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22）
2011年6月14日
我回到了皂角乡下的学校。这一次是完全自愿，有些决然，有些愤懑，还有些仇恨。当我忽然出现在姨妈和姨爹面前时，他们多少有些吃惊——想必母亲告知他们太和镇小学不收留我的信件还在邮寄的路途中，而此前他们已经和我母亲商量决定让我回到太和念书。我永远感激我的姨妈和姨爹，他们再次宽厚地接纳了我。当然，我向他们讲述了为什么没能留在妈妈身边念书的原因，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表达应该是非常的清楚，毕竟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带着一丝被家乡老师粗暴拒绝的屈辱。
我还是回到原来的班级，那里有熟悉的同学，还有亲切慈爱的徐天琼老师，当秋天的“调羹树叶”簌簌飘落的时候，我渐渐忘却了在家乡小学遭遇的不愉快，也许是暂时的，但真的忘却了。我在暑假里描写那场洪水的作文被大姨爹拿到初中班去当了范文朗读，我不止一次地给同学讲述洪水肆虐的那三天里惊心动魄的经历，浑然不觉身处涪江下游的他们其实也同样经历过，可他们依旧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述。后来我想，这或许不是因为我讲得精彩，而是他们那时候根本没有在意洪水——皂角所处的地势很高，而且是农村，不会有数千人逃命的景象出现。
表哥念初三了，由于成绩很糟糕，依然隔三差五地被姨爹打骂，和以往不同的是，姨爹有时会让我“观刑”，末了还指着屋角的藤木拐杖说，如果考不上合一中，就等着吃拐杖。每当这时，我都吓得不行，恨不能训话早点结束。
大表姐和吴哥的爱情之花在几番波折之后终于绽放，其实，这得益于表哥。本来姨爹是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的，为此表姐心情极坏，而我也不时成为出气筒。大表姐也曾让我的母亲出面劝姨爹，但是效果并不好。转折是因为八零年冬天表哥突发疾病被送到城里，而吴家在此刻承担了所有照料责任，这让姨爹十分感动，或许更重要的是，聪明的姨爹通过这件事改变了某些刻板的看法，总之，我们这个大家族小一辈中最伟大的爱情就在千回百折中诞生了。我获得的最大好处并不是吴哥每次从城里来都会带来好吃的，也不是他总带我去他插队时的知青朋友那里钓鱼，而是大表姐开始对我和颜悦色起来，不再恐吓我等姨妈去铜溪区里开会时要“拾掇”我。爱情真的很神奇，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在心里感慨。
我的小学五年级就在这流淌的日子中如轻舟般划过。
在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我总在想，那时我们为什么不感觉到疲惫呢？同样有作业，做不了仍然要挨批评，老师也会拿着教鞭抽打，但我分明记得，那个时候书包很小很轻，就像我现在背的军绿挎包，里面就三本书，《语文》、《数学》、《自然》，几个作业本和一个文具盒。现在回想，当年那些老师好多都不是师范生，很多老师也不懂得什么教学新理念，也没听说什么课改，更没听说什么密卷啊冲刺卷啊宝典啊金钥匙啊等等，有的就是钢板刻蜡纸，那还算是稀有品，更多的时候就是在黑板上抄写题目，而这些题目是老师自己编的……那时上课好轻松，成绩好一点就不会被留下补课。放学后，我们可以尽情的玩耍，可以去公社礼堂外的树林里掏鸟蛋，可以去红光三队的保管室外嬉闹，去冬水田里摸蚌壳。每个星期六下午第二节课，是班队活动，这是最值得期待的，徐老师会给我们读故事，那些选自《三言两拍》的故事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而没有人来指责是否就是糟粕，是否荼毒了儿童，而那些故事至今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不知是因为长大了一些，还是因为觉得小学只剩下最后一年，我对母亲的思念减少了许多，偶尔想起，也会安慰自己：过了这一年，我就可以回到小镇的中学念书了。周末的时候，我依然会跟着表姐去合川城里，有时去营盘街曹婆婆那里，有时则呆在吴哥家。和以前不同的是，以前去城里要走十多里路，还得等渡船过河，而现在不用了，有了小火轮，一直从沙湾到小南门码头。表姐往往要星期一早上才回学校，而我有时在星期天下午则一个人独自从小南门码头上船回皂角，不用买票，好多乡民都认识我，我随便跟着一个人就成，下了船就直接回学校。那时，姨妈姨爹怎么就没像现在这些家长那样担心过我呢？