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〇〇：时势造英雄

《传习录》一〇〇：时势造英雄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悟’，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这里的“士德”指的是学者杨骥，字士德，杨骥一开始师从湛若水，后来追随王阳明，是王阳明心学在粤中地区的代表人物。这里的“文公”，指的是朱熹，朱熹去世后，谥号“文公”。

杨骥问：“‘格物’的学说，正像先生所教诲的，明白简易，人人都能懂。朱子聪明绝世，对于‘格物’反而有不清楚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

阳明先生说：“朱熹先生的精神气魄宏伟，早年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此一直在考据著述上用功。如果他早年先切合自身进行修养，自然就没有时间去考据著述了。等到德行盛大后，他果然开始忧虑于儒道的晦暗不明了。如果像孔子退而修订《六经》，删繁就简以开导启示后世学者一样，也就无须费工夫去考证了。早年朱熹著述了许多书，到了晚年才悔悟是颠倒了功夫。”

杨骥说：“朱熹晚年的悔悟，就像他自己说的‘一直以来在确定根本上的错误’，他又说‘虽读了很多书，对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却没有任何益处’，又说‘这些与死守书本，拘泥于言语文字，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悔悟从前用功着力点上的错误，才开始意识到切合自身进行修养的重要。”

阳明先生说：“是的。这就是朱子的过人之处。他气魄力量大，一旦悔悟就能够马上改变。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平日里许多错处都没来得及完全改正。”

后人狭隘地纠结于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的门户之见时，应该好好读读这则对话。一心向道时，自然无意“掐架”。有意“掐架”的往往都是无心向道者。朱熹才华横溢，以大气魄厘定自己继往开来的人生目标。王阳明聪明近鬼，少年时代便明确了“学为圣贤”的人生目标。对于两个有着近乎相同精神追求的人，怎么可能超越生死，没来由、无厘头地干学术上“掐架”的事情呢？阳明有知，定然是对朱子钦佩有加的；朱子再生，也一定会盛赞阳明在心学方面的开拓创新。

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确有不同的话，这个不同也必然是因为时代使然。朱子所处的时代，佛道盛行，儒学面临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时代问题。要重新发明儒学，包括朱熹在内的一代儒者不得不重回儒学经典著作，在经典著作的“考索著述”上下功夫，朱子下的是正本清源的功夫，所以，他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一代又一代朱熹那样的儒者的正本清源，圣学恐怕早就被佛道冲得七零八落，难以自立了。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才有了王阳明时代的“出入佛道，归本孔孟”。圣学体系的地位得以确立后，落在包括王阳明在内的新一代儒家学者肩上的使命为之一变——从正本清源转向学以致用。

朱熹的使命是正本清源，他便不得不在考索著述上下功夫；王阳明的使命是学以致用，于他而言，必得绕开考索著述，在以心体用上下功夫。使命一变，门径便有了王阳明所讲的“毫厘千里”之别。两个人同样都讲“格物”，门径却完全不同。朱熹讲“格物”，也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旨在通过不断穷究事物的分殊之理，逐渐领悟万事万物共有的一本之理。王阳明讲“格物”则变成了正事——王阳明认为一切物一旦和人发生关联就变成了事，所以，格物其实就是正自己内心处事之偏。事一旦正了，也就顺了，天理自然显现。

至于王阳明对朱子生平的评点，一定程度上是在比照孔子的一生。以孔子之尺度量朱子之短，正如他以精金斤两评点诸位圣人一般，孔子犹九千镒的话，还没有人厘定过朱子的分量。不拘多少，朱子和孔子总还是会有差别的。这一点差别大概便是孔子在“述而不作”上的坚持与朱子在“考索著述”上的着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