次房间与床位，搬了无数次板子。那些年，相亲屡试屡败，真想一辈子不结婚了。但是，想到为了搬这些板子所操的心和所费的力气，若是没有把它们派上用场，岂不是太不值当了。终于，那些被干燥窑干燥过的红松板又被自然干燥了七年之后，担负起了它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我根据这些板子的长度设计了一个多用途组合书柜，请好木匠打造出来，在新房里，兼具餐桌、写字台、微波炉架、碗柜、酒柜、饰物架、化妆台等多种功能，是我的合厨（两家共用一套两室无厅的房子）里最重要的家具，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可惜离开哈尔滨时，没能带来，现在不知所终。
吃完饭后，室友两口子领我去主管科长家。我先去了一家水果店，挑了一兜子水果。付钱时，老板不收银行卡，我把钱包里的现金全掏出来，只够买半兜儿的。
是我要求去主管科长家的。室友说主管科长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退休后，全靠后老伴和她的儿子照顾。而且他重听，唠嗑会很费劲。但是我坚持要去，我要跟他打听一个人。
主管科长的气色很好，嗓门很大，显示出他的身体状况不错，生活很幸福。室友说，主管科长的后老伴和她的儿子对他很尽心，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家庭关系非常融洽。她们娘俩住的是他的房子，花的是他的退休金，他的健康长寿，是全家人幸福生活的保证。
他的听力很不好，我必须把问题写在纸上。他说他不记得我是谁，因为我在十八站的时间太短，和他的工作接触不多。他也不记得萍是谁。
我又在纸上写到，萍不是你的侄女吗？她在咱们造纸厂的餐厅当帮厨兼服务员。
他说好像有那么个女孩，但那不是他的侄女，是负责审批林业造纸项目的某领导的亲戚，要求造纸厂给安排个工作。
这验证了我昨天在十八站打听到的结果，萍的名字是假的，姓也是假的，为了掩盖与审批领导的关系，萍被说成是主管科长的侄女。
晚上回到宾馆睡下，听见不断的汽车喇叭声以及火车的汽笛声，好像铁路就在耳旁，关紧窗户、拉上窗帘也没有用。大双人床上方的天棚里镶有一圈小彩灯，虽然不晃眼但是碍眼。这本是睡觉用的卧房，为什么要装修得像是卡拉OK的舞台一样呢？我找不到彩灯的开关，只得把电子房卡从取电插口里拔出来。所有的灯都灭了，小冰箱的嗡鸣声停了、浴室里的风扇也不响了，我一下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坠入时空隧道。
那时，我刚刚考完试回到十八站，发现我们的造纸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的综合楼彻底完工了（参见《宾馆》）。一楼的餐厅开业了，二楼的客房和单身职工宿舍可以入住了，三楼的办公室也配好办公桌椅了。领导们和大学生同事们全都在外地跑项目，只有我、招待所所长、以及招待所和餐厅的工作人员住在这幢新楼里。
没有领导让我负责任何项目，因为他们都认为我快要走了，尽管考试成绩还没出来，但他们好像比我还更有把握。我强烈要求承担些工作，我要对得起领导们对我的照顾，再说，万一我没考上呢，得为自己留点儿后路呀。
领导说，你考的是家具设计研究生，就帮着所长装修综合楼吧。
我设计了餐厅的接待柜台和酒吧台，还让木匠做了一块方形的小牌子，我用油漆写上“招待所”三个小字，挂在大门边上。又让木匠做了一块大牌匾，我写上“松雪餐厅”四个大字，挂在二楼小阳台的围栏上。
松雪餐厅的主要任务是招待领导视察及接待各种检查团，主厨是大兴安岭最好的厨师，被我们总经理给挖到了造纸厂。帮厨兼服务员的就是萍。
每当需要陪客吃饭时，所长都会叫我上桌。因为一个酒桌上，总得有个帮着夹菜倒酒陪喝的。我是在十八站驻守的唯一一个大学生，还有可能是十八站林业局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当年研究生还没有烂大街），不会降低客人的身份。那一段时间，我喝了很多酒，把一辈子该喝的酒都喝完了。
每陪吃一次，我就可以省一顿饭钱。我们内部职工在餐厅吃饭也是要收钱的，尽管价钱很便宜，我也舍不得花。有时所长没有通知我陪客，我也去餐厅转悠，见到机会就上。萍非常理解我，总是故意多摆一套杯碗碟，只要我上了桌，所长也就不说什么了。逐渐地，所长不需要再特意通知我陪客了。每次都是萍告诉我，说下顿饭有客人，先别着急自己买饭吃。
