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外漂泊的日子（4）

5月底，我的找工终于有起色了。面试的时候，台湾老板很随意地问：“家住哪儿？”“……”“哦，国民党大撤退的地方呀！”老板和善地说“是台湾的小弟弟。”又问：“Can you speak English?”“A little。”我心虚地答，“学过电脑吗？”“学过”。同样的心虚。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家乡令老板有了好奇之心，还是因为我的太过老实，总之，两天后，我被告知录用了。6月1日去报到，机器尚未开动，人员尚未到位，一拨七人的课长、组长级别的台湾人也都于当日到达。

接下来的日子，是对公司办公室、对车间的整理清扫，给地板上漆，扛货架，拖地板，……厂区很大，人却很少，尤其外地人更少，我很认真地干着那些本不是大学生干的事，因为我将有自己真正的工作了。

很快公司转入正轨，我分到采购部，兼电脑操作；我的上司有一个琼瑶式的名字——罗仪文，在台湾他是个电脑“大玩家”，来大陆的时候，正与一位女生打得火热，那女生也就一下子追到大陆来，做了财务组长。罗组长很实诚，不善言辞，女孩嘴不饶人，也雷厉风行。他们都是很好的年轻人，不拉架子，与人和善，女孩的声音特有“台湾风味”。后来，罗组长给我们这些“大陆妹”带回几双正宗台湾长筒丝袜，美得女孩直追着我们问：“满意不满意?瞧他心可真细。”不久，便听闻组长回台是请示双方父母，初定婚期的。

还有一个台湾人也赠过我礼物。他不带任何职位，是只做短期停留的八级电工，四十多岁，还是王老五。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很多台湾风土人情，而他是台湾版的“跳农门”典例，他台湾的老父老母盼他能早日结婚，生子……我们开玩笑让他找个大陆妹，他说那样的话要在台湾登记排队至少五年，多的甚至十年。他帮着我们一次次挡了中方代表的驾，也请我们吃过公司外面那个饮食店的大排面，只是没想到，回台以前，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支精美的圆珠笔，说是留作纪念。

还有一个课长，快六十岁了，路迢迢来大陆是为了两边拿薪，然后可以回台湾给大女儿买辆汽车。他的老婆正一心一意在台湾卖豆腐，因为除了大女儿，他们还有六个千金……

我第一天报到的时候，就认识了两个保安，一个叫小方，是个一眼看上去挺热心的人，嘻嘻哈哈，并不介意别人损他，后来知道他是辞了教师工作，丢下江西的老婆孩子来上海做保安的。

陈刚，重庆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冷”，冷得铁面无私，也是他把床板扛到了我们公寓式的宿舍里，还是一个“冷”字了得。怎都不曾想，他会是我这一段日子乃至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最不能忘怀的一位异性朋友……