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佛教之佛教诞生

2017-12-14  本文已影响3人  佛天慈佑

凡有信仰的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神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个人的学养与个性;将决定个人的信仰品质,也会影响个人的宗教行为。

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大自然敬畏,又必要赖以生存,免不了对他盲拜。每个部落遇到的问题不同,但老人经历得多,自然会有经验,找出规律以应对困扰。这样经历久了,大家发现,似乎只要掌握规律,不仅可能规避风险,甚至可以加以利用以服务生产。有利可图,有例可寻,便导致形上化与人格化发展。

部落中有人带领族人,循着经验逃出险境,便导致大众对他的信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法老的国度,此后一系列神话,反映出大家放大了对他的信任,口耳相传以至于神话。包括中国古代禅师,用常人不及之手段,行破偶像、立法身之宗旨。但后人不免落入传统窠臼,成为新的造神。

人类对自然崇拜,经验越来越多,这就产生了专业。那些专业人士在部落间拥有话语权,掌握更多资源,成为统治阶级。人们不断与大自然抗衡,位格趋于接近;将人神格化的同时,也在对“神”人格化。老天爷是可以沟通的吗?掌握了话语权的人说,可以!

专业垄断,那就有设计传承制度的必要;资源掌控,那就有设计献祭制度的必要。一切社会制度都是源于此的。当一个部落,或部落间某个权势独大的时候,社会规则尚属简单。但人有贪私之欲,当有两股势力交集在一起的时候,便有抗衡的需要了。

有什么比神更具力量?便要争取人间总代理权。如何争?靠关系。若有人能直接与神对话,那他的地位便无可怀疑。所以最初出现的社会文明,神职是绝对权威。得罪武士,不过被他杀死;得罪老天爷,那是要灭族的。长此以往,阶级出现。

如今四大文明古国,最初都有神权统治的过程。除了自然神,另外设计出律法神,用以推广伦理与道德,作为世间王法的补充。被剥削阶级难免反抗,强权虽能镇压,但社会成本太大,甚或有失败的风险。不如用宗教手段,完善社会组织,让大家各安天命,各司其职。从内心深处听命于神(代言人),这样足以凝聚散乱的人心。发展生产,也使资源集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工具好用,毕竟双刃。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得心应手,难免蒙了良心,失去理智。为了获得更多享乐,商人用活人献祭,而且“祭品”必须贵族,这必然难得人心。人们选择宗教,拥有信仰,初衷是为更好得生活。若因此失了性命,便与愿违。当然,这种大规模活人献祭,本身也违反了控制社会成本的总原则。

周人就较聪明,用“天子”概念笼络人心。大家都是子民,而我作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代为统治国家。人们安居乐业,在合理范围内“纳税”,而我代表天神,自然要顾虑到大众的福祉。国是大的家,既然天爷、君父、臣子的位序是合理的,宗法制出现了。这一设计无疑是先进的(当时来看),使得黄河文明在此后的战争成为内部合法代理权之竞争。虽然也有死亡,但在文化上、道统上,成为一贯。此时的神性已经脱离位格,简直就是呼之欲出的“太上皇”。所以影响到如今华人的性格,与一神信仰的民族不同。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不断驱逐原民。他们带来拜火信仰,虽然神样子不同,但人性大同,社会形态也差不多。西方文化的神格也有发展,从最初的自然神,到保护以色列人的部落神,再到后来形上化的位格神。(否则如何吸引异族?)