为了感谢萍，也是为了赖在餐厅里不走，我经常去后厨帮她洗菜，还帮她杀鸡。杀鸡是帮厨要为大厨做的份内事。杀鸡需要勇气、力气和技巧。那一段时间，我杀了无数只鸡，把一辈子该造的孽都造完了。餐厅也对外营业，有些客人喝高了时，开始对萍动手动脚，我就替她上菜、开酒瓶。开酒瓶是服务员要为客人做的份内事。开酒瓶需要力气、技巧和花式。那一段时间，我开了无数只酒瓶，把一辈子该开的酒瓶都开完了。
萍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紧挨着。萍的床在女职工宿舍一进门口的右侧，我的床在男职工宿舍一进门口的左侧，所以她的床和我的床也“紧挨”着，中间仅隔一道墙。那是一道非承重墙，较薄，不隔音，我甚至能听见她的床板响。原来，她是直接睡在床板上的，没有床垫子，因为她不属于编制内的职工，副科长在给新楼配置第一批生活物资时，没包括她。我就把我的床垫子送给她。反正我就要走了，同宿舍的其它三位大学生都在外面出差，我随便拽一个床垫子对付一阵就行了。
某天，所长在加格达奇的一家宾馆餐厅看见一幅山水画，觉得大气非凡。宾馆的人告诉他，画家是哈尔滨师大美术系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所长找到他，请他给我们松雪餐厅也画一幅。所长把三楼的会议室交给画家暂做画室，还配了一张床，让他吃住在楼里，安心作画。为了表示对画家的尊重，有问题及时解决，所长让我陪伴画家，包括陪吃。萍在餐厅一角专门为画家和我放了一个小圆桌，摆两套杯碗碟。
这样我一天三顿饭都有着落了，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攒了钱寄回家。那是我在大兴安岭最美好，最舒适的时光。唯一的问题是画家爱吃辣的，我也不得不跟着吃辣的，那一段时间，我吃了无数的辣椒，把一辈子该吃的辣椒都吃完了，脸上起了很多红包。萍就从厨房里拿黄瓜和西红柿给我吃，告诉我说，生吃这两样东西可以消除青春痘。
画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总也画不完。其实他作画速度很快，几天就完成一幅。但是所长的要求越来越多，餐厅里挂上画以后，效果非常好，他进而要把各个楼层的楼梯拐角处、走廊上、客房里面，都挂上画。他还把画家的画当作礼品，送给上级领导和项目审查团。
画家和我们楼里的职工都混熟了。夏天的十八站昼长夜短，我们年轻人晚上都在一楼收发室里闲聊，不到十二点以后不上楼睡觉。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谁见多识广就听谁聊。画家走南闯北、无所不知，给我们讲了很多新鲜事，别说服务员们和司机们没听说过，我这个大学毕业生也没听过。他还随着餐厅的大录音机连唱带跳地给我们表演迪斯科舞曲《路灯下的小姑娘》。他做的迪斯科动作可不仅仅是抡胳膊扭屁股，是带着花式的，我后悔上大学时怎么没去哈师大学几招，哈师大和林大的校园在同一条街上，走路仅需十几分钟。
《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那盏路灯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其他人听他讲完或看他跳完之后总不禁要问我：“你是大学生吗？”，“你也给我们讲点儿啥呗？”，“你会跳啥舞？”。
某夜，收发室的闲聊散场了，大家都上楼睡觉去了，萍和我走在最后。她手里还拿着一根黄瓜。到了二楼楼梯的拐角处，萍说：“吕哥，我要问你一件事，咱们到阳台上去说。”
那时的十八站还没有路灯，小小的阳台上也没有灯，但在白夜里，伸手可见五指，张口可见牙齿，萍那双明亮的眼睛也在闪着光。她咬了一口手里的黄瓜，顺手递给我。我接过黄瓜，掰成两截，把她咬过的那截还给她，她的目光暗淡下来，说，画家要和她好，她让我帮她拿个主意，因为她觉得画家不像个真大学生。她说自己配不上大学生，他不是真大学生反倒好，她只想让我探探他是否真的还没有对象。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