不是他们不关心我，而是他们相信孩子，为什么那时的成人敢于相信，敢于放胆让孩子独自行动？对照现在，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年，我过得很快乐，并没有临近小学毕业的紧张，我甚至巴不得快快毕业，那样，我就可以和母亲、弟弟在一起了。不经意间，我会有一丝担忧，我的眼睛——中学老师会拒绝我吗？很快，这些闪过的念头会被乡间的清新空气稀释，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不得不承认，对眼睛的忧虑在增加，偶尔，会在很开心时忽然沉默，悄悄的，无人知晓。
我已经不记得我小学的最后一年的春暖花开，只感觉一忽儿就过去了，当1982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十岁的我即将面对人生的第一个路口。
毕业考试如期而至。除了监考老师是从村小交换来的外，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虽然我已经无法确切地记得那一天究竟是1982年的几月几日，但考试中有一个情景是被我一直记得的。下午考试数学，我很快就做完了题目，我甚至在盘算要不要早点交卷然后赶到江边去坐船到合川城里，这样我就可以在第二天乘车回到家里。然而，姨爹交代过，做完要仔细检查，绝不能提前交卷，即使交了卷子也不会允许我当天离开皂角。我开始百无聊赖地咬着笔杆，等待着考试结束，这和现在好多孩子在考试答完题后的表现是一样的，恰似歌里唱的“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快乐的童年”。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监考老师好几次在我旁边转悠，翻看我的试卷，后来，他干脆在我课桌旁停了下来。我抬头看他，他竟然也盯着我，脸色很古怪。我被他盯得不自在，只好埋头装模作样瞧试卷。可老师依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忽然感到有些不安，我可没有看别人的，就算别人给我看我也瞧不见啊，就这么想着，忽然听到他一声轻叹，然后，我看到他的用手指轻轻敲打我的课桌，一个低沉的声音：“仔细检查！”那一刻，我很强烈地意识到，老师在提醒我什么，一定是有题做错了。在又一遍检查后，我发现果然有一道应用题做错了，赶紧改正了过来。这个场景后来被姨爹姨妈多次提及，成为我不够细心的佐证。而关于这个场景的所有细节，姨爹仿佛早就知道。我相信姨妈姨爹的正直，以他们的身份绝对不会去和监考老师打什么招呼，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来自村小的老师认识我。事实确实如我当时的推断，由于姨妈是事务教师，这个监考老师每个月会到姨妈这里领工资，也就知道了我。据后来姨爹说，这个老师看到我做错了一道应用题浑然不知，忍不住就提醒了。实话说，以今天我的认识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甚至就在当年，我知道原委后也并未因此心存感激，反倒是有些不自在，我想，这应该算是最纯洁的羞耻心吧。
考试分数是姨妈来信告诉的，那时我已经回到小镇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没有作业的暑假。姨妈随信寄来了合川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上面有我的考试分数，很险！刚好比录取线高一分。我也想过要是没有那位老师的提醒，我是不会被合一中录取的，但我真的无法感激，甚至在街坊邻居的赞扬和羡慕中我感到羞愧与不安。有时我在想，后来我在师范学校教书时监考尤其严格，对待作弊学生尤其严厉或许就是这个潜在的意识的引导罢。
