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精神失败法”

眼看我的黑眼圈从眼睑下一公分宽扩展到两公分宽，估计再这样下去几天后的万圣节不用画装就能出门吓人了。终于，我放下一直高举的“以和为贵”大旗，召集老谷开了个家庭会议，商讨解决楼上噪音的方案。

最终达成两个方案，一文一武。所谓“文”就是给楼上那帮孙子写封信，让丫消停；“武”就是由老谷出面，敲开楼上孙子的门，让丫消停。我和老谷每人写了一封信，风格各异，不知道选哪封。我写那个很客气很诚恳，洋洋洒洒一页纸，有开头有落款；老谷写得干净利落——“半夜跑跳，死全家”。老谷觉得我那封太怂且话多，可能那帮孙子压根就看不明白，我觉得老谷那封不属于“文斗”范畴，最终还是拍板选了我写那个。半夜，偷偷跑楼上给贴到电梯口显眼处了。

回来后，继续听着楼上吱吱嘎嘎和砰砰梆梆，我俩大眼瞪小眼愣了半天，决定彩排一下“武斗”。老谷让我假装楼上那孙子，他撸起袖子卷到胳膊肘，佯装砸门，我佯装开门后，老谷扯着嗓子喊起来：“你们这帮王八犊子半夜三更不睡觉扯什么犊子，立马给老子鸟悄儿的，不然都给老子滚犊子。”我觉得气势很好，足以吓唬楼上那帮孙子，一遍过。于是我俩气势汹汹又冲到楼上，犹豫了半天，敲了那孙子家的门，男主人开门打量了我们一眼，我目光越过他身后看了一眼他家——一帮男女在喝酒、碰瓶子，一个熊孩子在他妈的纵容下推着椅子咚咚跑。老谷客气地跟男主人打招呼，面露难色：“兄弟，我们都睡着了被吵醒，不知道是楼上谁家……”那男人鼻子喷出一道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站在门外，听见里面的女主人大声说：“呦～住单元楼嫌吵，有本事住独栋别墅去呀。”老谷气结，想再敲门理论，我用残存的理智把老谷拉住了。

我和老谷总结了文武都没效果的原因——挠痒痒挠不到肉上，文斗那封信的落款若写上“市公安局局长某某某”或者写“安静一天奖励一万块”（不过我要真有这实力也用不着写信了），武斗的时候，敞开左青龙右白虎，带上二尺大砍刀……这些才会有效。苦口婆心的说教能让这孙子转性，他家祖坟早冒青烟了。

我很羡慕阿Q，他那套精神胜利法让他活得很自信。进入新时代，我总是自卑，仿佛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一个原因——我很无能。就像楼上那孙子的讥讽“没能力住别墅，就别嫌单元楼吵”；坐公交车被故意挤到一边，跟人理论,人家白你一眼“嫌挤开车呀，坐什么公交”；在小馆子里吃出苍蝇，跟人理论，人家说：“6块钱一碗的面，不吃滚蛋，有钱去高档餐厅，那里干净……”倒是应了那句“出了问题要从自身找原因”的精神纲领。

有人真的被这种“精神失败法”控制了，无法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就是“想开”，最终都落到一句“算了，谁让咱……”。“精神失败法”建立在“一切阻碍皆因你无能”的神逻辑上，这种结合了中国传统“自省”美德的打击力度很大，大到真的会让人怀疑人生。我不敢诉苦、不敢抱怨，连王小波都说“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慨。”我告诉别人我被折磨的很痛苦，就是在告诉别人，我很无能。“同情”不是纯粹的感情，在人类的逻辑中，“同情”一定掺杂了鄙夷和嘲讽，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说得就很赤裸了。

我的同学被派去搞扶贫了，他很痛苦，因为好像不管“输血”还是“造血”，那帮贫民门都蹲在墙角等着分钱、粮；我的痛苦跟他的痛苦很像，不论文斗、武斗，那帮孙子都在上游撒尿，哦，不对，是在楼上乱闹。我们尽了力了，最后，给我们定性一个“无能”也太让人失落了。

其实，如果把不能改变或影响他人行为也囊括在“无能”中，那我们的确是够无能。就像我和老谷事后的反思，如果我们有权、钱、暴力，那妥妥的就能影响那帮孙子。可是真这样的话，社会和文明到底进步在哪里，现代人又比以前的人进步在哪里？这种神逻辑是有害的，深层的毒害，毒害公民精神的养成、毒害社会契约的建立。“正道”不应来自外力的压制和对他人“能力”的服从，而是依赖规则和人们对“公民”身份的自觉认同和行为的自我约束。正如老子所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卢梭告诫过我们“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就如我写的那封啰啰嗦嗦的《致楼上友邻的一封信》，我只能以平等地位去提醒，我们享有《物权法》上的相邻权，他们有义务为了邻里居住约束自己的行为。的确没有用外力胁迫或利诱来得有用且立竿见影，却也只能如此。即使我有那个能力，随便使用以自便自利也是另外一种对公民精神的破坏。

我常常在上下班路上感慨城市变化之大，用日新月异形容也不为过，人人都紧追潮流，电子设备越来越高级、穿着越来越讲究，只是这“公民精神”却极为稀薄。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村比起，城市将人群密集化，新的组织形式要求新的个人道德，简言之就是“公民精神”，其核心是规则意识与自律，若没有这种内核的加持，整个城市再花哨也与“文明”相去甚远。

我总在想，这种个体的一致应当如何实现？至少从楼上邻居纵然孩子半夜扰民来看，依靠代际的教化是很难了。

曾留学德国的政治学博士吴强说过这样的事情：在德国的公车中部，也是停放婴儿车的位置，随着公车停靠上下，常能看到德国小孩和土耳其小孩、阿拉伯小孩以及非洲小孩共处平行的场景。然后，最经常发生的情形，就是这些外国小孩们在婴儿车里哇哇大哭，需要父母不停安抚，而德国小孩往往就和周边乘客一样安之若素，继续瞪大眼睛瞧着婴儿车顶的玩具。德国家庭的孩子也要忙于各种滑雪、舞蹈、钢琴课，还有额外的中文课，可是一年年就保持着安静、活泼、和教养，来自德国上流社会和半失业家庭的孩子们从气质和家庭抚养来看，几乎看不出阶级差别。这很令人震惊，如果公民精神可以内化为个体性格进行代际直接传递的话，公民精神缺失的遗憾就更深了一层。这事情似乎也打脸了两个很广泛的理由“他还是个孩子，懂什么”和“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毕竟是“精神失败法”的自我贬低。

龙应台曾写了文章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直指国人“认了”的精神失败法。我很生气，也不想“认了”，只是最终无济于事，还是会觉得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