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2.17：知之为知之则诚，不知为不知方敬

「为政篇第二」17

【原文】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译文】

孔子说：“子路，我教你的都知道了吗？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正确态度）。”

【注释】

1、“由”：

姓仲名由（前542年―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小孔子九岁，先孔子一年去世。长期追随孔子，为孔门十哲之一。

子路以政事见称，事亲至孝，为人果烈刚勇，直爽守信，忠于职守，颇多才艺，曾跟随并护卫孔子周游列国。

子路出身贫微，拜入孔门之前曾藐视、冒犯孔子，后经孔子引导而拜入门下。

子路为人虽伉直鲁莽，但勇于改正错误，深得孔子器重。

子路很敬爱孔子。“子疾病，子路请祷”。

但子路也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他就会直接提出来，从不隐瞒。其坦诚直言，是孔子的其他弟子所没有的。

2、“诲女知之乎”：

“诲”，晓教也，教而使人明白。

“女”同“汝”。

“知”这里意为知道、明白。

这一句也有其它断句方式和相应的解释，因非本章重点，故存疑不论。

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知”在这里都是“知道”之意。这一句是本章重点，各家的解释相差不大。

4、“是知也”：

“知”在此处引申为“求知”。也有认为此处的知，通“智”。但这一句非本章重点，故存疑不论。

【评析】

据《世纪·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后虽拜入孔子门下，受孔子教诲，但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好学”这方面，恐怕还是差强人意。子路曾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孔子常常告诫子路“不好学”的各种弊端。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因为子路不甚好学，所以孔子大概就总得提点子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实事求是。这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也许是出于虚荣，也许是因为自大，也许只是因为心理上的自我防卫机制，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的已知，而掩饰甚至无视自己的无知。为政者因为手握权柄，受人尊崇，往往更容易表现出类似的心态。有一个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看画展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曾观看绘画和雕塑作品展并发表了评论。著名画家鲍利斯·朱托夫斯基当年在场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当时，赫鲁晓夫把涅伊兹维斯特内伊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比这画得好”。

但是涅伊兹维斯特内伊恰好在场。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评价，马上直言相问：“您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话？”

他的话大大地触犯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即反驳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依照赫鲁晓夫的逻辑：一个人一旦走到了权力的顶峰，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了。这个逻辑的荒谬不言自明。如果只是这样做人、治学，那顶多是会失去几个朋友，或者学无所成而已。但若以此态度行事、为政，则必然会遭至重大的损失和失败。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所谓“敬事”，就是要慎重地对待和处理事务。但若对“事”缺乏客观理性的认知，“敬”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认知态度，实际上是“敬事”的前提。任何无视这一前提的行为，最终都会因为不能“敬事”而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

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不能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客观理性地认识国家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规律，不能以“敬事”的态度治国理政，盲目“大干快上”。其结果不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而且直接导致了死亡人数以千万计的“三年大饥荒”的发生。其教训可谓极其惨烈而沉痛。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仅是做人治学的正确姿势，更是行事为政的正确态度。其看似简单，实则难行。为政者尤当戒慎。

【案例】三门峡水库，成功还是败笔？

三门峡水库是黄河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7年4月13日正式开工建设。关于三门峡水库利弊的争论从设计之初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农村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得到了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八百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这就使得三门峡工程成败所背负的政治意义更加沉重。

整个三门峡工程在当时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于现在的数千亿），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决策者的决策并非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它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所以造成严重后果的泥沙问题当时被他们忽视了。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就曾承认：“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

而在决策过程中，对反对意见的漠视也值得人们深思。当时陕西和山西两省都有人反对修建，在专家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意见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

说到反对意见，就不能不说说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在此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父亲——黄炎培。

一、黄炎培与“窑洞对”：

黄炎培（1878年－1965年），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民国之后，黄炎培曾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有不肯当官的美名。黄炎培在创办教育期间，面对各方资助，清廉自守，后来黄不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

1949年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黄炎培最著名的轶事是1945年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的“窑洞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等一行六人抵达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王朝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没有谁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时，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从延安访问回到重庆后，黄炎培用半月时间写完并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其中便记述了这段对话。该书初版2万册，几日内便销售一空。书中盛赞共产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形势，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黄万里为何会成为水利专家？