外族不断进入南亚次大陆,受了殖民的福利,等到社会资源足够支撑起上层建筑,统治阶级(专业神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哲学与神学,这与希腊的情况很像。都吃饱了,便开始琢磨神。用吠陀经典记录历史,也夺得统治的合法性。种姓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唯一区别,在于“化外”之贱民阶级,他们得不到外族部落神的宠幸,从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被不断驱逐。

具有政经特权的婆罗门,为人们提供代祭服务,顺便垄断资源。他们血统纯正、传承文化、容貌端正、行止有节、智力发达。受“荣誉感”驱使,一部分人在完成了学习与服务之义务之后,开始专务修行。探求他们口中最高的真理,并争取与之交融,实现超人格的成就。

他们宣扬一切自大梵而来,必要与梵相应,这是人类在宗教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大梵的神格,类似造物主,只是所造的世界,与对世界的理解不同。西方一神教并未怀疑世间的真实性,而印度教的世界观则对现象世界怀疑。除此之外,神格没有不同。(与神同在和与神合一都是超验概念,无法置评。)

西方的一神观遇到许多问题。比如说全善与全能,那就要对世间的苦难负责。用三位一体与自由意旨说建立起来的基督(天主)信仰虽能勉强自圆,远不如印度教的哲思缜密。商羯罗大师的吠檀多不二论说,成为人类所能达到宗教与神学的顶峰。

那些被婆罗门政权驱逐的人们,学习婆罗门教中的专业“哲职”。不如婆罗门还要放弃社会角色,他们本来就在“正统”社会中没有身份,是天然的自由民。这些人被称为沙门,否定神权,反对祭祀,为人类之幸福努力,各自找寻解脱之道。

当时的印度早未统一,部落国家林立。有君主大国,也有共和小邦,佛陀就是其中一个小邦国的王储。受大国吞并的压力,家人对他期待很大,给了他极好的生活与优质的教育。希望他顺利接班,为国图强。

人算不如天算。大国吞并小邦,在那个时代成为一种趋势。佛陀生活在王室,不可能不听到些讯息。是否影响到后天性格养成?有两个线索可以参考。他在田间看到动物相食,感到人间的不幸(悲观);又在城外看到生老病死与修行人,因而引发出家之念。至于说,诞生时算命早有预测,家里努力让他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那是后来的说法了。

佛陀体格强壮,教育良好。出家后广泛接触沙门,认真学习。几乎全都学通,而且还有突破,成为宗教明星。再加上他本身又是刹帝利王族,自然成为沙门中的领袖。另外他辨证得扬弃了沙门主义学说,加以整合与亲身体验,终成一代宗师。

有人说佛陀自出生起,就直奔解脱而去,我觉得有点牵强。命运二字,投生在谁家是命,因为那无法改变;但后天养成却是运,一切大有可为。佛陀身上的担子很重,他深知在军事上抵御大国的可能性很低,唯有在思想上超过他们,以此阻挡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事后证明,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虽然佛陀取得了伟大的宗教成就,但家国被灭了。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说是得到“三明”,后又在鹿野苑说法。最初的教法应该比较纯粹,代表了佛教的精髓。如今能查到的资料是八正道、四谛说、五蕴说。八正道是行法,四谛说是纲领,五蕴说是解论。五蕴说的本质是沙门主义的“积集”说,这是佛陀对婆罗门教开的第一枪。

“积集”,是沙门对可验现象世界的分析,和现代科学很像,但并不相同。现代科学对物质分析,是要利用仪器的。而沙门时代的方法,大概很依赖主管体验。他们分析人生(宇宙)要素,大抵是心、色二元论的,是机械的“积集”说。

因为要满足轮回的看似“必要”的条件:灵魂。六师学说基本都有灵魂因素的保留,除了阿夷多。他立“五大”说:人死了,属于物质的,还归于地、水、火、风(四大);“诸根”──感觉与意识的根源,归于虚空。人的生死,不过是五大的集散。这是一种断见,类似如今的唯物观。

佛陀通过禅定,对这种理论检验。接受了聚集说,但并不认同阿夷多的断灭说。因为业报是必须成立的,否则失了根本;却又对灵魂说予以否认,因为那是婆罗门教的基础。如何将这些理论整合起来?佛陀说:证了就会知道。这等于没说。

