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16天《万章上 凡九章》9.9
《孟子》学习第116天《万章上 凡九章》9.9
原文阅读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字词注释
[1] 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成为秦国大夫，辅佐秦缪公成就霸业。鬻：卖。
[2] 垂棘之璧：垂棘出产的美玉。垂棘，晋国出产美玉的地方。屈产之乘：屈这个地方出产的良马。屈，晋国出产良马的地方。
[3] 假道：借道。
[4] 宫之奇：虞国大夫。
[5] 曾：竟然，居然。
[6] 有行：有所作为。
译文参考
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价钱把自己卖给了秦国养牲口的人，通过给人家放牛来接近秦缪公。’是真的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百里奚原来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产的美玉和屈地产的良马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当时宫之奇进谏劝阻虞公，百里奚却没有进谏。他知道虞公是不会听从劝阻的，就离开虞国去了秦国，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竟然不知道通过喂牛来接近秦缪公是十分污浊的行为，这样的人能说得上聪明吗？知道虞公不会听从劝阻就不进谏，这样的人能说他不聪明吗？知道虞公要亡国就提早离开，这样的人不能说是不聪明的。他在秦国被举用的时候，就知道秦缪公将有所作为而辅佐他，这样的人可以说他不聪明吗？做了秦国的卿相，使他的君王扬名于天下、流传于后世，不是贤能的人能够这样吗？把自己卖了来成全君王，乡下人中那些洁身自爱的尚且不会去做，难道说贤能的人会吗？”
核心内容解读
战国时期，关于百里奚"自卖为奴"以求仕的传闻在士人中间流传。万章向孟子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此引出了孟子对百里奚人生选择的深刻剖析。这段对话不仅澄清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更展现了儒家对士人出处进退之道的思考。
孟子断然否定了百里奚"自鬻"的说法，称之为"好事者为之"。在他看来，这种传闻根本不符合一个智者的行为逻辑。百里奚是虞国大夫，当晋国以美玉良马为诱饵向虞国借道伐虢时，他不同于宫之奇的直言进谏，而是选择了沉默。这不是因为他缺乏见识，而是他深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国君主贪图小利而缺乏远见，已经无法被言语打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强行进谏恰恰是明智的表现。
当百里奚预见到虞国将亡时，他选择了离开，前往秦国。此时他已七十高龄，却能在秦国得到举用，这绝非偶然。孟子指出，百里奚能够识别秦缪公是可与共事的明君，并最终成为其宰相，使秦国显名于天下，这正是大智慧的体现。一个真正的贤者，不会通过"自卖为奴"这种有损尊严的方式来求仕，因为"乡党自好者不为"——即使普通重视名誉的人也不会这样做，何况贤者？
孟子对百里奚的评价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表面的忠直或自我牺牲，而在于对时势的准确判断和对自身价值的恰当安放。百里奚的三重智慧值得我们深思：一是知道何时保持沉默；二是知道何时抽身离去；三是知道何处可以施展抱负。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远比一味地"死谏"或"自贱"更为珍贵。
在当代社会，我们同样面临着各种道德与现实的抉择。孟子的分析启示我们：智者的选择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对立，而是在复杂环境中寻找最有建设性的行动路径。保持原则与灵活应对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做对的事情。百里奚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不做什么与做什么同样重要，而离开一个没有希望的环境，可能正是为了在更适合的地方创造更大的价值。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之政治思想（二）（节选）
孟子谈天道，论心性，主张居仁由义，其重要目的就是推行理想的政治主张——王道。
战国大争之世，天下纷争，兵燹不止，百姓如倒悬。乱极思治，分久求合，天下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而战国诸侯也多有成就王业、一统天下的梦想，然而用何种方式统一天下，却众说纷纭，但最主要者无非两途，即霸道与王道。
霸道是春秋政治模式。春秋时，王室衰微，篡弑频仍，征伐不已；戎狄入侵，中原动荡；诸国争胜，大国争霸，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大国霸主。春秋霸主凭借强大实力，以尊王攘夷相标榜，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方面联合诸侯抗击夷狄；另一方面又与一些诸侯结成联盟，挥师征服其他诸侯；甚至连周王室内乱的解决都要取决春秋霸主的意愿。孔子认为春秋霸主的所作所为，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周王无力羁縻天下之时，春秋霸主“禁抑篡弑，裁制兼并”，抵御夷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饱经战乱的百姓有了难得喘息的机会，“盖霸政之作用在当封建制度已衰未溃之际，挟天子以令诸侯，于紊乱中维秩序”。春秋五霸仗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在不断征伐中完成了各自的霸业。“自从西周灭亡，王纲解纽，封建制度开始摇动。诸侯互相联合，互相兼并，列国间盟会朝聘和征伐的事天天不绝。”晋、楚是春秋时南北两大霸主，他们能够雄霸天下，就在于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因为“综观大国争霸的过程，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称霸，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其后盾，单靠军事力量维持不了长久的霸主地位。晋、楚……均统治地域广阔，有强大的人力、物力作依靠，这就是晋、楚成为春秋时代南北两大霸主的主要原因”。
战国时期，七雄争锋，以求统一天下，此时周天子权威尽失，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已不可能，但是在他们看来，春秋霸主的方式依然有效。秦惠王时，张仪、司马错二人有一场伐韩与伐蜀之争。张仪主张伐韩，司马错主张伐蜀，两人各陈其辞，但都向秦惠王保证，如此即可成就王业。张仪说：
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张仪认为韩国新城、宜阳临近周室，攻打新城、宜阳，一石二鸟，可以震慑周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指日可待，而蜀国不过是夷狄，且是蛮荒之地，伐之无任何收益，“去王业远矣”。司马错反驳张仪说：
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
司马错认为要成就王业，富国、强兵、博德是基础，那么就需开疆拓土，取他国财富充实自身，伐蜀，可以很容易达到这一目的，既可取其地以扩大秦国版图，也可以取其财以富秦国之民；而且蜀主暴虐，因此伐蜀还可以收到惩暴正乱之名，可谓一战而得地、财、名三利。张仪、司马错的分歧只在向哪个国家发兵，但向秦惠王宣扬的成就王业的方式并无实质不同，都是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武力兼并。在当时，这类观点很有市场，其他士人也多以此向诸侯进言。而在诸侯看来，这些主张也最切近现实，所以都愿意接受和采纳，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主张，“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张仪、司马错的“王业”实际是以霸道的方式完成天下统一。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周淑萍，中华书局，2020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