合川一中是当时全县最好的中学，属于四川省重点中学，乡镇学生能考上这所学校简直无比荣耀。母亲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很快，父亲得到消息，特意把探亲假安排在了这个假期，一家人团聚了。按照父亲的意思，他要利用这个暑假教我游泳，在他朴素的想法中，小镇紧邻涪江，每年都有孩子不慎溺水死亡，学游泳是为了必要时自救。父亲回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帮助解决我们家族老屋的归属问题。那一年，真是很奇怪，被贫下中农瓜分的老屋注定要回到母亲几姊妹手中，听大人们说叫做“落实政策”。关于老屋的事，足以写一本书。我听母亲讲过很多，当时似懂非懂的，但有一点，我实在不喜欢住在我家后面的那个姓周的残废军人一家，尤其是他的老婆，蛮横无理，在小镇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水打棒”。她总是以自己成份好而趾高气扬，一副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嘴脸。所以，当我听母亲说，政府将归还我家老屋的时候，我就明白，母亲一定会让他们搬走的。好吧，老屋的事先搁这儿，父母现在迫切需要做决定的是究竟让我在哪里念初中的问题。
据我所知道的，母亲和父亲进行了长时间的权衡，他们还征求了姨妈和姨爹的意见，总之，最后做了一个令左邻右舍都十分不解的决定，让我放弃到合川一中念书，而是回到家乡的太和中学念初中。当然，对这个决定我是非常乐意的。母亲的理由很简单，说我当时的身高还没有饭甑子高，年龄又太小，如果让我去住读， 孤身一人也没有人能照看，可能对学习和成长都不利。这个理由也得到父亲的首肯。事实上，在后来，我明显感觉到，母亲对当初从我六岁起就把我送到皂角乡下念书感觉是歉疚的。感谢母亲的决定，虽然我放弃了就读重点中学的机会，却回到了温暖的家。
回想起来，在皂角念书那些年，虽然姨爹姨妈把我视如己出，可是，毕竟没有父母在身边，滋味并不好受，甚至在心理上都或多或少有些阴霾存在。写到这里，我觉得当年的我实际上和现在的留守儿童差不多，于是，我能够理解现在的留守儿童的心底那份对父母温情的渴望，那不是某个代理家长或者是政府逢年过节组织的慰问能够满足的，亲子依恋被人为阻隔产生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到我们无法真正地估量其后果。
由于我已经被合一中录取，在程序上家乡的中学无法录取我。在和太和中学李文超校长交涉后，姨妈把我带到教育局，办理了转学手续，从此，我成了太和中学的一名学生，在这个暑假之后，我的中学时代将拉开帷幕，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我有些迷茫，有些憧憬。
1982年的这个暑假，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或许这是因为我刻意回避了在即将开始的初中生活中将不会再有老师对我视力低下进行“照顾”的事实而产生了记忆的压抑——有一种担忧挥之不去却无法说出。街坊邻居在教育自家孩子时对我的夸赞并不能够使我感到有多么快乐，真正让我感到愉快的是我再也不用离开母亲到异乡念书了，至于放弃就读重点中学不仅没有成为心中的遗憾，反而让我隐隐感到骄傲，我甚至不无自信地对母亲说，哪里都能学好，这让父亲和母亲感到无比欣慰，毕竟太多的人对他们的决定感到不解。
因为老屋落实政策的事，父亲和大姨爹，以及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为重庆大学建筑学院）教书的表叔都忙着和从前的住户谈判。谈判的对象主要是住在我家后面的那个残废军人，他们不愿意搬走。而按照落实政策的要求，他们占有的房屋将不再属于他们，我们必须收回外祖父留下的老屋。在当时，这个谈判过程应该是十分艰苦。毕竟那个年代依然徘徊着成分论的阴影，在姓周的残废军人和他那贫下中农老婆眼里，这是地主阶级余孽赤裸裸的反攻倒算。我常常看见父亲挑灯夜战写协议，不断地修改，和姨爹表叔不断地商量对策，不断写信给在资中通信信号工厂工作的舅舅谈事情进展。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竟然不自觉地知道了协议的大致写法，记得了父亲所写协议的内容，以至于在长辈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插嘴，这并不会受到呵斥，反而能获得大姨爹宽容的赞许，尽管我的那些话肯定十分幼稚可笑。
一个暑假在燠热和折腾中过去，老屋的归属终于在强大的政策下尘埃落定。我们收回了外祖父留下的曾经被瓜分的老屋，表叔也收回了外祖母的父亲留下的房产——由于那里成了小镇的医院无法搬出，政府以补偿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家老屋的原住户除了残废军人一家搬出外，街面的冯姨、跛脚邹姨两户继续以租赁的方式居住，而腾出来的房屋将作为大姨妈和姨爹退休后回到小镇定居的住所。我不止一次听母亲说起并且见过残废军人俩口子的跋扈与嚣张，我也能够感受到我家和跛脚邹姨、冯姨两家在一个天井下的融洽，我曾私下认为在赶走残废军人一家的过程中，父母都带有明显的复仇意识，而后来母亲也毫不讳言这个原因。
