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8日读书笔记

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2204小时，第2135日

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自 18 世纪 40 年代始，翰林院和礼部的官员开始质疑自明初以来就固化下来的科举科目，并提起了一连串的改革动议。

专心读书将取代应试技巧，再次成为生员们科举成功的关键，这种科举策略会选拔出更多具备实务知识的进士、举人。

在刁包看来，八股文这种文体浪费了数十代人的才华。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它们的写作立场是基于四书五经的正统教化，但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四书五经之亡，八股亡之也”。刁包认为，有“真学”才能有“真文章”。没有“真文章”，四书五经中的“真经济”也就没有了，只剩下一堆与实际社会情状无关的花样文章。而刁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八股文完全逐出科举选拔考试的体系，转而强调四书五经中的“真学”。

清初数十年间，士大夫们在私人撰述中所表达出的对八股文的反感可谓毫不遮掩。诸如吕留良、陆陇其和刘献廷（ 1648—1695 ）这样的清初文士，都对明初时期的科举政策持反对、抨击的立场，而这种思潮在 18 世纪末又卷土重来。

清初江浙一带和台湾仍存在反清复明的政治、军事力量，很多反对改革者都将科举改革视作清朝征服精英们对长期以来占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背叛。辅政大臣鳌拜其实是听取了很多礼部汉人官员的意见，这些礼部官员往往是诸如顾炎武、黄宗羲、魏禧等明代遗民在朝中的耳目。但在科举改革加剧了反清复明运动的政治舆论作用下，支持改革的汉人士大夫们的意见也变得不重要了。赞成科举改革的想法在文士群体中确实不占主流，而年轻的康熙帝也希望尽快安抚大多数汉人的情绪。

在翰林院的支持下，雍正帝还是成功地给新科进士们增加了一轮考试。 1723 年，翰林院开始举行朝考，这一考试只针对殿试中成绩最优的考生，考试将决定哪些考生可以进入翰林院。之前，少数精英进士被遴选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之后，才会进行考试。而从 1724 年直到清末，进士们必须经过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

雍正帝所确立的朝考形式成功地将翰林院重新定义成了一个提供文章写手的文学机构。翰林院开始变得以诗赋为重心，这无疑让人们想到了唐代的翰林院。

1744 年，当 1.3 万名考生参加南京的江南乡试时，考官们在命题时触及了科举改革的议题。在第三场考试的第五道策问题中，考官让考生讨论制艺文的历史演变，以及自明初以来制艺文在乡试、会试中的作用。事实上，考官们巧妙地利用了科场这一场合，以考试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搜集考生们对于考试形制的看法。这道题目就是让考生提纲挈领地阐述，自 1384 年明代首次科举考试以来科举的源流、得失。

1745 年乙丑科的状元钱维城在他的殿试策论中为他的观点披上了正统道学的外衣：“臣闻治天下以道，而道莫备于经古者。”钱在文章最后总结道，学问与修身是不分彼此的。所以选拔官员必须基于他们经术通晓的深浅。

1664 年想要废除八股文却最终失败的是满人辅政大臣鳌拜，而乾隆初年捍卫以八股文为核心的文章科举的是另一位满人大臣鄂尔泰。鄂尔泰取得了胜利。最终，科举形制在清帝国范围内大体以其原本的形态继续施行。

整个 18 世纪四五十年代，乾隆帝都试图让所有参与科举改革论争的朝臣们感到满意，但程朱理学的宋学派和考证学的汉学派之间的争论却越来越两极化。比如 18 世纪 30 年代末，乾隆帝对于重德行、轻文体的态度有所保留，他准许方苞编选刊印一部从明代到清初的关于四书的文章选集，作为可供考生参考的范文选本（参见第七章）。

科举制艺文章的转型从宋代开始，经由元代，最后到明初达到高峰，制艺文体风尚的转型跨越三代才终于完成，到了明初诗歌最终完全被排除出了科举考试形制。而清廷则非常缓慢，但也异常坚决地否定了很多元、明科举中的核心元素。

为了能更好地应试转型，考生们不得不记诵大量新知识，包括非常机械的诗歌格律、韵部，以及符合作诗法的种种规则，官方也为了考生们能够顺利应试，刊刻和发行了很多格律类的入门书。

1800 年，诗歌写作已经成为官学和私人书院中习以为常的学习科目。阮元 1801 年出任浙江巡抚时，在当时的汉学中心杭州创办了诂经精舍，精舍中包括“经古试”，要求学生写作宋代经义文和律诗。 19 世纪的地方考试中，官员和考生都习惯将制艺文和试帖诗称为“经古”、“童古”或是“生古”。

论考在 1784 年被再次取消，但 1785 年又再次复置，并且这门以《性理大全》为主要命题对象的考试被移到了第二场，紧接在五经文的考题之后。策问题仍然在最后一场，并且也依旧是最不重要的一门考试。

汪德铖还梳理了唐、宋两朝科举考试的经目数量，从“九经”到“十三经”，之后又细分成了“大经”和“小经”。接着汪德铖指出，明代将科举经目的数量限定在“五经”，并遵循前朝先例采取专经的考试政策。在结尾处，汪德铖肯定了清廷通五经的新的科举政策：“夫不通五经者决不能通一经，故专经之法非不善也。然而士子因陋就简，遂并其一经而失之，遂不得不以兼通之法补救其间。

虽然之后的嘉庆帝和道光帝（ 1820—1850 年在位）所统辖的清政府并未对科举科目再做更动，他们更多是将注意力放在科举的程序问题上，但 19 世纪初的文士们开始追念起乾隆朝科举改革时期人们对之前科举制不满的种种讨论（参见第四章）。如果说乾隆帝成功地顺应了时势，是以考查实学的科举改革来对抗强调八股文辞的制艺考试的话，他的继任者们则完全无法跟上时代。无论是嘉庆朝还是道光朝，都对科举选拔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特定的、科目之外的异常情况视若无睹，比如对经籍引文的选取，以及处理落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