黄万里（1911年—2001年），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曾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黄万里一生主要反对过两项水利工程，一是三门峡工程，另外是三峡工程。

黄万里之所以会学习水利，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最缺乏水文人才。搞水利只会工程而不懂水文，就相当于只会造坝，却不知该把坝造在什么地方。尤其是1931年，长江发生水患，水淹武汉三镇100天；随后的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连绵的水患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这使年轻的黄万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黄万里因此决定赴美学习水文学，立志解决中国的水患问题，以此报效国家和人民。

1934年，黄万里参加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此后三年，黄万里先后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和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还同时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期间，黄万里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在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之后，黄万里坐船考察了整条河流，直至出海口。这些经历使黄万里眼界大开，并对治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线程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在学科领先地位。

1937年春天，黄万里学成回国。

三、黄万里为什么要反对三门峡建坝？

早在1955年，由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就遭到了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的反对。

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与会专家70人，只有黄万里孤身反对建坝。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万里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在黄万里看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携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强制上马，必将淤坏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重视。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的不只黄万里一个人。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他这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良知和勇气。

四、黄万里的坚持：

1955年7月，《黄河规划》在全国人大决议通过。黄万里没有气馁，而是多次上书，力陈不能盲目相信苏联专家意见的理由。

此后，黄万里在各种关于黄河的重要争论中，都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反对在三门峡修建水坝。

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太敢讲话了，起码是不太敢和中央已经做出的决定有对立。所以很多人都是随声附和，最多是不说话。其实当时真正有点专业水平的人，都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黄万里却不是这样，他有很强烈的公民意识。他说我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我知道而不去讲，我就是失职，我就是不爱国。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裹挟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眼见三门峡工程上马已成定局，此时的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最后提出一条建议，就是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备今后冲刷泥沙的不时之需。这最后这一条建议终于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当时修坝的时候有12个导流底孔，黄万里说，最低限度要留6个导流底孔，以便将来排沙之用。

五、三门峡建坝的后果：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黄万里当年的谏言一一变为事实。

眼见情况紧急，需要打开导流底孔排沙。然而当年由黄万里提议、大会一致通过的、在大坝下保留排沙洞的决议，却在施工过程中，被工程人员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全部堵死了。

无奈之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1966年和1969年两次改建，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

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机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装机总容量为25万千瓦。之后再经改装，装机总容量为40万千瓦，但一直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从投资的角度讲，能有多大经济效益？

但是，光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就是每个1000万元（当时一斤白面的价格是0.18元）。更重要的是，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其所造成的后果即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损，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29亿元！

六、黄万里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召开。就在会议激烈争辩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起因是黄万里刊登于《人民日报》上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

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右派。随后在社会各界的批判声中，黄万里被召回了清华大学。至此14天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黄万里只参加了7天。

3000余字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了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中，跟着高唱“黄河清”的现象，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很不高兴地对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说：《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1958年，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家中闲赋。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子女的升学也受到影响。

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

七、后续：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当建设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

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2018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中共高层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存在诸多问题，引起巨大反响。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这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官方已无法掩盖，而部份官员和专家主动提出来，是不想在将来背黑锅。

2018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再次遭遇50年罕见大旱，降水量同比减少40%至60%，各主要江河蓄水较同期少一至七成，鄱阳湖面积比去年缩减90%，湖底成驾校场地；洪泽湖降至死水位；洪湖无法行船，最深仅30厘米；洞庭湖干涸；太湖水位历史新低……

据透露，全国耕地受旱面积达9,892万亩，有497万人、342万头牲畜因为大旱饮水困难，再次引发对“三峡大坝惹灾”的热议。

从三峡大坝2006年建成蓄水以来，长江沿岸极端气候频发。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干旱，一年比一年严重，就长江重庆段，2006年曾出现130多年来最低水位。2007年底更为严重。2008年枯水期比2007年提前1个多月。2009年开始的大旱，一直延续到2010年。

而2017年汛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的大洪水，之后几乎成了全国范围的灾害，堪比1998年大洪水。

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三峡工程引发了长江中下游的旱情，长江水利委员会也多次表示“与三峡工程无关”，但很多学者认为，建设大水利工程，对于库区的气温和湿度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令气候更加趋于极端化，“防洪和抗旱的压力都会加大，出现旱情的时候会更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