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13) 晕倒在北京 BY Sosisi
“神马东西”第230篇原创。抄袭太low，只做原创。
(图片来源:任曙林)
我是面对剧烈疼痛会晕倒的人。具体的症状和肥皂剧里女主妈妈发现女主逃婚的反应差不多：“她怎么了！跑了？！！欧，不～唔～～” 整个人两眼一抹黑，就瘫软倒下了。如果继续演，会有亲朋好友呼天抢地的围上来，掐人中，吹吹风，急救车呼啸而过之类的场面，简直是人间喜剧的高潮。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会晕倒是上小学三年级。那时候的北京跟现在的国情比起来，是非常不起眼儿的一个城市。从家到学校是可以靠走的，坐公共汽车也不过短短四五站。我们作为小学生，手里有大把大把的好时光，可以踏踏实实的等着挤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开走，再等下一辆，或者再下一辆。
从学校后门穿小胡同上新文化街，就能看见7路公共汽车从东向西缓慢行驶，如果车上人少，我们大队人马就会飞奔去下一站。感谢路上的红绿灯和下班的自行车流的阻拦，追上并且赶超公共汽车到达车站的可能性经常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在一个美好的午后，7路公共汽车正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冉冉出现时，我们几个女生连话都没说像年幼的野兽一样在路上狂奔起来，十块板砖一样沉的书包拍打着我们瘦弱的后背。我们步伐轻盈，欢声笑语，绕开所有树坑，自行车阵，白球鞋在田字格地砖上跺出灰尘。
跑过一辆在便道上趴着的白色轿车时，我鬼使神差的选择了绕到车的副驾一侧的线路。那时候我的词汇量还局限在“面的”和“夏利”以间，桑塔纳看起来不可一世。一晃神的功夫，我就踩在了地上的碎玻璃瓶子上。根据惯性，我继续贴地飞行了几步，然后喊住其他小兽，大家围拢过来，待我把玻璃茬子随便从绿色的鞋底里拔了出来。
白球鞋脱下来，粉色玻璃丝的袜子已经让鲜血印红了。右脚一道深深的口子，血还在流，大家这时候都傻眼了。
“我不疼。”我有点儿遗憾和歉意，这样肯定是追不上7路了。
没到10岁的一群小野兽们想都没想就制定了抢救计划－－背着我去找我爸。
我爸单位在公共汽车三站开外，我后来研究小野兽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去车站等车的话，我可能就会失血过多死了，电视里都是这样演的，必须得迅速找到家长！
丹丹背起了我就开跑，姚老师捏着我那只穿刺球鞋，还有人负责背我的10块板砖书包，其他小朋友各种扶着推着簇拥着，就这样看不清首尾、屁滚尿流的一团向前冲着。丹丹儿时的爆发力真是惊人，她和我当时都是舞蹈队的，都是棍儿状的女孩儿。这并不是想说我有多么轻，而是说，在我们从幼儿园以来长久的友谊中又一次证明了丫“北京妞儿急了，什么事儿都干的出来”。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同班的一个比丹丹高一头的男生叫梁云飞，班里的闹将，天天罚站老师找家长那种，偏偏特别喜欢招她。于是，我就有幸亲眼见丹丹过肩将其摔到在地，那个男生被摔倒在地以后，站起来愣了半天，有一种“这不是真的！”的感觉。
后来这男生我记得上了北大，好像还学得法律，我永远记得他被大背跨翻起来的那道弧线，和他惊愕的眼神。都说小学男生招谁就是喜欢谁，被喜欢的人在人来人往的楼道里摔飞是一种什么体验，只有这名叫梁云飞的小学生能够解答。
嗯，还在女力士身上的我让她慢点儿，不用跑，我应该不会因为失血过多而阵亡，谁埋怨了我脚真臭，我们笑着喘着一颠一颠地穿过当时的一五八中，现在的鲁迅中学，实际上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
我妈她们上中学时，这是全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叫女八中。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没落到生源靠“大波儿哄”的程度。其实这个学校的校门和教学楼是仿西方的民国风，鲁迅在这里教过书，写过《纪念刘和珍君》，刘和珍当然是京师女子师范的学生。京师女子师范第一任校长是杨荫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杨绛的三姑，《围城》里指不定就有她的影子。
鲁迅和他的好学生许广平当时很反对杨荫榆，觉得她很保守，一直闹到她下台。半年后刘和珍君们还是该立扑立扑在段政府门前，校长人已经去苏州了。后来杨荫榆死在家乡，是因为看不过日本人奸淫掳掠，抗议抗到日本人把她河边枪毙弃尸。文人们，在这拱门青石板廊子里骂来吵去，思来死去，而我就淌着一脚血，被背过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西城的学校，故事太多了，我们都傻傻分不清楚。
一五八除了漂亮的老楼，后面都是暴土扬烟的“操场”，其实就是工地。
丹丹背着我跑过长安街，跑过民族文化宫，然后就到了二龙路。我爸都没来得及认清这帮小泥猴子，她们就风卷残云的离去了。好像这事儿不存在过。谁也没有再提过。
我写了这么多年作文，从来没写过这一段：讲有一个下午，有一帮仗义的北京小妞儿，背着负伤的我，冒着枪林弹雨，翻山越岭，义无反顾来到根据地，见到了组织，连口水都没喝，就迎着晚霞离去了。
感觉姐儿几个胸前的红领巾都鲜艳出血了。
再说我晕倒这事儿。我因为脚上创口太大，所以必须打破伤风针，打在屁股上那种。我小时候打针无数，从来不哭也不觉得疼。所以毫无负担趴在病床上挨完针，提上裤子，出去拉爸爸的手，准备回家。在走到他面前的五步之间，开始耳鸣，两眼一抹黑，然后就倒下了。这是我爸第一次看见我晕倒，也是我有意识里第一次晕倒。
从此开始了我在北京各种公共场所晕倒的历史。高二的时候，在北京图书大厦感觉有点儿低血糖，我绕过两墙书终于找到还在看参考书的张大夫。
“我可能要晕倒。”然后我就瘫到在书架边的铁椅子上。
那时候的张大夫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医学知识，以为她最好的朋友心脏病爆发，急的大喊大叫。
我睁开眼的时候，已经在休息室里，张大夫泪眼朦胧，哭腔的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大家电视剧都没少看。
后来我还晕倒在公共汽车上一次，上了车就觉得有点儿低气压，依旧是低血糖的感觉。我就直接挤到售票员旁边说：“我低血糖，快晕倒了，您起来一下。”
售票员是个年轻男孩儿，看见我面无血色，哗一下就站了起来，我嗖一声就坐了下去，然后眼黑、耳鸣、瘫软。
一瞬间车厢里炸了锅，大家都问怎么了怎么了，
“她说她低血糖”
“谁有糖啊！”
“有手机么”
“赶紧给她家里打电话啊！”
以上顺序不分先后。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颗玉米味道的糖递进了我的嘴里。
“靠，玉米的，这是什么味儿啊？！”还在两眼冒金星的我，闭着眼痛苦的思考。
我虽然其他机能暂时休息了，但是味觉还在线上。实在太难吃了，我决定把它吐了。
“哎呀，她把糖吐了，再给她来一块儿！”黑暗中一个声音喊道。
靠，让我睁开眼，看看到底是tm谁！
是谁给我的糖！
但是我实在忍不住想笑。
在北京，我晕倒，永远有人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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