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往事】原来，文虎酱鸭是文虎娘烧制出来的——《虎斋》201

2018-09-07 本文已影响0人嘉兴往事

烟雨往事

原来，文虎酱鸭是文虎娘烧制出来的

——摊贩旧证里的人物故事

文/双溪

1950年代，厂商的营业执照，特别是小商小摊贩的营业证，简单，亲民。我在2016年出版的《图说东栅》中，收编有一组八份，1953年东栅业主的“贩摊营业证”和1952年，东栅小业主申请贩摊证的几十张“摊贩登记表”。不少翻阅此书的人惊叹：这是新中国嘉兴的第一期摊贩证呀！

摊贩营业证，全称“嘉兴县人民政府摊贩营业证”。它由一张纵17.3厘米、横16.2厘米的普通书写纸印刷而成。繁体字，竖排式，五项内容表格式的证书，时代格调，一目了然。更为醒目的是摊贩证的签发单位是县政府。可见当时的市场专业管理机构尚未成立。东栅镇时属塘汇区，故此证台头的“证”字下空格中用钢笔填写着“塘摊”的字样，而后是编号“字第”下加盖的编码印章。

小小纸片，承载了新中国百废待兴，开拓市场，扩大就业的一个个缩影。压在业主“派司照”（证件照）上和本证与存根骑缝间，有枚六厘米见方，占证书纸面近五分之一的“嘉兴县人民政府印”红色印章，烙下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嘉兴的商业、经营、市场等管理模式开始的印迹。这一个大印的证书，也许就是当年“最多跑一次”的产物。

本人收藏有1951年7月1日出台的《浙江省摊贩管理暂行管理办法》，它为当年城镇百姓就业，打开方便之门。摊贩，是市场拾遗补缺的行业。摊贩证中“营业种类”，五花八门，小吃、熟食、烟什、鞋匠、竹木、棕棚、磁器、糖色、水果等，凡南货、百货、酱酒、饭店等商店经营的，不经营的，有关百姓生计的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的商品种类，服务行当，应有尽有。

从一张张摊贩证和一份份摊贩登记表上褪色的“派司照”中，我看到了小镇上我所熟悉和不熟悉的邻居长辈就业时的容貌，想象着他们当年的家境和心态。其中朱文虎母亲王有宝的摊贩证，为我偏爱——它的“住址”栏中写着“东栅口77号”，这是我家的门牌！2000年，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我家老宅被拆迁了。这张摊贩旧证，留住了我的出生地，还有我和文虎在同一屋檐下成长的特殊符号。

1952年，王有宝携年幼的子女，从大桥乡杨家村迁居东栅镇，成了我家的房客，住到我家中厅的东楼。我们多了一位乡下来的小伙伴——文虎。虎头虎脑的他，只有3岁。为养家糊口，文虎娘做起糕团生意。她在中厅靠南天井的地方砌上了独眼灶台，支起了双推石磨，购置了锅盖蒸架……起早落夜地操持起糕点营生。说来也巧，文虎娘买糕点时，正逢上摊贩就业登记，于是就有了编号“0043”的这份摊贩营业证。

勤快的文虎娘，不但应时变换糕点品种，还代买山茹、芦粟（玉米）类的杂粮熟食。水乡人习惯家里养鸡养鸭。文虎娘在我家河埠养了几只鸭子。八月半，她杀了一只鸭子，到对门“吕美仁”老字号酱鸭店淘取酱鸭的烧制诀窍。精明的糕点手，无师自通，那酱鸭烧得像模像样。娘几个吃得津津有味，但又舍不得全部自己吃。于是，斩了半只，盛于盆子，放于骨牌凳上，摆到街边，竟然被卖掉了，换回了买米、油盐的钞票——这就是后来风靡省内外市场的“文虎酱鸭”的雏型。

1962年3月20日，四十五岁的王有宝带着十三岁的文虎，顶着“地主成分”的帽子，被下乡到东栅公社九曲大队王马浜生产队。相依为命的母子俩，在一日三餐，咸菜、腐乳、盐戳戳的日子里，酱鸭的美味，成了他们默默对视中的回忆……

去年9月21日，我在美国收到文虎的微信，说他从《图说东栅》中看到他娘那张1953年的摊贩执照，问我是从哪儿翻拍的？我告诉他是自己的收藏。文虎说，酱鸭厂在申报老字号，这张执照图片能不能提供？当他收到我通过QQ传过去的旧证影印件后，立刻回复：回国后，一道吃老酒。