“不断却不常,相续又不一”的说法是后来的。佛陀对许多问题并不回答,他立“十四无记”,以此作为僧团讨论佛法的“禁区”,从内部规避在形上问题上浪费时间。

可针对外部,佛也不说明清楚,导致日后成为为人诟病的一个点,也造成部派分裂的导火索。佛陀说:他教导的是实践经验,只能用以亲证。若流于思辨,必然偏向一边,那会遭到来自婆罗门与沙门的攻击与吞噬。难怪龙树与弥勒(无著)后来的救火之举。

其次,针对婆罗门至上的种姓说。既然神视人为不平等,便落入部落神。凡不被神高看一眼的人们,便有理由投向沙门阵营。既然你说你的神灵,他说他的神灵,反正都没见过;彼此的宗教导师们看起来都很自信,自然是谁更亲近就去找谁。

说到底,还是人性问题。人类创造宗教、信仰神明,无非是为趋吉避凶。你信婆罗门教,得到了好处,掌握社会资源,于我何干?我信婆罗门教又没有好处。且你说的死后回报,还是被你踩在脚下,还是不能翻身,那不如去信沙门了。

此外,还有一个隐情。婆罗门喜欢黄金与土地,而沙门往往只要一餐饮食,社会底层当然更喜欢后者了。另外,沙门说一切业力决定,那我又何必讨好婆罗门。大梵是人格还是位格?恐怕婆罗门自己都回答不好,因为高了没用,低了问题更大。

世界上的神论,大概就那么几种:专为我族提供服务的部落神,上升为不理人类的位格神,那是不具人格的(类似老子说的天道)。但这种神拜了没用,难免被许多人忽略。还有民俗信仰,比如各路解决实际问题的神灵,用谈判与贿赂手段,期待他的帮助。这就很像马仔,神格高不到哪去。因为常常听说,因为许愿不还遭到报复之类的说法,可见得格调不高。

插一句题外话。人性大同且神格相类,为什么现在诸大神教看起来互不相认呢?因为事关个人体验,自然无法取得共鸣与公评。且谁又愿意丢掉自己的奶酪,去吃别人的“祭余”呢?

佛陀作为沙门主义代表,虽然理论有“折中讨巧”的倾向,但依之实践的人,全都声称正确无误。佛陀是刹帝利阶级,在沙门阵营中算是“高级”,本身又是知名人士,且佛与诸大弟子的举止性格温良恭俭,自然足够吸引人。后出的佛法渲染了佛陀神性的一面,但这不是事实。现实生活中出现那么一个神相,很吓人。人为造神,必有阴谋。

最后,佛教扩充了世界观,与轮回观结合,针对吠陀神启。如果神仍有生死,只是福报较大,那又有什么值得讨好的呢?这是彻底颠覆婆罗门教的最后一击。因为众生平等,神失了神格,便与一切众生同一人格,使婆罗门的偶像崇拜之宣传无法为继。佛经中大大宣扬了作为婆罗门教崇拜对象——梵天的不断崇佛,使得佛教在理论上有了压过婆罗门教的趋势。

持中而论,佛陀的教法就宗教意义而言具积极意义。但就社会意义而言,却有颠覆阶级的隐患。在今天看来,阶级不是好事。但在古代社会,阶级代表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难怪了佛教在印度始终被当作另类,而被官方(婆罗门)所警惕。而且佛教传入中国,被儒家攻击,也大概是基础在这个点上。

佛教代表了沙门主义阵营,完全针对着婆罗门,互相抗衡。包括沙门主义内部还有异说,各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声音,彼此促进着发展。后期聪明的政治家(比如阿育王、唐王朝)利用了这一点,使其最终坐收鱼翁之利,终于巩固了皇权(压制神权)。

最后一个问题,佛陀观。若想象他是位格神,那就与一神教类似,便会遇到一个难题:既然佛陀拥有一切能力,为啥不拯救人类?还是要回到人格。佛陀首先是人,但除去了人性中的不良因素,仅此而已。至于后来的神格化,使得印度教找到突破口,直接将之“收购”,使得佛法在印度失去了与印度教抗衡的可能,终被吞噬也是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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