历史的纠结在一番折腾后终于厘清，母亲几姊妹成为了老屋真正的主人，她们商量好待到春节再由舅舅来决定如何对老屋进行分配，毕竟舅舅是外祖父唯一的儿子。当这些事告一段落之后，这个暑假也近尾声。父亲除了偶尔带我到涪江边扑腾过几次外，在这个暑假教会我游泳的想法并没有实现，他得返厂上班了。教大学的表叔也该回学院了，临走时，他不住夸我聪明，还鼓励我今后到他的学校读书。其实，我猜想那只是一句美好的话而已，他应该知道以我的视力是无法从事建筑的。他送给我一个巴掌大的收音机，在那时，这算是稀罕的了。我喜滋滋地在邻家小孩面前炫耀，让他们眼巴巴地看我摆弄，然后满足地看着他们艳羡的表情。有时，我还把废旧手电拆开来，把用来反射光线的“银碗”（我至今不知道那个零件应该叫做什么）的小孔塞上一个氯霉素眼药水药瓶底部的橡胶塞，就像极了镇革委大门前的高音喇叭，我把它挂在门扣上，然后关上门，把小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模仿着小镇播音员刘阿姨的腔调：“太和镇广播要打烂，下面开始第一次播音”，任由门外一帮小孩瞅着我自制的“喇叭”傻乎乎地望着，这无疑是这个暑假里让我感到十分惬意的事。
母亲依然和姑婆干着放映电视的工作，但她们的生意已经大不入前。随着九月的临近，我离太和中学的大门越来越近了，有一闪而过的不安，隐约还有一丝无助的恐慌，未来对我还是一个谜，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依旧带着弟弟和街坊的小孩们一起玩耍，浑然不觉自己即将成为中学生。
1982年的暑假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了。有些忐忑，有些迷蒙，甚至有些懵懵懂懂，但这丝毫没有冲淡心里那份按捺不住的躁动，像是有一丝神秘的渴望在心底弥漫，虽然我不知道也未曾关心未来。倒是大姨爹不经意的一句“进了中学，若是旧时，你就算得是秀才了”的玩笑话让我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脯，似乎我真就成了秀才一般。
坐落在小镇东南新街尽头的那所中学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母亲曾经就读于那所学校，是这所学校五九级初中毕业生。在过去的若干个假期，我也曾和伙伴们一起到那所学校的附近玩耍，顺着它围墙外面的小路追逐奔跑。我并不关心围墙里面有些什么秘密，仿佛它和我没有半点关联。反倒是墙外那一大片田野让我着迷，田野里种着蔬菜、谷物，蜻蜓翻飞，蝴蝶嬉戏，蛙鸣阵阵，走过田间小径，脚边便不断有扑通声，那是青蛙被脚步惊吓跳进了田里。然而我从未想象过围墙里的景象，只是在路过它斑驳的略带欧陆风味的大门时能隐约感受到它的庄严，像极了大姨爹那张不怒而威的脸。学校大门就在小镇的新街上，门楣上写着“四川省合川县第四初级中学校”一串黑字，小镇人习惯称它为合四中，想必便是这个由来了。从前在它附近玩耍的那些印象里，那座大门似乎从未打开过，有时经过那里透过木栅门缝偶尔一瞥，除了寻常的菜地，并无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时，我不会想到我将从这座大门走进去，在这个比皂角小学大了许多的园子里度过我六年中学时光，那些点点滴滴会就此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于今日流诸笔端。
秋风渐起的时候，燠热仍旧在挣扎，心里的忐忑躁动和那一丝隐隐约约的神秘像是一股绳在牵动，我甚至不敢再去那所学校附近玩耍。多年以后，我依然对当时这样的心绪记忆犹新，却百思不得其解，只是在心里揣摩，或许是一种对新的环境产生的防御与退缩罢。我还不懂得调节，毕竟一个十岁孩童是无法做到心如止水般宁静面对即将到来的未知的学习生活的。或许我曾经安慰过自己，这种感觉并不确切，但有一点让我有确定的欣喜，那就是我不用再离开母亲去皂角念书了。我不知道母亲那时候心里的想法，但我确信母亲为我回到她身边念书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她早已把我的书包文具和学费准备妥当，甚至还托人到乡下替我编了两个小箢篼——录取通知书上要求的自带箩筐箢篼锄头等劳动工具，剩下的便是等待着开学，等待即将到来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