常言道：“睹物思人”。虽“物是人非”，我却突然觉得文虎娘的摊贩证由文虎收藏更有意思，便决定将此证赠送予他。

“文虎酱鸭”老字号申报成功后，文虎收下我这件赠品时，就埋头端详起他娘的“派司照”。许久，他抬起头，缓缓地对我说：“巧官（笔者小名），我是第一次看到格张摊贩证格实物。那辰光，我娘蛮齐正（清秀）噢。”说着，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当他翻过夹子，看了旧证背面七条“摊贩遵守规则”后，捧着夹子，环顾办公室墙角堆放的各种荣誉证书，沉思片刻，轻声道：“格张证，我要传拨小宁（传给小孩）。”

《吴藕汀·药窗诗话》

文澜阁

山不连陵未免孤，

澄明水望数西湖。

文澜久日成空阁，

一石唯留书已无。

西湖孤山，“梅花屿介于两湖之间，四面岩峦，一无所丽，故曰孤也。……山麓多梅，为林和靖放鹤之地”。张岱云：“高洁韵同秋水，孤清操比寒梅。”山下离西湖一带，殊多胜迹。《清史稿》云：“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浙江文澜阁。”《清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秋，《四库全书》成。云：“乾隆三十七年，帝特诏开馆修《四库全书》。复征求天下书籍，以纪昀为总纂，体例及提要目录，皆其手定。……既成之后，先缮四份，特建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以资藏庋。……至是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多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因于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建文澜阁。命续缮三份，各领一份贮之，以便士子就近观摩誊录，嘉惠艺林，诚古今未有之盛轨也。”每部共有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书集成，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三万六千册。装潢用纸捻压钉，不用线穿，好似近来的平装书相仿。包背装式，分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遭太平天国兵祸，这书被劫，损失不少。后来由钱塘丁氏弟兄冒险收拾，所得约九千余册，为原书之十分之三四。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秋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几年间，丁氏补抄购配，合前存书，已有七八成了。本来《四库全书》之辑修，清廷哪里是为了保存古籍，嘉惠士子？实则是为了统制文化，摧残叛逆，与历次文字狱不无关联。所谓辑修，就是删改。所有对满清政权有一丝不利之言，尽行焚毁，消除后患。虽然保留了很多古籍，但也销毁了不少罕有的珍本。丁氏重抄之本，颇有未曾删改之书，足称善本。惜当时未曾把重抄之本，由何种版本抄来，注明来源，以致失去了考据的价值。倘使重新查考版本来源，作为引用之书，恐已无此人力可以挽回，这是莫大的憾事。故我说过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做学问之引经据典，一无用处，并不是夸大之论。

丁氏补抄都是私家藏原刻版本，与四库之本自有不同，殊为可贵。一九一二年，孤山浙江公立图书馆成立，把这部《四库全书》迁移新馆庋藏。从此，此书与阁分离了。又经过了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二年三次补抄，总算勉强成了全璧。不过民国时补抄都是北京文渊阁之本，并无多大意义，不过当它古董看待，尚有可说。我初次去文澜阁尚在幼年，阁书当已不在，唯有阁前水池之中，人称仙人峰的太湖石，巍然耸立，足可供游人赏玩。其他假山石与各处无二，一无罕见。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开过后，剩余展品移置文澜阁陈列，随后成立了西湖博物馆。

抗战时期，这部《四库全书》曾经移至内地避祸，胜利后才运回，仍庋藏于浙江图书馆，后来又移置在孤山之上的青白山居。乙未初秋，管理此书将近二十年的毛春翔先生因有事，无人替代，由我暂做管理人员十多天。时间虽短，但欣幸地和这《四库全书》有了一段因缘。丁酉冬，有任务在杭州，我曾经提出“阁书归阁”的建议，虽然有些人签名赞助，包括张宗祥、许钦文、夏定域、金天游、毛春翔诸先生，但不为占用者同意，因而没有成功，这也是意料中之事。

和朱竹垞太史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用原韵

清·程龙光

钓鳌矶畔扣鸣艚，

归去渔童桨自操。

三月桃花鱼跃浪，

齐看出网乱银刀。

（钓鳌矶，在南湖，明龚勉所筑。“出网乱银刀”句，见杜诗。）

杆头挂得卖鱼钱，

日日村醪沽上船。

野老不知渔父乐，

年年鱼税胜桑田。

惊残旅梦五更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